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的新世界：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二、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的新世界：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一）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政治批判

1848年2月，马克思、恩格斯为“共产主义者同盟”起草的、科学社会主义的第一个纲领性文件——《共产党宣言》在伦敦出版，它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开端。此前五、六年间，他们的理论活动，诚如马克思所说：“我们的任务是要揭露旧世界，并为建立一个新世界而积极工作……我们不想教条地预料未来，而只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什么也阻挡不了我们把我们的批判和政治的批判结合起来，和这些人的明确的政治立场结合起来，因而也就是把我们的批判和实际斗争结合起来，并把批判和实际斗争看做同一件事情。”^[15]他在这里所说的“政治立场”就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立场；“政治批判”就是对现存的一切（尤其是国家权力与社会制度）进行无情的批判，就是同西欧各先进国家的反抗资本主义剥削和压迫的工人运动相结合。这种批判的无情性，既表现为不怕自己所作的结论，也表现为临到触犯当权者也不退缩。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政治批判精神，早在《德法年鉴》上发表的两篇文章中便有突出的体现。为了从政治上消除批判资本主义的障碍，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就是一定要拨开笼罩在宗教头上的面纱，澄清宗教与政治的关系；这同时也是当时现实斗争的迫切需要。马克思原本是青年黑格尔派中十分活跃的中坚人物，19世纪40年代之初，他因受到费尔巴哈唯物主义哲学影响，开始从革命民主主义转向共产主义。然而那些还留在青年黑格尔派中的一些人，以“政治即国家”的传统理论作为基础，在理论批判上闹哄哄的中心点就是开展对宗教和封建制度的批判，并依照黑格尔“绝对观念”在封闭体系里发展的思维方式，认定资产阶级政治解放即封建制度的灭亡，就是人的自由和解放。针对布鲁诺·鲍威尔写的《犹太人问题》，马克思写了《论犹太人问题》。在这篇文章中，他彻底地批判了鲍威尔把宗教同政治解放绝对对立的观点，即人们如果不抛弃宗教，就不能获得政治解放；而政治解放的目的就是用资本主义民主共和制取代封建专制的制度，等等。马克思则认为：宗教本身不过是尘世生活在意识中的一种虚幻反映，它同政治和国家一样都是由市民社会所决定的。因此，解决这些问题的根本方法，不存在于它们自身或者有关它们的观念之中，而是存在于经济的事实之中。政治革命或政治解放不过是专制权力所依靠的封建社会的解体，而消灭宗教则是一个社会革命或社会解放的问题。在另外一篇《〈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文章中，马克思进一步指出：是人创造了宗教，而不是宗教创造了人。费尔巴哈虽也这么认为，但是，他把神还原为人之后却认为：人不过是纯粹的自然存在物。马克思又对费尔巴哈进行批判，指出：“人并不是抽象地栖息在世界以外的东西。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16]马克思说：宗教之所以能把人的世界观颠倒，成为现实世界的总的理论，成为它的包罗万象的纲领，归根到底是因为产生宗教的现实国家和社会的本身，就是颠倒的世界，“宗教里的苦难既是现实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现实的苦难的抗议”^[17]。因此，单纯地批判宗教是不够的，必须把对天国的批判转变为对尘世的批判，对现实国家制度的批判。马克思号召“向德国制度开火！一定要开火！”^[18]怎样开火呢？他认为仅有理论武器还不行，这是因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对宗教的批判最后归结为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样一个学说，从而也归结为这样一条绝对命令：必须推翻那些使人成为受屈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19]马克思的理论创新和革命实践活动，他的那种理论勇气与战斗精神，引起了普鲁士政府的注意，当局以“叛国和侮辱陛下”的罪名对他指控，下令在马克思进入普鲁士国境时将他逮捕；未逞。于是，普鲁士政府在1845年1月发出照会，强迫法国政府把马克思驱逐出境（在离开巴黎之前，马克思又完成了两部著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又名《神圣家族》）。于是，马克思不得不于当年2月移居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继续他的理论研究和参与实际革命活动。这段时期的研究成果主要有两部：一是《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1845年）；二是同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年）。在此期间，恩格斯于1844年9月～1845年3月写作并出版了被列宁称之为“对资本主义与资产阶级的一份义正词严的控诉书”——《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以及痛斥普鲁士反动制度与德国军阀官僚和王公贵族飞扬跋扈、专横暴戾的《德国状况》（1845年10月～1846年2月）。我们之所以要这样排列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如此艰难情况下的活动时间表及其理论成果，一是为了追本穷源，说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理论上的日趋成熟和马克思主义诞生是以藐视权贵、坚毅勇敢的大无畏理论创新精神为前提的，是在同政治上的强大敌人进行的斗争中、在批判各种反动思潮与学术派别的激烈较量中产生的；如果没有这种对现存一切所进行的无情批判，就不会有马克思主义的诞生。二是为了说明在《共产党宣言》诞生之前的这些著作中，已在总体上奠定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根基，所以才会有《共产党宣言》对唯物史观广泛的政治性阐述，才会有1859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对唯物史观科学内容的经典性叙述。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政治批判作了极其简明而深刻的论述：“几十年来的工业和商业的历史，只不过是现代生产力反抗现代生产关系、反抗作为资产阶级及其统治的存在条件的所有制关系的历史。”^[20]“资产阶级生存和统治的根本条件，是财富在私人手里的积累。是资本的形成和增值；资本的生存条件是雇佣劳动。雇佣劳动完全是建立在工人的自相竞争之上的。资产阶级无意中造成而又无力抵抗的工业进步，使工人通过联合而达到的革命团结代替了他们由于竞争而造成的分散状态。于是，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资产阶级赖以生产和占有产品的基础本身也就从它的脚下被挖掉了。它首先生产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21]

（二）批判旧世界对新世界政治文明建设的启示

从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纵深之处，探讨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及其启示，十分有益于我们在两种不同社会制度的比较中，掌握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精神实质。

——关于衡量政治是否文明的标准问题。马克思把青年黑格尔派对宗教和封建专制制度的批判，引向了对政治解放和人类解放命题的讨论，为研究政治是否文明树立了“以人为本”的科学标准。

马克思指出：“在政治解放已经完成了的国家，宗教不仅存在，而且表现了生命力和力量，这就证明，宗教的存在和国家的完备并不矛盾。”^[22]他用这个宗教+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现实告诉人们：“政治解放和宗教的关系已经成了政治解放和人类解放的关系问题。……政治解放不是彻底的没有矛盾的人类解放的方法。”^[23]为什么不能彻底呢？这是因为在政治革命之后如果没有广泛而深刻的社会革命，人类解放是不能完成的。政治解放的作用仅仅在于“一方面把人变成市民社会的成员，变成利己的、独立的个人，另一方面把人变成公民，变成法人。……只有当人认识到自己的‘原有力量’并把这种力量组织成为社会力量因而不再把社会力量当做政治力量跟自己分开的时候，只有到了那个时候，人类解放才能完成。”^[24]这里所说的“不再把社会力量当做政治力量”，从本质上看，就是“政治力量”完全社会化了，社会成为一个自由人的联合体，国家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也就是国家的自行消亡。按照“任何一种解放都是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的要求，我们之所以肯定资产阶级政治革命的进步作用，是因为它使“人在政治上从宗教中解放出来，也就是把宗教从公法范围内驱逐出去，转到私法范围”，使人离最终的解放在距离上又缩短了许多。宗教已不再是国家的精神，一切社会成员都分为公人和私人这种二重化身份，宗教从国家移到市民社会，这就标志着资产阶级政治解放任务的完成。对此，马克思评论说：资产阶级的政治解放不是“一个个别阶段，而是它的完成；因此，政治解放并没有消灭人的实际的宗教观念，而且它也不想消灭这种观念。”^[25]对资产阶级这种有限的政治文明，人们应该看到：它既不是永生永世的，也不值得大加夸耀。在19世纪40年代初期的“批判时代”，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尖锐地提出：批判的锋芒要双管齐下，既要批判封建专制主义制度，又要批判资本主义制度。在这个大批判中，下一个以无产阶级为领袖的政治解放必然兴起，它将是以政治革命+社会革命为根本原则的、“以人为本”的对人的双重解放。

——关于政治文明的核心价值问题。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对德、法、英等国历史及其现状的研究和双重批判，认识到资产阶级作为社会主人的历史已经结束。“异化劳动”理论的确立，使他作出无产阶级政治解放即我们现时所谓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其核心价值是在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基础上，维护好、实现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西欧资产阶级掀起政治解放的指导思想，是从古代希腊文化传承下来的以个人权利与义务为基础的价值体系和商业精神。18世纪启蒙思想家鼓吹的所谓“理性”，就是要求铲除封建制度，复兴古希腊、罗马文化的那套核心价值体系与商业精神。因此，实现所谓民主、法治、平等、自由、公正、公平、人权等，说到底，都不是给广大人民群众的“免费午餐”，而是在商品交易中实现自由、平等和公平，等等。他们本着这个核心价值从事政治解放运动，以便建立起“理性”的和“永恒正义”的王国，这就是现代政治文明为之奋斗的社会目标。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说：“一切所谓政治革命，从头一个起到末一个止，都是为了保护一种财产而实行的，都是通过没收（或者也叫做盗窃）另一种财产而进行的。所以毫无疑问，2500年来私有制之所以能保存下来，只是由于侵犯了财产所有权的缘故。”^[26]既然他们要建立的王国是以个人财产私有制为基础的（同以往的区别仅仅是：以资本主义私有制替代封建领主私有制，以大工业私有制替代小农私有制），那么，资产阶级的政治解放及其以后的一切社会问题，就不能不用这个资本主义私有制来说明。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就着重地考察了资本主义条件下私有制的发展趋势。它既是对马克思从事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资产阶级经济学说进行研究前期成果的反映，也是为了对日益尖锐化的劳资矛盾深层次原因的解答，以及为不断高涨的工人运动提供精神支撑。他从劳动入手考察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工资和利润、劳动和资本的关系，发现了资本主义剥削工人的秘密，即资本主义生产是剩余价值的生产。这种生产使工人的劳动及其产品成为一种外在的异己力量，与劳动者相对抗，统治着劳动者。马克思称此为“劳动的异化或异化劳动”。在这个前提下，“工人生产的对象越多，他能够占有的对象就越少，而且越受他的产品即资本的统治”^[27]。

恩格斯差不多同时写作出版了《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他在书的扉页上写道：“工人们！我献给你们一本书。在这本书里，我想把你们的状况、你们的苦难和斗争、你们的希望和要求的真实情况描绘给我的德国同胞们。我曾经在你们当中生活过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对你们的状况有足够的了解。”^[28]在这部著作中，恩格斯开宗明义地指出：“工人阶级的状况是当代一切运动的真正基础和出发点，因为它是我们目前社会一切灾难的最尖锐最露骨的表现。法国和德国的工人共产主义是它的直接产物，而傅立叶和英国社会主义以及德国有教养的资产阶级的共产主义则是它的间接产物。所以，为了给社会主义理论，同时给那些认为社会主义理论有权存在的见解提供坚实的基础，为了肃清PRO ET CONTRA（赞成和反对）社会主义理论的一切空想和臆造，研究无产阶级的境况是十分必要的。”但是，只有在英国“才能搜集到这样完整的并为官方的调查所证实了的必要材料，这正是对这个问题进行稍微详尽的阐述所必须的。”^[29]恩格斯用详细的材料向我们证明：在现代市民社会里进行着“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生存竞争），这个无处不在的战争的根本原因，就是“资产阶级垄断了一切生活资料（在最广泛的意义上讲）。无产者所需要的一切都只能从这个资产阶级（它的垄断是受到国家政权保护的）那里得到。所以，无产者在法律上和事实上都是资产阶级的奴隶，资产阶级掌握着他们的生死大权。”^[30]工厂制度的分工是一种强制性的劳动，它只能使人动物化，“英国社会把工人置于这样一种境地：他们既不能保持健康，也不能活得长久；它就这样不停地一点一点地毁坏着工人的身体，过早地把他们送进坟墓。……社会知道它所建立的制度会引起怎样的后果，因而它的行为不单纯是杀人，而且是谋杀”。^[31]“我从来没有看到过一个阶级像英国资产阶级那样堕落……在资产阶级看来，世界上没有一样东西不是为了金钱而存在的，连他们本身也不例外，因为他们活着就是为了赚钱，除了快快发财，他们不知道还有别的幸福，除了金钱损失，也不知道还有别的痛苦。”^[32]在斗争实践中，工人们已经懂得他们相互之间停止竞争、加强团结的重要性了。“当工人之间的竞争停止了的时候，当所有的工人都下了决心，再也不让资产阶级来剥削自己的时候，私有制王国的末日就来临了。”^[33]在文章的最后，恩格斯展望前景地说：“阶级的分化日益尖锐，反抗的精神日益深入工人的心中，愤怒在加剧，个别的游击式的小冲突在扩展成较大的战斗和示威，不久的将来，一个小小的推动力就足以掀起翻天覆地的浪涛。”^[34]

马克思还指出：异化劳动的直接结果是：既迫使工人的肉体遭受折磨、精神备受摧残，并将这种不幸一代代地在代际间传递；又日复一日地生产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即生产资本剥削劳动、资产阶级统治无产阶级的关系。由此他得出结论说，要消灭异化劳动、结束人同人相异化的现象，就必须废除私有制，“而要消灭现实的私有财产，则必须有现实的共产主义行动”，即无产阶级的政治解放运动。“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扬弃”。^[35]这个思想在《共产党宣言》中的表达：“共产主义的特征并不是要废除一般的所有制，而是要废除资产阶级的所有制。……从这个意义上说，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又说：“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但是，消灭私有制并不是共产党人的目的；共产党人的奋斗目标是实现全人类的解放，即进入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美好共产主义社会。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结尾处，引用了摩尔根在《古代社会》里说的一段话对这个目标作了描述：“社会的瓦解，即将成为以财富为唯一最终目的的那个历程的终结，因为这一历程包含着自我消灭的因素。管理上的民主，社会中的博爱，权利的平等，普及的教育，将揭开社会的下一个更高的阶段，经验、理智和科学正在不断向这个阶段努力，这将是古代氏族的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复活，但却是在更高级形式上的复活。”^[36]

——关于政治文明发展的动力问题。马克思在早期理论活动中把实践的观点引进哲学研究，《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次系统地阐述了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本观点，科学地解释了政治文明发展的动力，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发展为科学。

包括资产阶级哲学在内的以往一切哲学，对社会现象和历史事件变化的解释，总是以其人性的好恶（特别是少数杰出人物的思想动机）或其他偶然性原因来回答，而对于现象背后的本质、躲藏在偶然性背后的必然性从不加以认真的、系统的研究，以至使人们对历史产生一堆“剪不断、理还乱”的感叹，在现实生活中也很难理出个头绪来。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研究发现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其文字表述经过多年的锤炼，最后由马克思在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详细地表达出来：“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37]1883年，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对这段文字作了浓缩，指出：“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茂芜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因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为基础，人们的国家制度、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38]由于历史唯物主义把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动力归结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其社会革命的发端是由经济基础向上层建筑领域推进，所以研究政治发展或曰政治革命、政治解放，都是不能离开生产力的发展的。在生产力的构成要素中，人又是最积极最活跃的能动因素，所以生产力的发展归根结底又在于生产者（首先是直接的物质资料生产者）的发展状况及其对劳动生产的态度。在资本主义异化劳动的状况下，工人对资本家的反抗正是生产力反抗桎梏它发展的生产关系斗争的人格化表现。这种现象即阶级斗争，近代以来许多资产阶级学者都认同。马克思在1852年致约·魏德迈的信中说：我对阶级斗争理论的“新贡献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39]阶级斗争虽然在根本上是围绕经济解放进行的，但是最直接的领域是政治斗争，其旋转的轴心和直接的目标乃是政治权力或国家政权问题。所以，在阶级社会里，阶级斗争便顺理成章地就是政治文明及其发展的动力；否认阶级对抗及其斗争的观点，就是否认政治文明发展的观点。马克思在批判普鲁东的时候说过：“当文明一开始的时候，生产就开始建立在级别、等级和阶级的对抗上，最后建立在积累的劳动和直接的劳动的对抗上。没有对抗就没有进步。这是文明直到今天所遵循的规律。到目前为止，生产力就是由于这种阶级对抗的规律而发展起来的。如果硬说由于所有劳动者的一切需要都已满足，所以人们才能创造更高级的产品和从事更复杂的生产，那就是撇开阶级对抗，颠倒整个历史的发展过程。”^[40]在无产阶级夺取国家政权以后，特别是生产资料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出现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并存的现象，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动力，在根本上取决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物质文明建设的可持续发展；但是，如何在政治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就不能不成为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一个崭新的时代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