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的社会分工思想

对社会分工问题进行系统的研究，开始于近代社会。由于社会生产力和社会分工的进一步发展，社会分工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作用，如提高生产效率、促进社会生产力方面的作用开始异常突出，引起了西方古典经济学家的广泛关注。另外，随着人的发展问题进入思想家的视域，社会分工造成的一系列恶果也被空想社会主义者意识到。对社会分工现象进行的研究形成为近代系统的社会分工理论。

一、古典经济学的社会分工思想

自近代以来，社会分工在经济生活中的巨大作用，引起了经济学家的广泛注意。尤其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把分散的个别劳动转变为集中的社会劳动，一方面建立起大规模的企业内部分工，另一方面又促使社会内部分工空前发展，社会分工在经济生活中的巨大作用，引起了经济学家的广泛注意。从威廉·配第以来，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家都论述过社会分工问题，其中最为系统而深刻地论述社会分工的人是英国著名政治经济学家亚当·斯密。虽然配第等对分工也有大量论述，但决非一种理论的自觉，这是因为，虽然配第认识到了分工的重要性并作了经验地描述，但他并没有在理论上以分工为核心来建构理论体系，其理论体系也是不完整的。只有斯密以分工为逻辑起点系统地构建了庞大的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

亚当·斯密生活的时期，工场手工业高度发达，产业革命已经开始。那时，许多机器的发明陆续在英国出现，大批手工业工场正在向机器大工业过渡，专业化分工的发展日益摧毁着封建主义的生产方式，并将社会推向资本主义。斯密经济学研究的中心问题就是如何增加国民财富，他第一次明确提出一切生产过程的劳动都是财富的源泉，从而建立了比较系统完整的劳动价值理论。斯密在将农业、工场手工业、航海业、商业等等实在劳动的特殊形式轮流地看作是财富的真正源泉之后，斯密认识到，财富的源泉不仅仅在于劳动，而且在于形成社会分工的劳动，“亚当·斯密宣布劳动一般，而且是它的社会的总体形式即作为分工的劳动，是物质财富或使用价值的唯一源泉。”^[19]从而自觉地以分工问题作为其经济学研究的出发点。斯密还认为，生产一种商品的劳动不仅是个别生产部门的劳动，而且是社会上有关生产部门工人的共同劳动，社会劳动是财富的来源，这表明斯密已经对企业内部分工和社会性分工这两种分工形式有了一定的了解，虽然后来他又会不加区别地加以使用。1776年，亚当·斯密发表了著名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在全面阐述其经济学思想的同时系统地提出了分工理论。

亚当·斯密的分工理论较之柏拉图的社会分工理论前进了一大步。分工是亚当·斯密经济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在斯密的全部学说体系中，社会分工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正是运用社会分工这一理论，斯密更为具体地分析了劳动创造财富的特定过程，把劳动价值论这一抽象原则具体化了。马克思曾经指出:“人们把他(斯密)看成工场手工业时期的集大成的政治经济学家，是因为他特别强调分工。他认为机器只起了从属的作用……”^[20]熊彼特也说:“无论在斯密以前还是在斯密以后，都没有人想到要如此重视分工。”^[21]斯密对分工问题研究的主要贡献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1．社会分工产生的根源及其发展基础

斯密认为，人们之间的互通有无的交换倾向是社会分工产生的根源，并且交换的发展制约着社会分工的发展。从分工与交换的关系出发，斯密认为社会分工起源于人们的交换倾向和交换能力。他认为，社会分工既不是人类智慧的结果，也不是人的观念的产物，而是起源于人们的交换倾向和交换能力。他说:“引出上述许多利益的分工，原不是人类智慧的结果，尽管人类智慧见到分工会产生普遍富裕并想利用它来实现普遍富裕。它是不以广大效用为目标的一种人类倾向所缓慢而逐渐造成的结果，这种倾向就是互通有无，物物交换，互相交易。”^[22]斯密指出，人类最初在交换过程中发现一个人如果专门从事某一种工作所取得的好处要比自己包揽一切工作好得多，于是人们就专门从事某一种工作，从而引起了社会分工。斯密进而指出，社会分工的发展程度要受交换能力即市场大小的限制，他指出交换的发展制约着社会分工的发展，而社会分工又是交换的前提，这里他错误地夸大了交换对社会分工的制约作用，“分工起因于交换能力，分工的程度，因此总是要受交换能力的限制，换言之，要受市场广狭的限制”^[23]。显然，斯密把分工视为交换发展和人类需求多样化的结果，超越了柏拉图把分工归结为需要的思想。

2．社会分工的作用

斯密详细地分析了社会分工的作用，认为社会分工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重要因素。斯密进一步揭示了这一作用的深刻原因:“第一，劳动者的技巧因业专而日进;第二，由一种工作转到另一种工作，通常需损失不少时间，有了分工，就可以免除这种损失;第三，许多简化劳动和缩减劳动的机械的发明，使一个人能够做许多人的工作。”^[24]

这里，有两点大大超出了柏拉图。柏拉图最多是看到分工使人们专门从事某一工作而日益增强了熟练程度，斯密则没有仅仅停留在这一点上，他还进一步揭示了社会分工与节约工作时间、促进技术发明之间的关系。斯密看到，一方面，分工使人们免除了由一种工作转到另一种工作所需花费的时间，而时间的节约也就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另一方面，分工又使劳动简化，而工人的全部智慧都集中在简化了的工作上，这就很容易导致新的技术发明和技术创新，而技术的进步乃是生产力发展的巨大杠杆。斯密指出了社会分工的这两点作用，可以说是斯密对分工理论的重要贡献。

3．社会分工与人的才能的关系

斯密还研究了人的才能的差别与社会分工的关系。斯密认为，社会分工会导致人们天赋才能的差异，从而形成不同的社会阶层。柏拉图认为，形成社会分工的原因除了人的需要的多样性之外还有人的能力的差别，斯密批判了这一观点，认为事实恰恰相反，个人天赋才能的差异是社会分工的结果而不是社会分工的原因。斯密指出:“人们的天赋才能的差异，实际上并不像我们所感觉的那么大。人们在壮年时在不同职业上表现出来的极不相同的才能，在多数场合，与其说是分工的原因，倒不如说是分工的结果。例如，两个性格极不相同的人，一个是哲学家，一个是街上的挑夫。他们间的差异，看来是起因于习惯、风俗与教育，而不是起因于天性。”^[25]并且，他还说:“就天赋资质说，哲学家与街上挑夫的差异，比猛犬与猎狗的差异，比猎狗与长耳狗的差异，比长耳狗与牧畜家犬的差异，少得多。”^[26]人们因为长期干一种工作，那么他在这方面的才能就会加强，而其他方面的才能就会减退，人们成为哲学家或挑夫恰恰是分工的结果，而不是分工的原因。这无疑要比柏拉图的思想深刻得多。关于这一点，马克思曾经有过评述:“‘个人之间天赋才能的差异，实际上远没有我们所设想的那么大;这些十分不同的、看来是使从事各种职业的成年人彼此有所区别的才赋，与其说是分工的原因，不如说是分工的结果’。搬运夫和哲学家之间的原始差别要比家犬和猎犬之间的差别小得多，他们之间的鸿沟是分工掘成的。”^[27]

4．社会分工的消极影响

值得一提的是，斯密对社会分工造成了人的片面发展也有所察觉。作为智者的斯密一方面盛赞分工所带来的生产力的巨大进步，另一方面又敏锐地注意到这个雅努斯之神的另一副面孔——与这一进步相伴随的种种不合理现象:即社会分工对人的发展的消极影响。斯密认为，社会分工使人们局限于少数但很简单的操作，终身从事这些简单操作的人丧失了全面发展自己智力的机会，从而变得迟钝无知。这种单调的生活还损害人们的进取精神，破坏其身体的活力，使人们无法精力充沛、持久地使用自己的力量。另外，不平等的分工，不仅使一部分人过度疲劳而另一部分人却无所事事，而且造成了社会财富的不平等分配，尤其是广大劳动者的贫困。

斯密的社会分工理论，在社会分工理论史上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首先，他强调了社会分工对生产力的作用，并对这种作用进行系统地论证，这是斯密的一大贡献。其次，斯密揭示了社会分工与市场交换的关系，阐明了市场对社会分工发展的制约作用。但是，斯密的分工理论也是有重大缺陷的。首先，由于他从人们之间的利己主义愿望和交换倾向这一“抽象的人类本性”出发，去研究分工产生和发展的根本原因，而没有从生产活动本身出发去考察分工的起源和发展，因此他将人类历史发展的特定阶段，即商品社会阶段上的分工和交换，理解为人类社会一般存在的分工和协作关系，对分工缺乏历史性维度的考察。其次，由于其分工理论是以肯定私有制为前提，将私有制的存在和劳动、资本、土地三者的分离视为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起点和归宿。因此，他只是过多地看到劳动分工的积极意义，却看不到它在资本主义生产中带来的消极方面，更不可能去注意劳动在资本主义旧式分工中成为异化劳动的这一事实，其分工理论又缺乏社会关系上的批判维度。

总的说来，斯密比较注重分工与劳动生产力以及与国民财富生产之间的关系，较少从质的方面深入地研究分工所体现的社会生产关系，看不到分工不只是单纯地促进了社会进步，同时也发展和加强了劳动对资本的隶属关系，因而忽视了分工的社会性。在社会分工问题上斯密还犯了严重错误:其一，他混淆了企业内部分工与社会分工的界限，直接把企业内部分工的作用推广到整个社会;不了解企业内部分工是资本主义社会所特有的生产形式，而社会分工则是任何社会形态都具有的，从而抹杀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特殊的历史规定性。其二，斯密对社会分工的原因的论述也是错误的。斯密把交换当作社会分工的原因，事实上，恰恰相反，社会分工是交换的原因而不是结果。但这些不足甚或错误并不能抹煞斯密的分工理论对于发展社会生产力和增进社会物质财富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斯密正是通过分工这面历史的棱镜，较深刻地观察社会经济过程，创立了对他的时代来说完全合乎规律的分工理论，他所揭示的分工对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不仅为近现代各国经济发展的经验所证实，也为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所证明。斯密的社会分工理论仍不失为近代第一个系统的社会分工学说。

斯密的社会分工思想为马克思进一步研究社会分工问题提供了重要的启示。社会分工在斯密学说中的地位引导了马克思对这一问题的深入研究。马克思在1843年转向经济学研究之后经过很长时期，最终在理论上走出异化劳动与私有财产的循环论证，之所以取得如此成就，就在于马克思在深入研究斯密的经济学说的过程中，逐渐认识到了社会分工在劳动生产过程中的特殊地位和重要作用，开始重视对社会分工的理论研究。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后半部，马克思曾大段地引用斯密等人关于社会分工问题的论述。

二、空想社会主义的社会分工理论

晚期空想社会主义者对社会分工与人的全面发展问题十分关注。资产阶级革命的成功，为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开辟了道路。然而，19世纪初，随着近代产业革命的发展，资本主义固有矛盾日益暴露，人的畸形发展及群的发展不平衡的状况日益严重。在这种情况下，以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为代表的空想社会主义者脱颖而出。空想社会主义者第一次提出了“消灭分工”的主张。

空想社会主义者虽然没有脱离人性论的基本思路，但他们注意到了人的片面发展和全面发展的区别，提出了人的全面发展的理想。圣西门说:“十五世纪的欧洲人，不仅在物理学、数学、艺术和手工业方面有惊人的成就，他们还在人类理智可及的一些最重要的最广泛的部门十分热心地工作;他们是全面发展的人，而且是自古以来首次出现的全面发展的人。”^[28]圣西门明确表示:“我终生的全部劳动的目的，就是为一切社会成员创造最广泛的可能来发展他们的才能。”^[29]傅立叶充分肯定生产劳动的教育意义，把生产劳动看成是人的全面发展的手段。他指出:“协作教育的目的在于实现体力和智力的全面发展，把他们全部精力，甚至把娱乐都用在生产劳动上。”^[30]欧文指出:“从原则上讲，人类劳动或人类所运用的体力与脑力的结合是自然的价值标准。”^[31]欧文在描述未来新型社会——“劳动公社”或“合作新村”时，提出了要培养“全面发展的人”^[32]。

空想社会主义者进一步认识到社会分工是危害人的发展的根源，劳动活动的局限性是人的畸形发展的根本原因。傅立叶认为，分工造成了“文明制度”下人与人之间发展不平等的状况，破坏了人的本性和体力、智力的全面发展。欧文认为，由于种种分工，现代人同他所能发展到的高度比较起来，只不过是一小块残缺不全的碎片而已。这是因为，分工使人的智力与体力都被束缚和麻痹了，得不到正常和自然的发展，同时周围的一切又使他们的道德品质堕落并危害其他人。总之，空想社会主义者已经充分了解到，劳动活动的局限性是人的畸形发展的根本原因，认为“文明制度”下所有的人都受到自己狭隘职业的奴役和摧残，不仅人们的体力和智力的劳动能力畸形和片面地发展，而且利欲熏心、道德败坏。傅立叶曾讽刺道:“每个工作者都是群众的公敌，因为他们的利益与他的个人利益相抵触。医生希望病人尽量多;律师希望家家都打官司;建筑师梦想起大火，烧毁半座城市;玻璃匠梦想下冰雹，打碎所有的玻璃窗;裁缝匠和皮匠极愿意大家都得到坏布和不结实的皮子，因为衣服和皮鞋就会加速穿坏而给他们带来更大的幸福。”^[33]

因此，空想社会主义者第一次提出了“消灭分工”的革命主张。首先，他们提出了消灭城乡分工。例如在傅立叶构想的“法郎吉”这种劳动协作形式中，既有农村又有城市;在欧文的理想模式“公社制度”中，城市与乡村是融为一体的，公社成员既从事农业劳动也从事工业劳动。其次，他们提出了消灭体脑分工。圣西门设计的“实业制度”的理想目标，就是把科学、艺术和手工业方面的一切工作尽可能有效地结合起来。在欧文的“公社制度”下，人人都是生产者，也是管理者，每个人既要从事工农业劳动，还要学习现代科学知识，从事科学研究。除此以外，人们还“可以把其余时间用在自己喜爱的事情上，例如，专攻美术和科学，或读书”^[34]，或者进行社会交往。在欧文看来，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结合是实现人的德、智、体、行全面发展的一个基本条件。再次，他们提出了废除职业分工，并具体构想了分工消灭以后的劳动组织形式。按照他们的主张，每一个社会成员在农业和工业上尽可能多的调换工作，以训练青年从事全面的职业活动的能力，克服旧式职业分工所造成的职业技能的片面发展。在空想社会主义者的理想社会中，每个人都可以配合公共利益，根据各自的兴趣爱好和才干自由地选择和变换工作。

在傅立叶的“和谐制度”下，“法郎吉”成员都没有固定的职业，个人可以按照自己的兴趣和嗜好经常地变换工作，而不是终身受一种劳动的束缚。傅立叶把法郎吉按照工种划分为若干个劳动单位“谢利叶”，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选择“谢利叶”，并且可以同时作为数个“谢利叶”的成员，在一个工作日中，他能够在他所参加的“谢利叶”中轮换不同的工作。按照傅立叶的要求，每个法郎吉的成员要参加30种谢利叶，从事每一种谢利叶的时间不得超过2小时，一天之内可以从事数种工作。这样，有利于把人们“训练成能适应几乎瞬息万变的种种工作”。傅立叶认为，通过这种实行劳动变换的制度，劳动就会由苦事变成诱人的娱乐活动，这里，傅立叶“确立了劳动和享受的同一性”，证明“当每个人都能根据自己的兴趣工作的时候，劳动就能恢复它的本来面目，成为一种享受。”^[35]但是，马克思批评了傅立叶这种将自由劳动等同于娱乐活动的观点，“这决不是说，这种劳动是一种娱乐、一种消遣，像傅立叶完全以一个浪漫女郎的方式极其天真地了解的那样。真正的自由的劳动，比如作曲家的劳动，同时也是非常严肃的事情，精力极其紧张的活动。”^[36]

欧文也提出“一切劳动将是自愿的”，“每个人都将配合着公共利益各自按照自己的才干从事劳动。”^[37]在这方面，欧文特别强调要消灭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分工，主张“使劳动阶级各个人的脑力与体力广泛地结合起来”，培养人们在智、德、体、行方面全面发展。欧文还难能可贵地提出了实现这一目标的正确途径: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这一点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正如我们在罗伯特·欧文那里可以详细看到的那样，从工厂制度中萌发出了未来教育的萌芽，未来教育对所有已满一定年龄的儿童来说，就是生产劳动同智育和体育相结合，它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38]

空想社会主义者还常常把分工所造成的人的畸形发展同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联系起来，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了无情的、机智的批判。但是空想社会主义者既不了解资本主义罪恶的根源，也就不知道消灭资本主义的根本道路和承担这个历史使命的社会力量。虽然如此，“他们天才地预示了我们现在已经科学地证明了其正确性的无数真理。”^[39]空想社会主义者关于消灭城市和乡村对立的见解，关于每个人在工业上和农业上尽可能多地调换工种，并且相应地训练青年从事尽可能全面的技术活动的见解，关于劳动应当重新获得它由于分工而丧失的那种吸引人的力量的见解，关于普遍义务生产劳动和普遍义务教育结合并在此基础上消灭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对立的见解等等，都属于后来被马克思主义科学地证明其正确性的、真理性的重要部分。空想社会主义者的突出贡献还表现在，他们突破了一切剥削阶级关于分工是永恒不变的思维模式，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消灭分工的革命主张，从而把人的全面发展同社会分工联系起来，这样，空想社会主义者就把人的发展理论推到一个新的高度。

总之，空想社会主义者突破了一切剥削阶级关于分工是永恒不变的模式，第一次提出了消灭分工的主张，空想社会主义者还把社会分工与人的发展问题联系起来。在空想社会主义构想的理想社会中，人的全面发展是建立在人的全面活动的基础上的，人的活动的多样性至关重要。这种思想表达了空想社会主义者对消灭分工的热切向往和对未来人的活动多样化的美好憧憬。但是，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分工理论毕竟只是一种空想，而不可能成为科学。首先，由于空想社会主义者认识不到产生和消灭分工的物质条件，所以幻想消灭职业分工。其次，空想社会主义者也不了解消灭分工的社会力量和现实道路。他们企图用幻想的图景来感化人们，幼稚地寄希望于统治者的改良。因此，空想社会主义者的社会分工理论还不是科学的社会分工理论。

【注释】

[1]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上，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39—141页。

[2]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05页。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21页。

[4]柏拉图:《理想国》，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58页。

[5]柏拉图:《理想国》，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59页。

[6]柏拉图:《理想国》，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60页。

[7]参见解占原:《当代社会分工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0页。

[8]柏拉图:《理想国》，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59页。

[9]柏拉图:《理想国》，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97页。

[10]柏拉图:《理想国》，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66页。

[11]柏拉图:《理想国》，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72页。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74页。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05—406页。

[14]柏拉图:《理想国》，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58页。

[15]柏拉图:《理想国》，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61页。

[16]柏拉图:《理想国》，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62页。

[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22页。

[18]参见解占原:《当代社会分工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1—13页。

[19]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42页。

[2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86页脚注。

[21]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1卷，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285页。

[22]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12—13页。

[23]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16页。

[24]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8页。

[25]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15页。

[26]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15页。

[27]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60页。

[28]〔法〕圣西门:《圣西门选集》下卷，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183页。

[29]〔法〕圣西门:《圣西门选集》下卷，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286页。

[30]〔法〕傅立叶:《傅立叶选集》第3卷，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217页。

[31]〔英〕欧文:《欧文选集》第1卷，柯象峰等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309—310页。

[32]〔英〕欧文:《欧文选集》第2卷，柯象峰等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47页。

[33]〔法〕傅立叶:《傅立叶选集》，第52页。参见《空想社会主义经济学说简史》，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

[34]〔英〕欧文:《欧文选集》第2卷，柯象峰等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42页。

[3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578页。

[3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13页。

[37]欧文:《给新拉纳克郡的报告》，参见刘佑成:《社会分工论》，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5页。

[3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30页。

[3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56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