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时期的移民

苏联时期的移民_俄罗斯人口安全与社会发展

二、苏联时期的移民

200多年来，在俄罗斯的大地上大规模移民行动频繁发生，苏联时期这一特点变得更为明显，在其续存的70多年间移民行动从未间断过，而且频率更高，规模更大。这些移民活动包括境内移民和跨国移民，他们与国家的政治形势和经济建设密切相关。引发大规模移民的因素很多，诸如战争、动乱、地区开发和肃反。从移民的性质来看，大致有开发移民、战争移民和政治移民三大类。

(一)开发移民

苏维埃政权确立之后，沿袭了沙俄时期向边疆移民的做法，鼓励欧洲地区的居民向中亚、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迁移，借以补充这些地区严重匮乏的劳动力，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出于调整工业布局、协调各地经济发展以及安定和开发边疆(特别是新领地)等方面的考虑，苏联政府组织了无数次大规模的移民行动，号召公民向边远地区，特别是新占领地区迁移。据不完全统计，仅在1926～1939年乌拉尔和西伯利亚工业体系创建期间，苏联政府就从西部中心地区向东部地区迁移了500多万人口。^[8]在所有开发移民中，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初期进行的移民规模最大，涉及的范围最广，持续的时间最长，所产生的社会影响也最为深远。这主要是由当时的客观现实所决定的:苏联在战争期间获得了大量的新领地，为稳定局势急需向这些地区输送人口，同时战争毁坏了无数的城市和乡村，大批的难民需要异地安置，此外战争的胜利极大地改变了苏联的国际环境，使其有可能将更多的物力和财力用于国家的经济建设。

1946年3月，苏联政府颁布了《1946—1950年苏联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五年计划》。计划中指出，必须加快对新领地的开发，其中非常重要的内容就是向新领地大量移民。这些新领地主要是指贝辰加、柯尼克斯堡、萨哈林南部和千岛群岛。^[9]

1.加里宁格勒和卡累利阿地峡移民

根据1945年8月通过的波茨坦公告，作为对德国发动战争的惩罚，苏联将原属德国的东普鲁士1/3的土地(原柯尼克斯堡和古姆宾念周边地区1.58万平方公里)领土纳入苏联版图，并于1946年在这块土地上设立加里宁格勒州，成为俄罗斯加盟共和国的一个行政州。当1944年秋苏军进入东普鲁士之前，已有100多万当地居民逃往德国内地，尚有20万德国居民留在当地，苏军将其中的男性劳动力送往苏联与在押德国战俘一起从事无偿劳务，并在战后将剩余德国居民分批迁往苏占德国领土。1944～1946年有115.7万东普鲁士籍德国居民离开加里宁格勒州。^[10]1947～1950年，苏联政府在分批释放在押德国战俘和劳工时，禁止其中的东普鲁士籍劳工和战俘返回原籍，将他们一律送往苏占德国领土。被美、英等盟国军队俘获的东普鲁士籍战俘和数以万计的逃往异地的东普鲁士战争难民同样被禁止返回原籍。截止到1947年6月17日，加里宁格勒州尚有10.7万德国居民，到1948年，这些人全部被迁往苏占德国领土，至此，加里宁格勒州不再有德国居民。

与此同时，苏联政府开始向加里宁格勒州大规模移民。1946年7月9日，苏联部长会议发布《关于地区移民和发展加里宁格勒州农业的首要措施》的命令，确定把伏尔加河沿岸和俄罗斯联邦中心地区各州作为移民来源地区，优先选择复员军人(最好是集体农庄庄员)为移民对象。作为优惠条件，国家向移民提供一次性无偿货币补贴，给予每位家长1000～3000卢布，其他家庭成员每人300～600卢布。移民可以得到粮食贷款，用以购买种子和面粉。国家还向移民提供信用贷款用以住房建设和购买耕牛，其中住房建设贷款的一半由国家代为偿还，其余部分移民可以在若干年内分期偿还。政府允许移民在数年内免缴赋税和农产品(牛奶除外)。

1946年8月，向加里宁格勒州迁移苏联公民的计划正式实施，当年即从俄罗斯联邦中心地区各州和伏尔加河流域各自治共和国向该州迁移了12100个苏联家庭，总计6万人。到1948年，加里宁格勒州农业地区已有2万苏联移民，到1951年，这一数字增加到了4.1万，他们中间有集体农庄农民、国营农场工人和农业专家。到20世纪50年代初期，加里宁格勒州的苏联居民已经超过了20万，其中近8.2万是集体农庄农民。

早在1939年苏芬战争期间，苏联政府就强行从卡累利阿地峡地区驱逐了42.6万芬兰人，他们被迫离开家乡迁往芬兰其他地区居住。1940年苏联与芬兰签订《苏芬和约》，从法律上正式完成了对卡累利阿地峡以及拉多加湖、维堡湾、芬兰湾周边地区的占有，进而开始向上述地区移民。到1947年3月，已有1500个农民家庭从符拉基米尔、沃洛果特斯克、加里宁、基洛夫、果斯特洛姆和雅罗斯拉夫各州迁到卡累利阿地峡。移民中有农民、异地安置的战争难民和转业军人。到1947年8月，此地已有2万俄罗斯居民。

据统计，1946～1953年，俄罗斯联邦共有18.65万人被移民到各地，其中40%迁往加里宁格勒州和卡累利阿地峡。^[11]

2.南萨哈林移民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根据雅尔塔会议决议，南萨哈林和千岛群岛共9.1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划归苏联。1947年苏联政府在此组建萨哈林州，成为俄罗斯联邦的组成部分。1940～1945年，日本政府实行劳动总动员，大批日本移民以拓荒者的名义被派遣到南萨哈林地区，日本政府还在朝鲜强征200万青壮年劳动力到境外服役，其中6万人被派往南萨哈林。至战争结束，该地区滞留了大量的日本和朝鲜公民。苏联获得上述地区后，便开始强制遣返日本和朝鲜公民，到20世纪50年代，此地只剩下少数没有国籍的日本人和朝鲜人。根据1959年签署的苏日宣言，剩余的2294名无国籍日本人在1960年被遣返日本，而少数朝鲜人则留在了当地。

南萨哈林的俄罗斯移民主要来自俄罗斯的中心地区和西部各州。1946年3～6月，从大卢克州、斯摩棱斯克州、图拉州和雅罗斯拉夫州向南萨哈林迁移了1.75万个苏联家庭，移民成分基本为集体农庄农民。迁往南萨哈林的移民同迁往远东其他地区的移民一样，享有比迁往西西伯利亚和俄罗斯其他地区更多的优惠待遇。例如，免缴赋税不是2～3年，而是10年。因此，向该地区的移民工作进行得很顺利，返迁率很低，1946～1953年在全部南萨哈林移民中返迁率只有2.8%。

为了迅速补充劳动力，1946～1949年苏联政府还吸收了数千朝鲜工人充当劳工，其中有将近一半的人后来留在了当地。^[12]

3.克里米亚、北高加索和伏尔加河流域移民

1944年，克里米亚草原地区的鞑靼人、希腊人、德意志人和保加利亚人被苏联政府强行迁出，当地一度变成了无人区。这年中期，苏联政府开始向该地区移民，移民主要来自乌克兰南部，以及俄罗斯顿河、库班地区和黑土地各州(库尔斯克、沃罗涅日、奥廖尔、坦波夫)。一年后克里米亚就接收了1.7万个家庭。但是由于1946～1947年农业严重歉收，许多移民又离开了克里米亚返回家乡。1950年，苏联政府重新开始向克里米亚移民。到50年代初，此地移民恢复到1.37万个家庭。从1944年到1951年初，克里米亚人口由38万增加到了96.8万。

因苏联政府强行迁离德意志人、车臣人、印古什人而人口空缺的北高加索地区和伏尔加河流域移民的工作从1944年开始一直延续到战后。向这些地区的移民数量都很大。例如，在被撤销的车臣—印古什自治共和国土地上组建的格罗兹尼州，光是1944～1945年就接收了将近1.4万个农民家庭;向达吉斯坦原车臣人居住地移来了9000多个农户，人口达6.1万人，向卡拉恰伊自治州移来了2000多个农户，向伏尔加河沿岸原德意志自治地区移来了近8.5万个农户。^[13]

移民们在新的家乡面对的常常是遍地废墟、满目疮痍，政府给的物质贷款明显不足，生活和生产都面临着重重困难。在1946年的饥荒时期，广大移民的处境变得尤其艰难。尽管遭到禁止和恐吓，但是还是出现了汹涌的移民返乡潮。返乡潮不仅来自克里米亚州，而且还来自加里宁格勒州、萨拉托夫州等地。到1947年大约有2.8万个移民家庭重新返回乌拉尔以及库尔斯克、奥廖尔等州。为此，苏联政府开始采取紧急措施禁止移民擅自返乡，包括各种惩罚措施。例如，在加里宁格勒、克里米亚、萨拉托夫各州实施向擅自返乡的移民追缴尚未还清的贷款余额。1947年3月5日，俄罗斯联邦苏维埃通过了《关于移民的经济安置》决议，规定了一系列具体措施，禁止移民擅自返乡或移居他乡。^[14]

在苏联向新领地移民的同时，大量的非东斯拉夫人口离开了上述地区。在苏联与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战后确定国界的过程中，苏联与这些国家相互交换人口，众多的捷克人、斯洛伐克人和波兰人迁离苏联，其中人数最多的是波兰人，短短的几年内有152.61万波兰人离开苏联迁往他国，其中有26.34万人离自俄罗斯联邦。

在战后最初几年，苏联还出现了上百万的外来移民潮，其中有12万亚美尼亚人，他们分别来自希腊、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叙利亚、黎巴嫩等国。这些人中的大部分定居在亚美尼亚共和国，少部分进入俄罗斯联邦。另外还有几万从南斯拉夫和中国迁来的移民，他们中间主要是俄罗斯族人。^[15]

此外，在20世纪50年代为开发中亚草原地区以及70年代为修建阿穆尔—贝加尔交通大动脉，苏联政府均组织了大规模的移民行动，大量来自西部的移民先后被安置在哈萨克斯坦、西伯利亚和远东。

(二)战争移民

战争移民是因为战争而引发的重要人口形态变化。这里所说的战争移民主要是指苏联卫国战争初期被疏散到大后方的居民以及战后被陆续遣返原籍的战俘、劳工和难民。

1.战争初期的人口疏散

苏德战争初期，苏军猝不及防，前线接连失利，德国军队依靠高度的机械化和出其不意的闪击战获得了战场的主动权，迅速向苏联纵深推进，大片苏维埃国土沦丧。根据苏联时期的统计资料，战争初期德军相继占领了192.6万平方公里的苏联领土，在这些领土上战前(1940年)居住着8490万苏联居民，占全苏总人口的44.5%。^[16]为使人民免遭涂炭，也为保存宝贵的人力资源，苏联政府对前线居民实行了紧急疏散，其规模之大、情况之紧急、进程之艰难都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的。

1941年6月24日，苏共(布)中央和苏维埃人民委员会发布命令，成立以道路交通人民委员Л.М.卡冈诺维奇为首的疏散委员会，负责将有可能落入敌人的机器设备、生产资料、文物和人口由西部前线迁往远离战场的东部大后方。由于工作开展得极不理想，7月3日，Л.М.卡冈诺维奇被撤换，改由苏共政治局候补委员、全苏工会中央委员会书记Н.М.施维尔尼克继任疏散委员会主席。9月26日，疏散委员会设立居民疏散管理局，专门负责人员疏散，由俄罗斯联邦共和国人民委员会副主席、疏散委员会副主席К.Д.巴姆菲洛夫出任局长，苏联人民委员会移民管理局局长Е.Н.果伯金、斯摩棱斯克州执行委员会主席Р.Е.梅尔尼科夫出任副局长。与此同时，大规模有组织的人口疏散正式开始。^[17]

由于战线广阔，波罗的海沿岸、卡累利阿、外高加索、克里米亚、乌克兰、白俄罗斯、摩尔达维亚以及俄罗斯联邦的西部及北部各州均有大量人员需要疏散，然而严重不足的运输能力，加之德军的迅速推进，使得疏散工作困难重重，大量的人员因来不及疏散而落入沦陷区。

波罗的海沿岸3个加盟共和国的人口疏散工作进行得异常艰难。由于德军在4天之内就占领了立陶宛全境，只有不到2万立陶宛居民及时撤离，仅占当地人口的0.07%。尽管从拉脱维亚疏散人口的时间比立陶宛宽裕，但也只撤离了不到4万居民，占当地人口的2%。爱沙尼亚的情况略好，有6万居民及时撤离。波罗的海地区人口疏散之所以不顺利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这片苏联新领地上的许多居民对苏维埃政权持怀疑甚至敌视态度，因而不愿撤离到苏联内地。乌克兰的疏散工作进展得相对顺利，至1941年年底，有400多万人口被疏散到大后方，其中从基辅撤离了33.5万人，从哈尔科夫撤离了近45万人，从奥德萨撤离了近30万人。疏散工作开展得最及时也最有成效的是白俄罗斯。在战争爆发的第二天，白俄罗斯的党政领导就不顾斯大林的反对及时组织从前线撤离儿童和妇女，随后还建立了若干个疏散点，在撤退的道路上为疏散人员提供食物、药品和简单的交通工具，战争期间共有150多万白俄罗斯居民被成功疏散。此外，1941年6～8月，从列宁格勒撤离了77.5万人，从卡累利阿撤离了50万人(占当地居民的90%)。到1941年11月中旬，由于战争动员和人口疏散，莫斯科人口由450万减少到250万。^[18]

根据战后统计，战争初期的1941～1942年，全苏从西部前线向东部的乌拉尔、西伯利亚、中亚等后方地区总共疏散了将近1700万人口，其中工人、农民、工程技术人员，妇女和儿童占了相当大的比例。他们中间的许多人是与自己所在的工厂、机关、研究所、幼儿园、学校一同撤离的。当时接收疏散人口在10万以上的苏联行政区有阿尔泰边疆区、沃洛果特州、高尔基州、基洛夫州、古比雪夫州、莫洛托夫州、新西伯利亚州、鄂木斯克州、奔萨州、萨拉多夫州、斯维尔德洛夫州、车里雅宾斯克州、切卡洛夫斯克州、雅罗斯拉夫州、巴什基尔自治共和国、鞑靼自治共和国。从战争后期开始便有部分被疏散人口陆续返回故里，战后苏联政府又组织了大规模的遣返疏散人口行动，不过因各种原因许多被疏散人口留在了当地。^[19]

2.战后对境外苏联公民的遣返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初，有大量的苏联公民滞留在境外，他们的成分很复杂，其中有战争期间被俘的苏军官兵，有从沦陷区被德国法西斯胁迫至德国、法国、波兰、捷克斯洛伐克、意大利、奥地利等国充当苦力(所谓的“东方工人”)的苏联平民，也有逃亡他国的苏联新领地居民，还包括以往不同时期，因不同原因移居他国的原沙俄和苏俄公民。

战争期间被德意志法西斯强行迁移他国的苏联平民到底有多少，直到今天在俄罗斯史学界和人口学界仍然存在着争议。根据德国提供的统计资料，这个数字大约为280万，而俄罗斯学者的统计结果则远远大于这个数字，达到了425.8万，其中有126.92万来自俄罗斯联邦，其余来自其他加盟共和国，他们中的许多人因饥饿、劳累、摧残或抑郁最终死在了异国他乡。

1946年3月，苏联遣返事务管理局曾经进行过估算，确认大约有680万苏联公民(包括战俘和平民)在战争期间流落境外，其中有将近500万人活到了战争结束，其余均丧身异国。在这活下来的500万人中间，有300多万人位于盟军管辖地域(德国西部、法国、意大利等地)，在苏军管辖地域(德国东部、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等地)接近200万人。

苏、美、英三国就境外公民遣返的问题早在战争结束之前的雅尔塔会议期间就已经达成共识，并于1945年2月11日正式签署了相互遣返公民的协议。同年6月26日，苏联又与法国签署了相同的协议。上述协议规定，协议各方有义务将从德意志法西斯统治下解放出来的协议各方公民(包括战俘和其他人员)遣送回国。根据上述协议，苏联政府于1945～1946年向英国和美国分别移交了2.45万英国公民和2.25万美国公民，又于1945～1951年向法国移交了31.34万法国公民。^[20]

英美盟国将遣返对象分为所谓“东方人”和“西方人”，前者指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就生活在苏联领土的居民，后者指苏联在“二战”期间获得的新领地的居民，主要是波罗的海地区、西乌克兰、西白俄罗斯、德涅斯特河右岸摩尔达维亚、北布哥维纳的居民。这两类人在世界观、政治观、价值观和社会道德观、特别是在对苏联政权的认同上存在着极大的差异。“东方人”中的绝大多数认同苏联政权，也愿意回国，但他们对20世纪30年代政治大清洗的惨痛教训记忆犹新，他们中的许多人、特别是战俘担心回国后遭受歧视和迫害，因而在是回国还是移居西方国家的选择上犹豫不决。而“西方人”则普遍不认同苏联政权，甚至视苏联为异国，不承认自己是苏联公民，他们中间的大多数愿意移居西方。

由于战争期间苏联人口损失惨重，恢复经济、重建家园急需大量的劳动力，同时也为了维护国家的尊严，苏联政府命令有关职能部门，不考虑当事人的个人意愿，对滞留境外的苏联公民一律遣送回国。在苏军管辖地区，不论“东方人”还是“西方人”，毫无例外地被强制遣返苏联。而在英美统辖地区，战争期间和战后最初阶段，对“东方人”一概予以遣返，甚至对其中拒绝回国者采取了强制遣返措施，但从1945年9月开始逐渐改变为根据自愿遣返，而对“西方人”则从一开始就根据个人意愿决定去向。

大规模的遣返工作在1946年上半年告一段落。到这年3月1日，苏联总共接收了各类遣返人员达4199488人(平民2660013人，战俘1539475人)，其中2352886人遣返自盟军辖区和瑞士(1392647名平民，960039名战俘)，1846802人遣返自苏军辖区和瑞典(1267366名平民，579436名战俘)。此后数年遣返工作仍在持续，至1952年7月1日，被遣返回国的苏联公民人数增加到了4305035人，其中遣返自德国的人数最多，达3222545人，奥地利其次，332792人，其他国家依次为罗马尼亚137856人，法国123267人，波兰102278人，芬兰101359人，挪威84777人，意大利54350人，捷克斯洛伐克42706人，英国27967人，南斯拉夫26268人，比利时13614人，瑞士9872人，丹麦7835人，美国4070人，保加利亚3806人，匈牙利3429人，瑞典3409人，希腊1404人，阿尔巴尼亚824人，其他国家544人。

除此之外，到1948年7月，通过苏联遣返事务管理局的渠道还遣返回国了106835名在沙俄时期和国内战争时期移居国外的苏联人。这些人员大多是自愿回国的，只有从中国被遣返的原白卫军分子是强制性的。从中国遣返苏联公民的工作基本完成于当年6月，总共遣返6067人，他们大多被安置在俄罗斯联邦各州: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4000人、克麦洛夫斯克州600人、车里亚宾斯克州450人、莫洛托夫州410人、其他各州607人。

被遣送回国的境外苏联公民在祖国的命运是复杂的，有些甚至是悲惨的。在最初阶段，他们普遍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在社会上遭受歧视，在工作和生活上受到打击和排挤，甚至被地方政府和民众当做叛徒加以对待，战俘被视为变节者，被德国法西斯驱赶到欧洲各国充当苦力的工人也被视为德国法西斯的合作者。为此，苏共(布)中央于1945年8月4日通过了题为《关于被遣送回国苏联公民的政治教育工作组织》的专项决议，明确指出:从境外回归的苏联公民重新享有苏联公民的所有权利，他们应当积极投身到苏维埃建设和社会政治生活中去，党和苏维埃的个别工作者对遣返人员采取完全不信任的立场是错误的。这一决议对改善遣返回国人员的生活处境产生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并没有彻底改变他们受歧视的地位，在诸如就业、劳动分配、干部选拔、入党、入团、接受高等教育等方面仍然受到歧视。

被遣返回国的苏军战俘的命运最令人同情，他们中间的绝大部分人曾经英勇地抵抗侵略者，其中许多人因此而致伤致残，但是战争结束后他们在自己的祖国却因为被俘而遭受羞辱、指责和批判，不公正的待遇始终伴随着他们。他们的战功和战斗履历统统作废，本人不被视为卫国战争的参加者，不享受任何荣誉和优惠，他们的家属也被取消军属资格，在就学、就业、医疗、社会保障和物质分配上遭遇歧视。此举为社会主义国家处理战俘问题开创了一个极坏的先例，其影响甚为恶劣。

根据俄罗斯科学院俄罗斯历史研究所公布的统计资料，截至1946年3月1日，在被遣返的战俘中有123464名苏军军官，其中上校311名、中校455名、少校2346名、大尉8950名、上尉20864名、中尉51484名、少尉39054名。回国后，他们的军衔一律被剥夺，其中很多人遭到拘禁和刑事审判。在战争期间共有83名苏联将军被俘，除15人被德军处死、10人死于被德军羁押期间、1人下落不明外，被遣返回国的有57人。这中间除2人在审判前死于监狱外，有一半的人被判刑(23人被处死，5人被判处10～25年徒刑)，只有27人得以幸免并继续在苏军服役。^[21]

(三)强制移民

苏联时期(特别是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前)大规模的有组织移民行动被分作动员移民和强制移民两种类型。强制移民常常与肃反、镇压暴乱、清理阶级队伍、清理跨境少数民族^[22]等密切相关，其中有些还带有明显的民族歧视和民族迫害成分。强制移民的任务通常由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后改称内务部)和国家安全部具体执行。这些移民行动数量巨大，动辄几万、几十万，有时甚至是将某个民族不分男女老幼整体驱赶到千里之外重新安家。在强制移民中，多数属于特别移民，少部分属于流刑移民(俄罗斯对服苦役刑或徒刑后被迁移边远地方的人的称谓)、流放犯、驱逐出境者。特别移民享有形式上的完全公民权，但不得擅自离开政府为其划定的居住地，实际上受到居住区域的限制，其他类型的强制移民则被剥夺公民权，受到严厉的管制和监视。

在20世纪20～30年代的农业集体化、30年代的政治大清洗、40年代反法西斯战争期间，大量的乌克兰人、波兰人、爱沙尼亚人、立陶宛人、拉脱维亚人、车臣人、印古什人、卡拉恰伊人、巴尔卡尔人、卡尔梅克人、德意志人、犹太人、鞑靼人、哥萨克人、土耳其人、希腊人、格鲁吉亚人和亚美尼亚人先后被冠以“富农路线”、“民族分离主义”、“背叛苏维埃祖国”、“社会危险分子”、“宗教反动分子”、“民族主义者”、“反苏分子”、“反革命分子”、“敌对分子”等罪名强制集中、流放、迁徙、驱逐，一系列少数民族被剥夺了民族自决自治权、土地权和公民权，大批神职人员、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和代表人物遭到监禁或屠杀。

1.波兰特别移民

1940年，苏联政府最大的特别移民行动是清理新领地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地区的波兰移民。根据苏维埃政权建立初期与波兰签订的边境协议，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的部分土地曾被划归波兰，此后大批波兰移民进入该地区。1939年，苏联乘德国入侵波兰之机出兵波兰东部，重新夺回上述地区，此后便开始强行迁移当地的波兰移民。

这些移民主要由波兰“阿萨特尼克”和难民组成。“阿萨特尼克”是当时对部分波兰移民的称谓，这些移民中的大多数曾在波兰军队服役，因在1920年反对苏维埃俄国的战争中立功而于20世纪20～30年代获得奖励土地后在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定居，并且在一定程度上行使着警察的职能，负责本地的治安。1939年苏联军队开进上述地区，“阿萨特尼克”及其家属被驱逐出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地区，迁往西伯利亚、哈萨克斯坦、伏尔加河沿岸、乌拉尔和俄罗斯的北部寒冷地带。与他们一起被驱逐的还有波兰的政府职员、战俘营和监狱里的波兰军官、地方官员、宪兵及其家属，还包括从德占区逃亡来的波兰难民。

1940～1941年，自西乌克兰、西白俄罗斯和立陶宛被驱赶到俄罗斯内地和中亚地区的波兰公民大约有38万，其中大多数是被作为特别移民迁移的。从民族属性来看，他们当中不仅有波兰人，还有为数不少的犹太人，以及少量的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德意志人和其他民族的居民。他们大多被迁往俄罗斯联邦各州、边疆区和自治共和国，主要集中在阿尔汉格尔斯克、斯维尔德洛夫斯克、新西伯利亚、科米、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沃洛果特斯克、伊万诺夫斯克、莫洛托夫、阿尔泰、鄂木斯克、马里等地。

随后爆发的苏德战争改变了上述波兰移民的命运。1941年8月12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发布命令，释放全部在1940～1941年从西部各州被驱赶和流放的波兰公民。根据苏联官方的统计，1941～1942年，“古拉格”(劳动感化管理总局)释放了4.3万波兰公民，各移民点、流放地和战俘营共释放了38.9万名波兰公民。随后在此基础上，经过苏联政府的策划于苏联境内组建了两支波兰军队投入到反法西斯战争，分别由安捷尔斯和别尔林格指挥。然而这两支军队的官兵对苏联政权充满仇恨，大多数人拒绝与苏军合作，于1942年在安捷尔斯的率领下撤退到伊朗境内，只有少部分人留下来与苏军并肩作战，直至胜利。有数万名重新获得自由的波兰移民继续留在被放逐地，直到战后才得以返回祖国。

在苏德战争爆发前不久，还有数万名“反苏分子”被从波罗的海沿岸、西乌克兰、西白俄罗斯和德涅斯特河右岸摩尔达维亚流放到俄罗斯的新西伯利亚、阿尔泰、克拉斯诺亚尔斯克、鄂木斯克、科米和基洛夫等地。他们的命运与波兰移民相差无几。^[23]

2.德意志特别移民

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后，在苏联境内的德意志人由于民族属性的原因受到怀疑，进而遭受歧视和迫害。从这年8月底开始，苏联政府大规模将德意志人从欧洲边境和国家的中心地区驱赶到边远的西伯利亚、远东和中亚地区。整个战争期间，有94.98万德意志苏联公民被纳入特别移民的行列。在这将近100万的德意志人当中，有44.65万人来自原伏尔加河沿岸德意志自治共和国，14.92万人来自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卡巴尔达—巴尔卡尔自治共和国、北奥塞梯自治共和国、图拉州(包括1941年从克里米亚和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疏散出来的近5万德意志人)，7.96万人来自扎波罗什州、符罗希洛夫格勒州、斯大林斯克州，4.67万人来自萨拉托夫州，4.64万人来自外高加索的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3个加盟共和国，3.83万人来自罗斯托夫，2.63万人来自斯大林格勒州，1.1万人来自列宁格勒市和列宁格勒州，其余分别来自古比雪夫州、莫斯科市、莫斯科州、达吉斯坦自治共和国、车臣—印古什自治共和国、卡尔梅克自治共和国、沃罗涅什州、第聂伯罗彼特罗夫斯克州、高尔基州、克里米亚等地。可见，对德意志人的驱逐是在极为广泛的地域上进行的。

迁移德意志居民的特别移民行动一直持续到20世纪50年代初期，其间并没有因为战争的结束而终止。战后从境外遣返回来的德意志苏联公民同样遭到放逐，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连因为战时加入苏联工人纵队(劳动军)而没有被放逐的德意志人在战后的1945～1946年也遭到了放逐。1946～1951年，在没有对德意志人进行特别移民的乌拉尔、西伯利亚、远东、哈萨克斯坦、中亚地区，当地的德意志人也受到了监视，他们必须按自己的常住地进行特别移民登记。到20世纪50年代初，德意志族特别移民数量增加到了120万。^[24]

了解了这段历史，就不难理解为什么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当苏联政府取消移民外迁限制后会有大批的德意志人竞相离开俄罗斯。

3.高加索地区特别移民

卫国战争期间，苏联政府以叛国罪对一系列少数民族实施了严厉的制裁，剥夺了他们的民族自治权，撤销了他们的民族自治建制，并将他们全部驱逐出原居住地，发配到遥远的边疆。到底有多少人口因此而遭到驱逐，笔者没有收集到准确的数字，估计有几百万，单是高加索地区就有数十万。

1943年10月，苏联政府宣布，撤销卡拉恰伊自治州，12月，撤销卡尔梅克自治共和国，两个自治地区的原有土地被划入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居住在那里的卡尔梅克人和卡拉恰伊人被整体迁往中亚和西西伯利亚。

1944年3月，苏联政府又宣布撤销车臣—印古什自治共和国，建立格罗兹尼州，4月，取消巴尔卡尔民族自治权，改卡巴尔达—巴尔卡尔自治共和国为卡巴尔达自治共和国，居住在上述地区的印古什人、车臣人和巴尔卡尔人被全部驱往中亚。^[25]

此外，1943～1944年，居住在高加索地区的亚美尼亚人、土耳其梅斯赫特人、库尔德人和赫姆申人也遭到大量驱逐。在对上述民族进行强制移民时，常常有邻近的部分其他民族成员也因各种偶然因素而被一同放逐。

4.其他强制移民

20世纪30年代，苏联政府以边境安全为由，将居住在苏中、苏朝边境苏方一侧的数万朝鲜人强行自远东迁往中亚。

1942年3月，因为同样的理由，与芬兰邻近的列宁格勒市及周边地区的4.47万因盖尔曼兰特人和芬兰人作为特别移民被放逐到西伯利亚的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伊尔库茨克州和鄂木斯克州等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1946年1月，依照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的命令，他们的特别移民身份被取消，改为“社会危险分子”，成为政府和人民的“敌人”。

居住在列宁格勒州的数万因盖尔曼兰特人的命运更加曲折和悲惨。1943～1944年，德军占领列宁格勒州后强行“疏散”当地居民，因盖尔曼兰特人被迁往爱沙尼亚，到达爱沙尼亚后又被告知必须立即离开，要么迁往德国，要么迁往芬兰。考虑到地域的接近和与芬兰民族的血缘关系，他们选择了芬兰。1944年9月19日，苏联、英国和芬兰三方签署停战协议后，这些因盖尔曼兰特人又被成批地遣返苏联。根据苏联国防委员会1944年11月19日决议，他们被送往雅罗斯拉夫、加里宁、诺夫哥罗德、普斯科夫和大卢克各州，他们不享受特别移民的法律地位，而是被当做“社会危险分子”对待。至1946年3月，从芬兰共遣返了5.6万因盖尔曼兰特人。

1942年，从南部的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和罗斯托夫州迁移了大批“社会危险分子”，他们当中主要是希腊人。1944年，当苏军解放克里米亚半岛后，立即对克里米亚草原地区的鞑靼人、希腊人、德意志人和保加利亚人采取行动，将他们全部驱赶出家园，迁往西伯利亚和中亚，理由是他们背叛祖国，在德军占领期间与法西斯合作。1945～1951年，有17.76万“弗拉索夫分子”^[26]在判刑后被流放。1944～1952年，西乌克兰“奥乌诺夫涅茨”(“乌克兰民族解放者组织”成员)遭放逐;1945～1949年，有14.25万波罗的海人被放逐;1949年7月，从摩尔达维亚迁移3.58万人，同年从格鲁吉亚、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克拉斯诺达尔和黑海沿岸地区(敖德萨、克里米亚)等地迁移了大量的希腊人、土耳其人和“达什纳克”(亚美尼亚民族主义者)，单是从黑海沿岸就迁移了5.77万人。

20世纪40年代末至50年代初，伴随着波罗的海沿岸地区、西乌克兰、西白俄罗斯、德涅斯特河右岸摩尔达维亚和北布哥维纳等新领地的农业集体化，有数万农民被没收财产并遭放逐。根据苏联内务部特别移民局和国家安全部第九局的登记，他们中的大部分人被当做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遣返回国的“奥乌诺夫涅茨”(“乌克兰民族解放者组织”成员)、波罗的海和摩尔达维亚特别移民的一部分加以处理，少部分作为被没收了财产的富农单独放逐。

根据当代俄罗斯学者的统计，1940～1952年，全苏被强制移民人口多达350万，其中包括农民、工人、职员、教士、修女、苏军战俘、外国移民，他们中间只有极少部分人持反苏立场，大部分都是无辜的。斯大林逝世后，苏联政府开始对流放人员进行重新甄别，许多无辜的人被平反昭雪，据记载，1954～1957年，苏联全境共释放了255.46万特别移民和流放者，另外还有许多人或者死亡或者被镇压，活下来的人大部分被允许回归故里，也有少部分人仍被禁止返回家乡，如克里米亚鞑靼人。^[27]

1989年，苏联最高苏维埃发布宣言，指责对整个民族进行强迫迁移的做法是非人道的和不公正的，是对国际法准则的践踏，是最严重的犯罪行径。1991年4月29日，作为苏联加盟共和国的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通过了《为遭受迫害的民族平反》的法案，对被强行迁移的民族返回原籍予以支持。

(四)两次外迁移民潮

20世纪前半期，苏联发生过两次大规模的外迁移民潮。第一次发生在1917～1922年十月革命和国内战争期间。由于革命推翻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加之长年的战乱，许多效忠于沙皇或临时政府的贵族、资本家、大商人、知识分子、白卫军分子以及大量的难民纷纷涌向国外寻求庇护。因此，这次外迁移民潮被称做“革命后移民”或“白色移民”。根据1921年人口普查，外迁移民高达200多万，加上逃亡到国外的难民和滞留在德国和奥地利的俄国一战战俘，在境外的俄罗斯人总数达到300多万。外迁移民去向国遍布世界各地，其中大多数为波兰、德国、土耳其、法国和中国所接纳。^[28]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苏联又出现了第二次外迁移民潮。根据苏联遣返事务管理局的统计资料，截至1952年1月1日，从苏联外迁的人口达45.16万人，这一数字还不包括加入德国国籍和奥地利国籍的苏联德意志居民，也不包括加入罗马尼亚国籍的比萨拉比亚人和布哥维纳人。“第二次外迁”大多为非俄罗斯人，其中乌克兰人最多，达14.49万人，占32.1%;其余人数较多的民族还有拉脱维亚人，达10.92万人(24.19%)，立陶宛人，达6.34万人(14.04%)，爱沙尼亚人，达5.89万人(13.05%)，俄罗斯人，达3.17万人(7.02%)，白俄罗斯人，达0.99万人(2.18%)，其他民族，达3.35万人(7.42%)。外迁移民的目的国主要是英国、德国、澳大利亚、奥地利、加拿大、美国、瑞士、法国、比利时、阿根廷、芬兰等。

按照当时英美等西方国家的标准，立陶宛人、拉脱维亚人、爱沙尼亚人、西乌克兰人(原奥匈帝国公民及其后裔)，即在战后划入苏联版图上的人民属于“西方人”，他们被认为是欧洲文明的组成部分，西白俄罗斯和德涅斯特河右岸摩尔达维亚人在一定程度上也被视为“西方人”，而苏联其他地方的人民，即战前苏联版图上的人民被认为是亚洲人或半亚洲人，属于另外一种文明，是“东方人”。在“第二次外迁”移民的构成中，超过3/4为“西方人”，“东方人”不足1/4。^[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