苏联走近衰亡的勃列日涅夫时期

苏联走近衰亡的勃列日涅夫时期_纪念中国社会科学院建院三十周年学术论文集·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卷

苏联走近衰亡的勃列日涅夫时期

陆南泉

1991年苏联发生剧变以来，我国对苏联剧变原因的研究日益深入，出版了不少论著。但随着这一问题研究的深化就发现，对勃列日涅夫时期与苏联兴亡的关系的研究，远不如像研究斯大林时期、赫鲁晓夫时期与戈尔巴乔夫时期那么重视和深入，似乎这个时期与苏联社会主义兴亡关系不很密切。形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主要有两个:首先，长期以来，勃列日涅夫时期给人们的表象是稳定。曾有一个时期有些人认为，勃列日涅夫时期的改革是苏联历史上最为稳妥的改革。^[1]而人们没有看到，这种稳定在勃列日涅夫执政的相当一个时期里是意味着停滞。正如有人指出的:“勃列日涅夫提出‘稳定’的口号，成为稳定的化身和形象，如果我们把稳定理解为静止不动的话。”^[2]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人们也就忽略了这种稳定所掩盖的在当时苏联社会正在日益发展着的种种矛盾。从而，人们在研究苏联社会主义兴亡问题时，忽略了这一时期的重要性。之所以产生这种稳定的表象，与勃列日涅夫执政18年在苏联国内并没有发生历史性的重大事件有关，这个时期像一部平淡的历史剧，形不成高潮，不像斯大林时期那样，重大事件一个接一个，高潮迭起:从战时共产主义过渡到“新经济政策”、国家工业化、农业全盘集体化、伴随党内激烈的斗争而来的政治大清洗、肃反扩大化……一直到高度集权的斯大林体制模式的形成与发展，无不一一成为研究苏联社会主义兴亡的重要问题。也没有像赫鲁晓夫执政时期那样发生过在苏共二十大做震撼世界的大反斯大林个人迷信的秘密报告，进行过1957年的工业大改组，展开了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大讨论，他又是苏联历史上第一个改革者，还提出超美口号和埋葬资本主义的豪言壮语……至于戈尔巴乔夫时期，由于苏联的崩溃发生在他执政的年代，也就很自然地引起了极大的关注，对他提出的改革新思维，“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都成为学术界研究苏联社会主义兴亡问题的热点与争论的热门话题。长期来，勃列日涅夫时期呈现在人们面前稳定的表象，很容易使人忽视这一时期研究的重要性。其次，1991年年底苏联崩溃后，人们研究的重点自然放在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为什么亡了，要着力探索亡的深层原因。但在某个时期某些人更多看到的是，勃列日涅夫是兴盛的标志，这主要指的是:从60年代下半期苏联经济保持了较快的发展速度，到了70年代初苏联战略核武器达到与美国持平的水平，苏联已成为一个能与美国平起平坐的超级大国，与美国争霸，真是不可一世。所以，勃列日涅夫执政年代是“苏联综合国力最强大的鼎盛时期”。既然是“最强大的鼎盛时期”，那么在研究苏联衰亡问题时就容易忽略这个时期。至于这个“最强大的鼎盛时期”是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是不是社会主义制度所需要的，我们在下面将会谈及这个问题。

这里要指出的是，我们讲，研究勃列日涅夫时期对分析苏联社会主义兴亡具有重要意义，是因为这个时期在稳定这个表象掩盖下，苏联社会主义社会逐步积累了大量的社会、政治与经济问题，一步一步由停滞走向全面停滞的社会，极大地消耗了苏联的各种潜力，从而使勃列日涅夫执政年代对苏联走向衰亡有着重大影响。

如果以主要领导人来划分苏联历史发展阶段的话，如果把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短暂执政时期撇开不算，那么，勃列日涅夫时期是苏联解体前的最后一个历史时期。戈尔巴乔夫上台执政后，在对苏联国内情况进行分析之后，把勃列日涅夫执政的时期，概括为停滞时期，这是一个总体的评价。当时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雷日科夫在苏共中央六月全会（1987年）的报告中说:勃列日涅夫时期的改革，实际上是“惰性和停滞不前的力量当时占了上风，一切都回到了旧的轨道。”戈尔巴乔夫在1988年召开的苏共第19次代表会议上所作的报告中指出:“我们对过去那些年里的扭曲和停滞的深度和严重性估计不足。许多东西过去根本不知道，只有现在才看到，各经济领域的松松垮垮状况比原来估计的要严重。”在他的《改革与新思维》一书中还指出:“经济中的障碍和停滞现象不可能不反映在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消极现象严重地触动了社会领域。”^[3]把勃列日涅夫执政年代视为停滞时期，这一总体评价，在苏联和俄罗斯的领导到学术界较为一致。如阿尔巴托夫指出:“如果用很高的政治和经济标准来评价，那么我们可以认为从赫鲁晓夫下台到勃列日涅夫逝世的整个年代是停滞时期。在这些年内（这毕竟是18年），我国没有出现过沿着使我们的社会得到总的改善的道路前进的任何不可忘却的历史性里程碑。”^[4]当然由于勃列日涅夫执政时间长达18年，在这个18年中，有着错综复杂的情况，在各个阶段也有所区别。对此，阿尔巴托夫接着指出:“考虑到历史遗产的重负和斯大林专制年代形成的社会特点，而采用较为具体的标准来衡量，那么这18年就可能不是那么单一，不是那么全然灰暗无光。其中60年代下半期和70年代初期，开始在工业中实施某些改革，在农村贯彻某些重要决定，这是国民经济相当顺利发展的时期。”^[5]我以为，阿尔巴托夫上述两段话并不矛盾。如果从总的发展趋势看，如果把苏联作为一种社会主义制度的变迁的角度去分析，勃列日涅夫执政的18年，完全可以说是停滞和衰颓时期，僵化的保守的思想占统治地位，在很多方面“悄悄的重新斯大林主义化”。^[6]就是说，苏联作为一种社会主义制度并没有朝着进步与完善方向迈出大的步子，总体上讲，仍然是斯大林时期形成的那一套模式。应该指出，近来，我国内对勃列日涅夫时期的研究有了很大进展，如有些学术论著明确指出:在勃列日涅夫这18年中，“苏联积累了大量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导致国家政治生活和经济发展的全面停滞。从最近十多年来苏联和俄罗斯发表的许多材料来看，我们可以确定地说，勃列日涅夫年代是苏联走向衰亡的一个关键性的转折时期。”“它为以后苏联的解体准备了条件。”^[7]就是说，勃列日涅夫时期是以停滞和聚集危机因素并走近衰亡为主要特征的。这就抓住了这一时期的本质，从而也就找到了它在苏联历史上的确切定位。改革停滞是决定勃列日涅夫时期上述历史地位的根本性原因。

勃列日涅夫时期的政治体制，主导方面是恢复传统的斯大林时期的体制，是朝着进一步僵化和极权化方向发展。可以说，在这一领域谈不上改革。如以赫鲁晓夫时期为起点并进行比较，在不少方面出现了倒退，这突出表现在:

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大大发展；个人集权加强，独断专制现象严重；个人崇拜盛行，干部领导终身制的恢复；等等。

勃列日涅夫时期的经济体制改革，基本上是原地踏步，并没有触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

阿尔巴托夫对勃列日涅夫时期的体制改革所作的总体评价是:“到这个时期，我国社会在斯大林专制的艰难年代中得以保存下来的向前发展的潜力看来已经耗尽。而苏共二十大所激发的，在随后的岁月中被保守主义的灭火队竭力加以扑灭的那股新的热情也已逐渐泯灭。1964年上台的领导人甚至不想去使国内政策恢复活力。经济方面的改革也是短命的，很快被我国历史上最盛行的无所不在的行政命令和官僚主义的管理作风和管理方法所代替。”^[8]

改革的停滞带来的社会经济的停滞。勃列日涅夫时期的停滞，具有以下明显的特点:第一，是全面的停滞，这自然有个发展过程；第二，在人类社会不断发展、特别在20世纪60年代末世界上开始了新的科技革命的条件下，这种停滞并不是意味着原地踏步，而是出现了倒退；第三，在停滞的发展过程中，一方面消耗苏联存在的种种潜力，另一方面又不断地产生种种社会经济疾病和积累大量的问题与矛盾，产生了严重的后果，从而使苏联逐步地迈向衰败。这集中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社会、政治问题日趋增多与尖锐

这一领域的问题反映诸多方面，它又与政治和意识形态问题交织在一起。应该说，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特别在后期，苏联在社会、政治与精神道德领域出现了许多异常情况。

由于从党和国家高层领导到各级地方领导，弄虚作假，言行不一，使得苏联广大群众，对党与国家提出的政策、口号持不信任态度。“在这种情况下，对所号召的东西，对讲坛上讲的东西，对报纸上和教科书中说的东西就开始不那么相信了。”^[9]

在勃列日涅夫时期，“一个具有代表性的特征，这就是官僚主义、本位主义、机关专权和独断得到了史无前例的所谓双倍的泛滥。”“所有的决定都是由最上层作出的，与此同时，‘上边’却不能真正采取任何一个决定——其中每一项决定要经过几十次甚至几百次协商。此外，领导人任何一项决定做出后，在贯彻时又受到机关的专横的阻挠。”“几乎没有人对某件事真正承担责任。”“官僚主义的管理机关膨胀到令人难以置信的规模”^[10]据俄罗斯一社会科学研究所提供的材料，这一时期苏党政领导机构作出的决议得到执行的充其量不到1/10。^[11]官僚主义的盛行，勃列日涅夫本人表现得尤为突出。阿尔巴托夫在其回忆录中，列举了不少事例，其中有关科技革命问题最为生动。在60年代末，考虑到苏联加速科技发展的紧迫性，苏共二十四大后，政治局作出决定，准备专门就科技革命问题召开一次苏共中央全会。会议的准备工作与通常一样委托一个委员会负责，该委员会由数名中央书记组成。同时，还成立一个工作组，准备会议材料，其中包括起草总书记的报告。经过许多个月紧张的工作，终于拟就了一份篇幅长达130页的总结性文件。文件于1973年5月按期交基里延科等三位书记。自然，这份文件交给了勃列日涅夫，但长久没有下文，召开讨论科技革命的中央全会的整个思想石沉大海了。到了1982年勃列日涅夫逝世后一个专门委员清理他的档案时，发现了这个文件。之后，再转到戈尔巴乔夫手里。但科技体制改革拖延了20年，从而使科技进步问题大大加重了。^[12]

社会道德堕落。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酗酒的人数急剧增加，1980年有4000万酒徒，占全国人口的14.81%。在酗酒的人群中扩展到妇女和广大青少年。同时，酒精中毒程度也日益加深。1968年苏联酒精中毒死亡人数为18150人，每10万人的酒精中毒死亡数7.6人，而到1976年上述两个数字分别增加到39800人与15.9人。据统计，苏联3/4的暴力犯罪是在酗酒以后发生的。俄罗斯联邦法院1971年审理的案件中约有80%抢劫案、69%的流氓袭击案、56%的盗窃案的罪犯在酒后进行的。由于酗酒，每到星期一上午，1/3的工人仍睡眼惺忪，不能集中精力工作，旷工、误工情况十分严重，还造成大量的废品与次品。据苏联专家估计，全国因酗酒造成的经济损失约350亿~400亿卢布，另一个问题是离婚率上升很快，1960年离婚家庭占全国家庭的10%，到1979年上升到33%。^[13]酗酒与离婚两大问题在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迅速发展，反映了这一时期苏联社会道德水准下降，也说明衰败与腐朽在滋长。

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吸毒和犯罪日益滋长，莫斯科市在登记的吸毒者就有3600名。^[14]

下流无耻、低级趣味和精神空虚的文化、艺术流行。政治上的奉承、大量授予奖赏、称号和滥发奖金，往往取代了对人及其生活和劳动条件的真正关心。苏联报刊说，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是一个“拍马屁和阿谀奉承”的时代。^[15]这个时期，赠送礼物大大盛行起来，极大地败坏了社会风气。勃列日涅夫收到的礼物数不胜数。他每次出行，必须带大量礼品。既然总书记、最高苏维埃主席能赠送这么贵重的礼品，那么地方官员就自然要回赠贵重的礼品了。1976年勃列日涅夫70岁诞辰，掀起了一阵送礼高潮，赠礼在苏联找到了肥沃土壤，发展到顶点。^[16]

贪污、盗窃、行贿现象日趋严重。

社会精神生活军国主义化，也是勃列日涅夫时期社会意识形态方面的一个特点。苏联军事部门为了他们所需要的资金与其他东西，使用了各种手段，而首先是从意识形态方面开始的。“这些年来，我国实质上展开了无先例的军国主义宣传运动，积极地试图使社会精神生活军国主义化。利用伟大卫国战争这个对苏联人说来神圣的主题，无耻地进行投机:回忆录，接连不断的文艺作品（往往同艺术性没有任何共同点，更确切些说是粗糙的手工制品），多集连续的艺术影片，电视转播，宏伟的、造价极高的纪念碑的建设，各种各样仪式引入日常生活（包括纪念碑和烈士墓旁身穿军装手持冲锋枪的学生的仪仗队）。所有这些整年的冲进国内精神生活。而且根本不是在国家上空笼罩战争威胁的条件下发生的，恰恰相反，是在缓和时期发生的”。^[17]意识形态军国主义化，对开展军备竞赛无疑是个有力的思想武器。

“特权阶层”扩大化、稳定化和思想僵化，成为勃列日涅夫时期改革停滞不前的一个重要原因。“特权阶层”并不是勃列日涅夫时期才出现的，而在斯大林时期就逐步形成起来，像政府别墅、特殊门诊、医院、休养所和疗养院、配备司机、专用汽车等，“早在30年代所有这些已经形成完整的制度。根据这个制度的等级——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中央委员、人民委员、总局的首长，等等——每一级都有自己的一套特权。战争之前享有这种特权的人范围相当小，但特殊待遇本身是非常优厚的，特别是同人民生活相比更是如此。”^[18]在二战后，对苏联上层领导人的配给制达到了非常精细的程度。特别是各种商品的购货证与票券大大发展了，逐渐成了高中级负责干部家庭正常生活方式的一部分。高级将领在这方面越来越起带头作用。有些将军大胆妄为到这种地步，以致向来对这种腐化行为眼开眼闭的斯大林不得不出来纠正，命令把某些人逮捕。但特权并没有消失，后来很快的扩大了，在斯大林时期达到登峰造极地步的是所谓钱袋，即领导人的工资附加款，这个附加款可以从几百卢布到几千卢布，取决于职位高低，装在信袋里秘密发给。一个部长可拿到相当于1960年改革后2000卢布，如果考虑到通货膨胀和不纳税，这个数目相当于不久前苏联总统规定的工资的两倍。^[19]

不少西方学者也都认为，苏联的特权阶层早在斯大林时期就已经形成。^[20]他们把特权阶层的特权归结如下:名目繁多的津贴；免费疗养和特别医疗服务；宽敞的住宅和豪华的别墅；特殊的配给和供应；称号带来的特权；等等。对苏联上层领导来说，高薪并不是主要报酬，更为贵重得多的是上层所享有的特权。他们一切的获得主要靠特权。因此，不论苏联的任何时期，作为特权阶层的一个基本特征是一样的，即他们是掌握各级党政、军领导机关的领导权。这个领导权是实现特权的基础。

至于形成这个特权阶层的原因，笔者认为，阿尔巴托夫提出的分析是很有道理的。他说:特权阶层的形成，“这是斯大林故意采用的政策，目的在于收买党和苏维埃机关上层，使其落入某种连环套之中。这是一种路线，旨在借助于直接收买，借助于灌输丢掉职位就丢掉特权，失掉自由甚至生命的恐惧思想，从而保证官员们绝对听话，并积极地为个人迷信服务。”^[21]另外，他还指出:“社会的贫困本身实际上使特权不可避免。”^[22]那种把由于斯大林时期因“国内物质条件还不富裕”作为形成特权阶层的理由，是值得商榷的。

当然，斯大林时期与勃列日涅夫时期特权阶层是有区别的。首先，由于勃列日涅夫时期实际上没有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干部领导职务搞任命制与终身制，干部队伍较为稳定，因此，“特权阶层”也比较稳定。而斯大林时期，虽然形成了“特权阶层”，但它是不稳定的。这是因为斯大林一方面给予上层人物大量的物质利益和特权，另一方面又不断地消灭这些人。首当其冲遭受斯大林屠杀的便是这个“特权阶层”。其次，由于勃列日涅夫时期的僵化和官僚主义的发展，各级领导机关干部数量大大膨胀，与此同时，特权阶层的人数也随之增加。据俄国学者估计，当时这个阶层大约有50万~70万人，加上他们的家属，共有300万人之多，约占全国总人口的1.5%。^[23]对特权阶层人数估计不一。“英国的默文·马修斯认为，连同家属共有一百万人左右。西德的鲍里斯·迈斯纳认为，苏联的上层人物约有40万，如果把官僚集团和军事部门的知识分子包括进去，约70万人。苏联持不同政见者阿·利姆别尔格尔估计，今天苏联的特权阶层有400万人，另一些人估计不少于500万人。”^[24]第三，斯大林时期，“特权阶层”主要使命是维护、巩固斯大林的体制模式。而勃列日涅夫时期，“特权阶层”的主要使命是抵制各种实质性的改革，维护现状，使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更加“成熟”。这也是使这个时期体制改革停滞不前的一个重要因素。看来，不能以斯大林时期特权人物不稳定和人数可能没有像勃列日涅夫那么多为根据，得出只是到了勃列日涅夫执政后期才形成“特权阶层”的结论。这个结论是不符合苏联历史发展情况的。因为特权人物不稳定，今天是这一批人，明天是另一批人，人数这个时期多一些，那个时期少一些，但总是存在这么一个阶层的人，这些人，用苏联人的话来说就是列入“花名册”的人，即那些被党的首领选来掌管最重要的职位的人的秘密名单。

在社会科学方面，烦琐的理论研究成风，僵化的教条主义盛行，有创造性的思想被排除出社会科学领域，而肤浅的、唯意志论的推断却成为只能注释而不容反驳的真理。

……

二、改革停滞导致经济增长率递减和停滞

勃列日涅夫给后人留下的一份最使人头痛的“遗产”、一个最苦的苦果是:大量严重的经济问题。

1965年苏联在推行“新经济体制”时，一个十分明确的目的是，力图通过改革来扭转当时已出现的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的趋势。但结果是，勃列日涅夫18年的改革，不仅没有提高经济增长速度，反而使经济增长速度大幅度地下降。在1971~1985年的三个五年计划时期，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下降了一半以上。其他一些综合经济指标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详见表1）。

表1　苏联经济增长率下降情况

注:*为1982~1983年平均增长率。
资料来源:《苏联国民经济70年纪念统计年鉴》，第51页；《1984年苏联经济》，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55页。

从表1材料可以看出，到20世纪80年代初，速度已下降到使苏联“几乎临近停顿的程度”。^[25]勃列日涅夫逝世的1982年，国民收入比上年仅增长2.6%。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中央二月全会（1988年）上的报告指出:80年代初苏联经济缓慢的增长速度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在不正常的基础上，靠一些临时性的因素达到的。这指的是靠当时国际市场上的高价出售石油，大量生产和出售对人体健康有害的酒精饮料达到的，如排除这些因素，差不多有4个五年计划的期间，国民收入的绝对额没有增加。十分明显，这一状况，给苏联带来的困难是相当严重的。

三、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和低效的经济

前面我们主要还是从量这个角度，对勃列日涅夫时期的经济发展总趋势作了分析，看到了由于改革的停滞造成的后果。如果从质这个角度分析，这一时期的经济问题更加尖锐。经济质量与效益低以及高浪费等问题日益严重。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是，经济增长方式长期不能改变，而制约经济增长方式改变的主要原因是苏联传统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落后的经济增长方式从一个重要的方面反映了苏联社会主义生命力的脆弱性，它是在与资本主义竞争中被击败的一个重要因素，也是苏联社会主义逐步走向停滞和衰亡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在分析勃列日涅夫时期由于改革停滞带来的社会经济后果时，有必要较为详细地探讨改革停滞是如何阻碍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向集约型转变的。

苏联在70年代以前（二战期间除外），经济一直以较高速度增长，这是靠不断地大量投入新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达到的，走的是粗放发展道路，是一种消耗型经济。苏联自30年代消灭失业后到80年代末，每年平均增加的劳动力为200万人。基建投资不仅增长幅度大，而且增长速度快，一般要占国民收入的30%左右，约占国家预算支出的50%。基建投资增长速度大多数年份快于国民收入增长速度，如1961~1987年，国民收入年均增长率为5.4%，而基建投资为5.6%。1950年苏联的基建投资只及美国的30%，到1971年已与美国相等，1974年超过美国。苏联生产每单位产品的物资消耗很大，如在20世纪70年代末，生产每单位国民收入用钢量比美国多90%，耗电量多20%，耗石油量多100%，水泥用量多80%，投资多50%。

70年代初，苏联经济面临的主要任务是:扭转已开始出现的速度下降趋势与提高经济效益。要做到这一点，必须使经济发展由粗放转向集约化。1971年苏共“二十四大”正式提出经济向集约化为主的发展道路过渡。

苏联在70年代初决定改变经济增长方式，走集约化道路的直接原因是，由于粗放因素日益缩小。表现在:

一是从60年代中期开始，苏联国民经济的许多部门已感到劳动力不足。

二是由于长期实行粗放发展经济方式的结果，使原材料、燃料动力资源消耗量大量增加，出现供需之间的不平衡。

三是资金日益紧张。60年代中期之后，基建投资增长速度明显下降。苏联50年代基建投资年均增长率为13.3%，60年代降为7.1%，70年代降到5.3%。

苏联认识到，在不少产品数量超过美国之后，要想争取优势，必须通过科技进步，由过去的数量赶超转向质量赶超。而达到这一目标的主要途径是改变经济增长方式，实行集约化方针。

但70年代初推行的集约化方针，并没有取得成效。苏联经济仍是一种粗放的增长方式，集约化因素在扩大再生产中的比重不仅没有提高，而日趋下降（详见表2）。

从表2可以看出，在苏联扩大再生产的增长额中3/4是依赖于粗放因素得到的。无论按社会最终产品计算还是按社会总产值计算，从60年代至80年代，集约化因素的作用明显下降。整个70年代集约化未取得进展，也可以反映集约化程度的一些效率与质量指标不仅没有改善而是进一步恶化这一事实加以说明。例如，苏联提出集约化方针之后，反映经济效益重要指标的劳动生产率不断下降（详见表3）。

表2　集约化因素在扩大再生产中的比重（%）

资料来源:［苏］《经济科学》1981年第10期。

表3　劳动生产率年平均增长速度（%）

资料来源:《苏联国民经济统计年鉴》1984年，第53页；《苏联国民经济七十年纪念统计年鉴》，第107页。

从单位产品的物资耗用量来看，也未取得进展，反而从1970年占54.9%提高到1980年的57.2%。单位产品的物资耗用量指标恶化，与苏联经济中存在严重浪费密切相关。由于向集约化方针未取得成效，这一时期苏联经济中的浪费问题显得十分突出。苏联报刊大量揭示苏联经济中的浪费现象:能源的有效利用率为43%，损失达57%，折合标准燃料相当于9亿吨；每年因锈蚀而无情地吞掉2000万~2500万吨金属；因质量低劣，每年有15%~20%的工业产品要报废或降价处理；谷物每年浪费3500万~ 4000万吨；由于保管不善，每年要损失500万~600万吨化肥，等于向农业提供化肥总量的1/10；苏联、美国每年木材运出量均为3亿立方米，苏联从产地运出，经运输、加工等要耗费掉一半。苏联每吨木材所生产的纸板几乎比美国少9/10，纸少5/6，胶合板少8/9等。^[26]

上述情况都说明，苏联20世纪70年代初提出集约化方针后，经济仍是粗放型的，是拼消耗的经济，也是浪费型经济。

四、军备竞赛拖垮了苏联经济

改革的停滞，在对外政策方面也充分得到反映。勃列日涅夫时期仍坚持帝国政治思维方式，即在“世界革命”旗帜的掩盖下，实现苏联“帝国”的野心，搞扩张、争霸。为了这些，必须扩军备战。这里引一下苏联知情人士的论述可能更有助于说明问题。“70年代标志着苏联战后在发展和积累各类武器方面作出了最大努力，而这是缓和已开始之时发生的，这时我们已在核武器、常规武器、在陆、海、空军事力量方面取得了军事均势。结果，就许多参数而言，我们在许多方面不仅达到了美国人和他们的军工综合体使其武器数量达到的荒谬的最高程度，而且还超过了他们。这里指的是常规武装力量中这样一些重要成分，如军人人数、坦克、火炮、战术火箭、许多种飞机、潜艇和其他许多武器系统。至于说到核武器，我们在运载工具数量、爆炸力的当量和战略武器的投掷量方面，以及在中程武器方面，都超过了美国。”^[27]

这种很快使苏联在军事实力方面达到“鼎盛”与“顶峰”，除了上面提到的由于苏联坚持旧的外交思维这一主要原因外，还有一个因素也应指出的，即勃列日涅夫上台伊始就把军人视为他掌权的非常重要的基础，因此他一开始就设法满足军队提出的要求。勃列日涅夫本人也特别看重自己的戎马生涯，他对获得军衔、勋章、特别是军功勋章十分贪欲。^[28]西方学者撰写的勃列日涅夫传记中也明确指出:勃列日涅夫统治的“两大支柱:军人与斯大林分子”。^[29]

军备竞赛带来了后果是极其严重的。在国际上，逐步破坏了已经出现的苏美缓和气氛，同时，也破坏了对缓和的信任，这样，使军备竞赛一轮又一轮地进行下去，“这确实像一场荒谬绝伦的竞赛。”它对苏联社会主义的形象产生极其有害的影响。因为，谁都知道，苏联的军事实力远远超过了防御的合理限度。所以，勃列日涅夫时期把苏联军事实力达到“鼎盛”也好，还是“顶峰”也好，决不是社会主义所需要的，难道社会主义国家拥有的核武器需要消灭地球几十次、几百次吗？狂热的扩军只能说明，勃列日涅夫继承俄国沙皇和斯大林大国沙文主义的衣钵，是为其扩张政策服务的。

这种狂热的军备竞赛和超过任何需要量的武器积累，对苏联经济的破坏作用特别严重。突出表现在:

（一）巨额军事开支成为苏联经济的沉重负担

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军费支出一直以很高的速度增长。1965~1979年军费开支增长了3倍以上，平均每年递增8%，其中1970~1975年，5年间军费增长近1倍，远远超过了同时期苏联国民收入和社会总产值的增长速度。军费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越来越高。苏联1979年的军费开支已占当年财政支出的30%以上，占国民收入20%以上，占社会总产值的12%~13%，相当于全年社会新创造财富的1/5以上，几乎等于当年国民经济投资的总和。由于苏联军费支出快速增长，使其军费支出总额很快就超过美国。20世纪60年代美国是世界上军费开支最大的国家，累计军费开支相当于苏联的两倍。然而进入70年代以后，从1972年开始苏联一跃成为世界上军费开支最大的国家，它在70年代的累计军费开支超过美国20%~30%，1979年甚至超过美国的50%。^[30]而苏联当时的国民生产总值比美国及其盟国少2/3~3/4。^[31]在这种情况下，苏联与美国搞军备竞赛，只能使苏联经济破产。军备竞赛不只是耗费大量财政资金，还耗费大量物资。1980年苏联机器制造和金属加工业将近50%的产品用于军事目的。整个工业投入军工生产的比重达到40%左右。其中仅用于制造武器的金属消耗每年就大约增长8%。每年用于扩军备战的油料消耗，相当于二次大战时苏联4年耗油量的两倍左右。^[32]这样，使苏联经济年复一年地衰败下来。没有任何敌人像军国主义化那样吞没一切，给经济造成如此严重的破坏。这是在人民面前犯下的罪行。^[33]

还要指出的是，随着军备竞赛由数量转向质量，要求苏联付出更大的代价。苏美两国争夺军事优势不再是简单地表现在数量上，而要求进一步研制更加先进的、对方难以对付的进攻武器的防御武器。这对整个经济技术水平低于美国的苏联来说，势必付出更大的经济代价。

（二）经济更加畸形，抑制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经常性的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畸形化的经济结构，是苏联经济的一大特点。这一特点，随着勃列日涅夫时期扩军备战的加强，经济更趋畸形化。以轻、重工业的比例看，勃列日涅夫执政初期，曾一度拉平甲、乙两类工业的增长速度，但在“九五”与“十五”计划期间，这两类工业增长速度的差距又拉开了，即由1966~1970年间的1.04∶1扩大到1971~1980年的1.28∶1，这一差距较1951~1960年间的1.2∶1和1961~1970年间的1.18∶1都大。在重工业内部，与军工密切相关的部门发展更快，如在1971~1980年，机器制造业产值增长了1.7倍（年均增长率为10.4%），比工业总产值的增长速度（78%）高1.2倍。而同期的仪表制造业产值剧增了3.3倍，其中电子计算机增长9倍。^[34]这一时期片面发展重工业，同样是以牺牲人民消费品生产为代价的。因为，当时苏联经济实力的水平，它做不到“既要大炮又要黄油”。长期来，苏联市场紧张，社会主义经济一直被称为“短缺经济”。勃列日涅夫在苏共“二十六大”上也谈到，许多地方“向居民供应食品的困难依然存在”，抱怨“许多消费品，特别是纺织品、皮鞋、家具、电视机的生产计划，年复一年地没有完成。在质量、装潢、品种方面没有取得应有的进步”。在勃列日涅夫执政后期，“商品短缺，通货膨胀十分严重，以致人们寻找短缺商品的时间比工作时间还要多。”^[35]由于苏联军备竞赛对经济的长期发展产生严重影响，因此，在勃列日涅夫之后的时期，市场供应越来越紧张，到苏联剧变的1991年市场真是“空空如也。”至今俄罗斯经济结构的调整显得异常困难。据西方学者估计，如果苏联把它的军费预算削减25%的话，它的国民生产总值和消费的增长率几乎可增长1倍。

写到这里，不禁想到了由斯大林亲自审定的、1954年出版的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对两个重要的社会主义经济规律下的、几十年来被人们奉为经典的定义。一个是基本经济规律，教科书引用了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的论述: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的主要特点和要求就是:“用在高度技术基础上使社会主义生产不断增长和不断完善的办法，来保证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1958年修订的第三版的定义有所修改，定义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特点就是在先进技术基础上使生产不断增长和不断完善，以便充分地满足全体社会成员经常增长的需要并使他们得到全面发展。”这里把“最大限度地满足”改为“充分地满足”。事实证明，苏联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更多的是为推行扩张政策，满足扩军备战的需要，广大人民的物质与文化需要一直不是放在发展生产的首要目的上，既谈不上最大限度满足全体社会成员的需要，也谈不上充分满足。另一个是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可以毫不夸大地说，70多年经济发展实际情况表明，苏联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是有计划不按比例的发展。不论是农、轻、重的比例还是工业内部的比例，都是不协调不平衡的。这些决定了苏联社会主义如不进行根本性的改革，它是不可能健康发展的，是不可能持续发展的，而出现由停滞、全面停滞到衰退一直到垮台是不可避免的。

（原载《东欧中亚研究》2001年第6期）

【注释】

[1]1985年6月10~15日，在南京召开的“勃列日涅夫及其以后时期苏联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学术讨论会。在会上一些学者认为，勃列日涅夫时期的改革基本上是成功的，成效是显著的，不能否定（详见《苏联东欧问题》1985年第5期）。

[2]［俄］格·阿·阿尔巴托夫:《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309页。

[3]米·谢·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第46页。

[4]［俄］格·阿·阿尔巴托夫:《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265页。

[5]同②。

[6]［俄］格·阿·阿尔巴托夫:《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190页。

[7]徐葵:《勃列日涅夫年代:苏联走向衰亡的关键性转折时期》，载《东欧中亚研究》1998年第1期。

[8]［俄］格·阿·阿尔巴托夫:《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266页。

[9]米·谢·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第46页。

[10]［俄］格·阿·阿尔巴托夫:《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265页。

[11]《东欧中亚研究》1998年第1期

[12]详见格·阿·阿尔巴托夫:《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216~ 218页。

[13]有关酗酒与离婚率的资料，均转引自陈之骅主编:《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68、178、179页。

[14]陆南泉主编:《苏联改革大思路》，沈阳出版社1989年版，第10页。

[15]同②。

[16]参见［俄］瓦·博尔金:《戈尔巴乔夫沉浮录》，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第34~35页。

[17]［俄］格·阿·阿尔巴托夫:《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281~ 282页。

[18]［俄］格·阿·阿尔巴托夫:《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311页。

[19]参见［俄］格·阿·阿尔巴托夫:《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311~312页。

[20]参见陆南泉、张文武编:《国外对苏联问题的评论简介》，求实出版社1981年版，第81~ 83页。

[21]［俄］格·阿·阿尔巴托夫:《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312页。

[22]［俄］格·阿·阿尔巴托夫:《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310页。

[23]转引自陈之骅主编:《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5页。

[24]陆南泉、张文武编:《国外对苏联问题的评论简介》，求实出版社1981年版，第82页。

[25]米·谢·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第14页。

[26]陆南泉:《前苏联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情况》（见曾培炎主编:《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中国计划出版社1995年版，第254页）。

[27]［俄］格·阿·阿尔巴托夫:《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282页。

[28]［俄］格·阿·阿尔巴托夫:《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280页。

[29]［联邦德国］米夏埃尔·莫罗佐夫:《勃列日涅夫传》，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5年版，第226页。

[30]数字资料引自《苏联东欧问题》1981年第2期。

[31]［俄］格·阿·阿尔巴托夫:《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283页。

[32]［俄］格·阿·阿尔巴托夫:《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283页。

[33]［俄］亚·尼·雅科夫列夫:《一杯苦酒:俄罗斯的布尔什维主义和改革运动》，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169页。

[34]数字材料转引自陆南泉、周荣坤:《当前苏联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载苏联经济研究会编:《苏联经济体制问题》），时事出版社1981年版，第370~371页。

[35]［俄］瓦·博尔金:《戈尔巴乔夫沉浮录》，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第2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