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中国外交哲学的逻辑呈现与内涵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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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试论中国外交哲学的逻辑呈现与内涵演进赵庆寺外交哲学是一个国家对于外交思想的一种基本信仰和系统化的基本价值观念，是一个国家的国家哲学观和世界观在外交领域中的体现。为此，本文主要概述阐述了中国外交哲学的逻辑呈现形式，即具体分析中国外交战略的调整，梳理中国外交政策的经验，解读中国外交谋略的智慧，并对今后中国外交哲学进行展望和分析。多边空间日益成为中国外交活动的重要领域。中国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

试论中国外交哲学的逻辑呈现与内涵演进

赵庆寺

外交哲学是一个国家对于外交思想的一种基本信仰和系统化的基本价值观念，是一个国家的国家哲学观和世界观在外交领域中的体现。外交哲学的特点是外交理念的基础性、世界观的系统性以及长期的稳定性。⁽¹⁾中华民族有五千多年文明史，曾经铸造过辉煌，也饱受过欺凌而积贫积弱。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彻底终结了近代以来丧权辱国的条约体系，以独立自主的崭新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找到了适合国情与时代特征的发展道路，为自身发展开拓了广阔天地，中国外交也揭开了波澜壮阔的新篇章。新中国成立六十年来，中国实力和国际地位急剧上升，融入国际体系的广度、深度和速度前所未有，与外部世界和国际体系的双向影响在不断深化。中国外交为改革开放营造了稳定的外部环境，承担了更多的国际义务，树立了正面的国际形象。21世纪中国外交正在经历的这种变化不仅将主导其走向，而且将对国际体系的变革产生深远影响。为此，本文主要概述阐述了中国外交哲学的逻辑呈现形式，即具体分析中国外交战略的调整，梳理中国外交政策的经验，解读中国外交谋略的智慧，并对今后中国外交哲学进行展望和分析。

一、中国外交战略的调整

中国外交战略的调整主要是指改革开放三十年对新中国成立后三十年外交战略的调整。中国对外关系的变化，“始终与中国内部的政治发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甚至可以说，中国主要是依靠自己的内部变革，而不是通过某种外部行为来改变中国与其他国家乃至与整个世界的关系”。⁽²⁾无论是对国际局势的判断，还是外交政策的策略，中国外交完成了契合自身利益与符合世界潮流的华丽转身。

1.从世界革命到和平发展

从根本上说，中国外交战略的转型始于观念的变化，特别是世界观的转变。中国人观念转变的起点，是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领导人对时代特征的重新认识和思考。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都认为世界大战是不可避免的。外交工作特别看重大国关系，重视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强调军事斗争的优先性，追求“解放占全球人口三分之二的劳苦大众”的世界革命目标。20世纪70年代初期，中国深挖洞、广积粮，曾全力以赴准备应对迫在眉睫的全面战争。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开始转变关于我们仍然处在帝国主义与革命时代的认识。邓小平多次提出，战争是可以避免的，世界大战打不起来。⁽³⁾从而改变了“战争与革命”的时代观，树立了“和平与发展”的崭新时代观。以此为出发点，中国的外交战略开始进行重大实质意义的战略调整。中国对国家安全环境和安全威胁的认识，从刚性极强的要为战争时刻准备，转向世界大战打不起来，这种转变为经济优先、追求发展提供了前提。

2.从意识形态到国家利益

新中国成立以后，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是中国制定外交战略的基本依据。以“和平与发展”作为时代主题和观察世界大势的出发点，这一认识“完全超越了传统的意识形态的局限，跳出了以阶级观点为分析国际问题出发点的传统思维”。⁽⁴⁾伴随着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中国外交逐步完成了由“斗争型外交”向“独立自主和平外交”的过渡，这一时期最突出的特点表现在不以意识形态划线，不以社会制度的异同来决定国家关系的亲疏。在与世界各国的交往中，中国提出要根据世界的发展趋势和自身的利益来处理与不同类型国家的关系，不再强调以意识形态划线，积极发展与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发展水平、不同文化价值传统国家的关系。过去相对保守的对外交往局面得到彻底改变，实现了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

3.从安全优先到经济第一

新中国成立后长期处于安全焦虑之中，先是在东部的朝鲜半岛、台湾海峡、印度支那遭到美国的遏制和挑衅，后又面临来自西部和北部苏联陈兵百万的威胁和压力。在冷战格局的大背景下，新中国外交的核心任务是维护国家安全，保卫国家政治独立和主权，为社会主义和平建设争取一个有利的周边环境和国际环境。关于时代特征认识的转变，改变了中国国内的政治经济议程。中国实现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重心的转移，开启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和国际化进程。中国外交目标和任务发生根本转变，正如邓小平早在1980年初就强调的：“我们的对外政策，就本国来说，是要寻求一个和平的环境来实现四个现代化。”⁽⁵⁾中国褪去了冷战初期带有强烈革命色彩的民族主义国家形象，逐渐成为国际社会最大的贸易和投资市场。中国正在逐步扩大与世界市场和全球经济体系的融合，中国市场已经成为世界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实现建设小康社会的总体目标，中国外交开始致力于争取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睦邻友好的周边环境、平等互利的合作环境和客观友善的舆论环境。坚持合作，追求共赢，促进发展，成为中国外交的一条轨迹清晰的主线。

4.从合纵连横到多边主义

新中国外交战略几经调整，从20世纪50年代联苏抗美的“一边倒”到60年代的反美帝苏修的“两只拳头打人”，到70年代联美抗苏的“一条线”，中国外交体现了较强的斗争性和对抗性。改革开放需要中国充分融入国际社会，需求与世界各国的全面合作。为此，在处理与大国关系方面，坚持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新型伙伴关系政策，积极通过战略对话和谈判协调大国关系。中国坚信双边关系的健康标志在于不针对第三国，三角关系的合理运行在于不联合一方反对另一方。而且，通过在国际上与主要国家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中国外交展现出新的多边主义特点，而不再是简单的力学三角或平行四边形。多边空间日益成为中国外交活动的重要领域。多边外交，指两个以上的国际关系行为主体在多种领域开展的国际合作、交往、协调的行为和方式。冷战结束以后，由于世界多极化趋势、经济全球化发展、全球化进程中全球性问题突显等因素的出现，世界各国的相互依存度日益增强，以合作求发展的呼声日益高涨，从而有力推动了世界多边外交的蓬勃发展。中国遵循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一贯支持联合国在解决重大国际问题中的主导作用，积极参与联合国框架中的多边外交活动。近年来，大国间的多边外交在国际事务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无论是8＋5机制，还是20国峰会，都已成为多边外交的成功模式。中国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这种战略协调，既主动参加多边外交，又积极构建新型多边关系。在多边外交的实践中，中国积极参与相关国际制度的建设，以维护和拓展中国国家利益。

5.从世界边缘到国际中心

改革开放之前，中国一直游离于国际体系之外，是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的挑战者。时代特征问题上的观念转变，影响了中国对利益实现方式的重新认识。改革开放以前，中国试图在国际体系之外实现本国的根本利益，之后则主要是通过融入体系的合作方式来实现。中国认识到，“由于国际机制不仅体现着主导国的利益需求，也同样体现着所有国家一般性的美好愿望，选择置身国际机制之外甚至成为挑战国并非明智的抉择。20世纪50—70年代中国充当挑战国的经历证明，采取只斗争而不合作的战略是得不偿失的。”⁽⁶⁾融入现存体系，就要改变行为模式，遵守现有规范，发展合作关系。正是在这个融入的过程中，中国的身份发生了悄然转变，并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对自身与他者关系的再认识。随着中国日益成为维护世界和区域秩序现状的国家，发展平等互利合作关系，维护国际体系的现有秩序就成为中国自身的内在需求和国际战略任务。⁽⁷⁾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使中国的经济和国际地位得到极大改善，导致中国对全球化、国际体系和自身定位认识的深刻变化。中国不仅在利益层面与国际社会形成了深度相互依赖的关系，而且在身份上越来越成为国际社会中的“利益攸关方”。中国日益成为当代世界事务的重大参与者、建设者和责任者。

二、中国外交政策的经验

作为一个晚近的新兴民族国家，新中国既缺乏现代国际体系的外交实践，也缺乏权力均衡这样的历史经验，但中国领导人始终能以其特有的现实主义禀赋抓住对外政策问题的核心。⁽⁸⁾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外交经过充实、调整和发展，政策更加完善，并形成了一整套具有中国特色的外交经验，成为维护地区稳定和世界和平的一支中坚力量。

1.立足亚太，走向世界

在中国的外交中，周边地区无疑占有重要的地位。无论是从中国的国家安全角度考虑，还是从中国自身的能力出发，周边地区都成为中国外交开展国际合作的出发点。中国是世界上拥有周边国家最多、周边地区局势和外交问题最为复杂的国家之一，只有首先营造出一个睦邻友好、共同发展的周边环境，才能为改革开放创造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经过30年的发展，中国开创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和平的周边环境，一个多边良性互动的地区合作网络初见雏形。中国创建出了两大新的地区稳定模式，即以六方会谈机制、东盟10＋3机制、自由贸易区机制、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原则等为支撑的东亚模式和以反恐、反分裂、反极端主义以及地区安全、能源、经济合作为支撑的上海合作组织模式，从而很好地发挥了大国作为地区稳定器的作用。更为重要的是，一个良好的周边环境成为中国扩展全球合作的重要依托，中国在地区合作中积累的经验也成为中国参与全球合作的重要理念来源。

2.广交善结，有效威慑

中华民族酷爱和平，贯穿着“和为贵”、“协和万邦”、“和而不同”的传统文明精神。中国奉行全方位外交，提出要积极营造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睦邻友好的周边环境、平等互利的合作环境、互信协作的安全环境和客观友善的舆论环境。在这一原则指导下，中国与俄罗斯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并相继同法国、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德国、埃及、韩国等国以及欧盟、东盟等地区组织建立不同类型的伙伴关系。中美双方不再是国际政治权势游戏中权宜之计的攻守同盟，而成为彼此有深切需要的长远战略伙伴。自1979年以来，与中国建交的国家从当时的120个上升到2008年的171个。与此同时，对损害中国国家利益的行为绝不姑息，对利用涉台问题、涉藏问题干涉中国内政的国家进行了有利有节、针锋相对的外交斗争，对可能的外来干预保持了有效威慑。

3.相互借重，多元制衡

改革开放使中国在世界舞台上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这就要求中国外交在更为广阔的国际战略框架中谋划和布局。中国在外交布局中，注意处理好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首先，作为中国外交重中之重的大国关系不断调整和发展。中国与大国关系的成熟不仅表现在我们稳妥应对了各种危机和矛盾，而且表现在成功探索出保持和发展大国关系的一系列富有成效的机制，从而为中国与大国间关系的长期稳定发展提供了制度化保证。中国与大国关系不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扩大共同利益汇合点，妥善解决分歧。其次，中国始终把与周边邻国的关系置于外交的首要位置。中国贯彻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周边外交方针，加强同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和务实合作，以积极友善的态度处理与邻国间存在的历史遗留问题。再次，中国把发展中国家作为对外关系的基础。基于相似的历史经历和共同的历史任务，中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拥有广泛的共同利益，在国际政治中有相似的立场。中国坚定不移地同发展中国家站在一起，相互支持，密切配合，共同维护正当权益，旗帜鲜明地反对任何强权政治。21世纪以来，中国、印度、巴西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快速发展，成为当今世界经济的新引擎，引起世界瞩目。中国与新兴发展中大国初步探索出了一条相互协商、互利共赢的新途径，已经形成了一种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战略合作关系。

4.全面融入，多边参与

改革开放的30年是中国逐步学习国际规范和融入国际体系的30年。进入90年代后，中国对参与国际体系尤其是多边外交的认识发生了质的变化，更为积极地参与国际体系和国际规范的建设，以更为建设性的态度参与到全球和地区的多边外交活动之中，中国多边外交的深度和广度不断得到加强。中国已经成为国际体系的重要成员，参加了100多个政府间国际组织，签署300多个国际公约。与此同时，中国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在国际体系中承担起自己作为新兴发展中大国的责任。在地区层面，中国积极推动和参与地区共同体建设，在东盟与中国、东盟与中日韩、上海合作组织、东盟地区论坛、亚洲合作对话机制、六方会谈机制中发挥了建设性作用。中国不仅在周边地区的机制建设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且在许多全球热点问题上，如朝核危机、伊核危机、达尔富尔问题、能源安全、气候变化等，中国都发挥了建设性的作用。中国不仅以更加积极的态度加入更多的国际组织，在国际事务中越来越多地利用国际法和国际惯例解决分歧。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开始尝试着在国际体系转型的过程中，提出具有深厚中国文化背景的理念、观念和发展模式。中国发展了新安全观和国际合作的思想，并标志性地提出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倡议。这表明中国外交对自己的定位已不仅从“拒绝者”转向“参与者”，而且从“一般参与者”转向“负责任的大国”。

5.和平发展，有所作为

中国提出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这是由中国的国情决定的，是由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决定的，是由中国适应世界发展潮流决定的。和平发展的意思，是要营造一个良好的周边环境与国际环境，在安全、稳定的条件下加速社会经济建设；是要本着以人为本的目的，造福于中华民族，同时造福于全人类；是要采取和平的方式并通过和平的途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避免来自内外的冲突和对抗。30年改革开放走出的一条和平之路，彰显了中国和平发展的独特魅力。当今中国，牢牢把握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坚决奉行谋和平、求发展、促合作的战略方针，坚持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和发展模式多样化的信念，促进这三大趋势朝着有利于实现各国共同繁荣的方向发展。中国始终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伟大旗帜，既利用和平的国际环境发展自己，又通过自身发展维护世界和平；中国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均衡、普惠、共赢的方向发展，共同呵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促进人类文明繁荣进步；中国积极参与国际体系的建设，承担与自己地位、身份、角色、能力相适应的国际责任，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力所能及、不附加任何条件的国际援助。

三、中国外交谋略的智慧

中国外交经历了一系列深刻变革，日益呈现出全方位、多元化的特点，更加理性务实，更加从容自信。中国外交进步的轨迹，折射了中国外交新理念的发展脉络，中国外交逐渐形成了一些源出于中国文化精髓、适应当代世界潮流的新型理念。

1.渐进适应

中国外交的成功之处就在于以变化应对变化，不断与时俱进，根据时代潮流和世界局势的变化修正和调整着自身，而不拘泥于某种教条。30年来中国在外交领域非常之活跃，通过不断提出新主张、新倡议，来达到优化环境、扩大影响、树立形象和趋利避害的目的。⁽⁹⁾新中国成立之初坚持“革命与战争”的时代观，由此而来的是与外部世界处于一种对立的张力之中。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交在不断克服问题的过程中完善自身，在渐进适应中调整与世界的关系。只有努力去适应，才有机会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将挑战转化为有利于自身发展的机遇。这种适应，是建立在对自身实力和外部环境进行客观评估的基础之上，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¹⁰⁾为了渐进适应，中国外交还表现出了不断学习的特征。学习参与各个领域的国际机制，学习多边主义，学习用新的安全观念看待和解决国家安全问题，学习地区主义观念和参与地区合作进程，学习用新的主权观念处理棘手的香港、澳门等问题。正是这种持续学习和不断积累，使得近些年来中国外交不断表现出创新思维和创新政策，并且这种持续的创新保持了高度的连续性和开放性。⁽¹¹⁾这种渐进性体现在对待国际体系的观念转变上，中国对待国际体系的态度基本上经历了从相互对立趋向共同合作，从相互排斥向相互兼容发展的过程。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中国就开始将自身定位为“负责任的大国”，认识到国际体系的改变不是一个简单的以新换旧的斗争。尤其是在加入WTO后，中国开始全面融入现存国际体系，总体上成为国际体系的维护者，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新形势要求中国站在时代发展和人类进步的高度，以合作谋和平，以合作促发展，努力扩大同各国利益的汇合点，寻求互利共赢。

2.义利并顾

在极“左”思潮影响下，中国在自豪于对外经济和其他援助等国际责任义务的同时，疏于考虑投入回收和等价交换的问题，更不必谈评估其对中国国计民生的潜在消极影响。改革开放后，中国外交改变了过去以意识形态划线的做法，降低了外交政策的调子，比较明确地确立了国家利益在外交政策中的地位。邓小平多次指出：“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要“以自己的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来谈问题和处理问题的”。⁽¹²⁾这种对国家利益的重新发现是对极“左”的外交政策的一种纠偏，但它并没有完全偏离中国外交传统中对道义的重视。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中国对国家利益的认识也日趋全面和均衡。一方面，中国注重通过改革开放提高自身的物质能力，并将其视为中国国家利益最为基础的方面。另一方面，中国也相当重视国家利益的价值层面，或者说国际正义问题，中国目前所提出的推进和谐世界的建设便有着相当重大的国际正义意义。中共十七大报告也指出：“我们坚持把中国人民的利益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结合起来，秉持公道，伸张正义。”⁽¹³⁾中国在政治上仍然坚定地和发展中国家站在一起，反对霸权主义、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仍然是中国外交的主要主张。

3.内外兼修

内政是外交的基础，外交是内政的延伸。在全球化的推动下，外交和内政问题之间的界线日趋模糊，中国外交面临着整合内外资源，理清和整合国内机制，将两个大局合二为一的挑战。随着全球化的深入与中国的日益开放，国际因素对国内问题的影响有逐步加大的趋势，中国外交的驱动力正从由内而外转向内外并重。在全球化过程中，国内问题将成为外交斗争的主要内容之一，斗争形势更为复杂，斗争手段更为隐蔽。与此同时，随着利益集团和以民族主义为代表的民间力量的影响力上升，外交决策过程的多元化趋势将继续发展，国内协调必要性将进一步上升，但难度也会同步上升。⁽¹⁴⁾当代中国外交的基本任务之一，即是统筹好国内国际两个大局，谋求国内战略与国际战略的相互协调。内外兼修的关键在于把中国自己的事情办好。建立在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法治基础上的中国的发展和繁荣，为中国的外交提供了坚实的支撑。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的中国，一方面，应主动顺应当今世界的发展潮流，加快国内发展，把有利的国际条件转化为国内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充分利用世界文明的优秀成果推动中国民族的伟大复兴。另一方面，把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成就转化为营造和平稳定国际环境的有利条件，以自身的繁荣和稳定促进世界的繁荣和稳定，以自身的发展和进步推动世界的发展和进步。

4.和而不同

世界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动力。在历史的长河中，人类社会的发展创造了形态各异的、璀璨夺目的文明样式，不同文明之间的磨合、交融，推动了人类文明的整体进步。现代国际体系形成以来的历史表明，以某一种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规范国际社会，从根本上违背人类文明进步的历史规律。事实上，世界上既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多样性是当今世界的客观现实，世界多样性的客观现实决定了各国发展模式的多样化。尊重世界多样性要尊重不同的文明、不同的社会制度、不同的发展道路、不同的价值观念和不同的生活方式。尊重世界的多样性的同时，要求同存异、相互学习、共同发展，要把世界的多样性看做世界发展的活力。“一个和平相处、共同发展的世界，只能是一个各种文明相互交流、相互借鉴，所有国家平等相待、彼此尊重，充满活力而又绚丽多彩的世界。”⁽¹⁵⁾要实现国家的平等合作，充分发挥各国的优势，必须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国际关系民主化，就是各国的事情要由各国人民做主，国际上的事情要由各国平等协商，全球性的挑战要由各国合作应对。这样做，有利于体现各国人民的意愿和利益，有利于促进世界的平衡发展。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际地位不断上升，既得益于始终不渝地走和平发展道路，也得益于中华民族敞开胸怀，发挥自身强大的学习能力，兼收并蓄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其中也包括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正是基于此点，中国主张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不干涉别国内部事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所长期致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仅是中华民族的历史选择，其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及其所创造出来的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也是对人类文明多样性的重大贡献，得到国际社会越来越广泛的认同和尊重。尊重世界多样性，使中国走上一条不同于以往大国崛起的和平发展道路，并为推动建设和谐世界开辟了广阔的发展前景。

5.互利共赢

在以往的国际政治中，以自我为中心，片面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往往成为一种普遍的行为模式。我们主张将中国国家利益与全人类的共同利益紧密联系，不断扩大同各方的利益汇合点，在维护自身权益的同时兼顾对方的权益。我们主张在维护和拓展中国国家利益的基点上，积极参与国际制度的建设，力所能及地向国际社会提供公共产品。中国与世界各国实现了互利共赢，首先表现在中国政府在巩固与大国关系的同时，积极致力于以区域合作组织为渠道构建和平的周边环境，以互利双赢和真诚合作为基石构建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交秉持普惠共赢的行为准则，倡导共同分享发展机遇，共同应对各种挑战；在国际关系中弘扬民主、和睦、协作、共赢精神，在维护和拓展自身利益的同时，充分顾及对方或他国的利益和关切；在国际经济交往中，在谋求自身发展的同时，促进世界的共同发展和繁荣，谋求互利共赢；在国际文化交流中，相互借鉴、求同存异，共同促进人类文明的进步。

四、中国外交哲学的展望

中国的现代化建设需要和平的国际安全环境、宽松的国际政治环境、有利的国际经济环境和多元并存的国际文化环境。⁽¹⁶⁾中国作为新的世界大国的崛起，使得其他国家对中国有所期盼，也有所疑虑，而外交是一个国家向别国表达自己“处世之道”的最直接方式。为此，总结过去，展望未来，中国外交哲学需要审慎有序、实事求是、着眼大局的战略决断，更需要中国战略家内敛睿智、刚柔相济的思维方式。

1.适应与超越

冷战结束后，世界格局正在经历着深刻的变革，国际体系中的实力对比发生了转换，随着传统大国关系的变化和新兴大国的崛起，原有的架构已不足以容纳当前多极化发展的需要，除了表现为守成国家和新兴国家之间日趋复杂的国际政治和经济斗争之外，也表现为国际体系层面新一轮深刻的文化变革和对国际主流规范的争夺，而它是支撑传统权力结构的西方理念和规范的垄断地位被打破的后果。经过30年的积累和发展，中国外交正站在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的起点上，其面临的基本矛盾是，中国有形实力的不断增长、利益边界的日益扩大和现存的外部结构——特别是制度、规范和文化等“软”环境——容量不足之间的矛盾。⁽¹⁷⁾中国外交需要进一步实现从开放的中国到民主的中国，从融入世界经济共同体到融入世界政治共同体的伟大转变。随着中国对世界影响力的增大，中国面临着如何将国际影响力和国际地位的上升转化为现实的议题设定能力的挑战。为了维护国家发展大局，中国外交理念必须实现向主动创造性地利用国际机制转变的过程。

2.地位与责任

改革开放后，随着逐渐融入国际社会，特别是随着自身能力的快速增长，中国关于自身与国际社会的关系以及自身对国际社会的责任两个方面的思考不断深入，对国际社会的责任意识和共生意识不断发展，中国面临着在转型的国际体系中明确自身身份和定位的挑战。随着国力增强，中国获得了更强的国际话语权，逐渐成为国际舞台的主角，向全世界展示了一个全新的负责任的大国形象。中国不仅认识到中国利益与国际社会利益的一致性，而且在不断遵守规范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中国应该成为国际社会负责任成员身份的认知。但是，中国对国际体系的设想和规划在发生着变化，传统大国对中国的借重和防范同时上升，发展中国家对中国的作用有了新的期待。作为一个负责任的成员，中国与国际社会共同发展的意识开始增强。全球化进程要求负责任的大国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但是中国现有的机制以及组织并没有足够的能力提供相应的产品。从全球体系看，世界治理体系已成为客观的要求，而中国是否能抓住机遇确立世界领导者地位还是一个未知数。现阶段，中国确实没有参与治理全球的能力，也没有完善的参与解决全球问题的机制和组织。而且，中国已经和将要承担的国际义务，究竟是对主要大国及其主导的规则负责，还是对国际社会和人类的一般利益负责，我们需要重新界定和厘清。

3.实力与运用

近年来，外部世界对中国的关注不断升温，对未来中国的走向表示关切，对中国宣示的和平发展道路表示疑虑。“和平崛起”的提出应该是官方为此做出的一种努力，但从效果看，并未赢得西方多数政治家和战略家的认同。有一些人认为，中国外交政策的变化主要源于外部结构的压力，一旦羽翼丰满，中国必将称霸地区并进而称霸世界。⁽¹⁸⁾一个大国崛起的速度、方向、意识形态以及对世界平衡的影响，会给其他国家带来疑虑、戒心、妒忌和恐惧感，并引发反抗和反作用。西方质疑，一个共产党领导下的国家力量迅速增强，是否会颠覆现有的西方共同体主导的国际秩序。因此，未来很长一段时期，中国外交都将面临这样一个艰难的路向和战略选择问题。这个问题的答案其实已昭然若揭，中国已深深植入这一体制——政治上是联合国安理会五强之一，经济上加入世贸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全球治理上积极参与八国集团与发展中国家对话会议，而这一切也让中国成为了全球化和市场化进程的最大受益者之一。根据兰德公司的预测，中国的GDP将在2020年超过美国，但即便这样，与高收入的OECD国家相比，也只有其一半。因此，中国有可能超越美国，但几乎不可能超越整个西方共同体。如同一些学者所言，中国已经成为“一个满意的、保守的体系维护者，而非一个自由主义的体系的变革者，更非一个革命性的体系转型者”。⁽¹⁹⁾和平发展理论的提出，就是要跳离西方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狭隘视野，脱离历史上后发国家的宿命。中国的发展不是要走经济掠夺和领土扩张的道路，也不是要谋求地区的支配地位和挑战现存秩序，而是要实现“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共同安全以及“开放、合作、和谐、共赢”的共同发展。⁽²⁰⁾

4.独立与特色

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地位逐渐上升，开始向国际社会注入非西方化的色彩。⁽²¹⁾从价值观角度看，中国的价值观对世界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但是中国真正的战略意图以及核心价值观依然处于“混沌”之中。这不但不利于中国定位自己在世界上的角色，也不利于其他文明和其他国家从真正意义上认识中国。五千年延续不断的文明传承，博大精深、雍容大度、自成体系的中华文化，饱经风雨而历久弥新，是我们这个民族精神的结晶，也是全球化时代我们的身份标志。随着国际体系的转型，各国都试图为新的国际体系的价值观念注入自身的理念。每个民族都有维护和光大自己文化普遍性的话语权。事实上，正如张旭东所指出：“一个民族的根本性自我认同，必须和本民族为维护自己的社会理想和政治理想所做的努力结合起来。任何一个民族理想，都是一种尚待实现的东西。放弃了对自身普遍性的辩护和追求的文化就不是文化。”⁽²²⁾当前西方国家正大力倡导所谓“民主价值观外交”，强调所谓的西方式民主人权观念，使道义和价值观成为新的竞争重点。中国虽然硬实力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是在国际体系中的组织资源不够，软实力比较落后，在价值观的争夺和国际舆论环境中处于相对的劣势。如何总结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价值理念，赋予国际体系以一定的中国元素，增强中国模式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吸引力，利用中国的规范为中国的外交增加正义性等，都是中国外交未来需要解决的课题。⁽²³⁾中国外交哲学必须抱持中国传统文化和哲学中辩证的义利观与和平的文化理想主义。基于中国文化主体性和独特性的中国外交哲学构建，既能为崛起进程中的中国外交服务，也能为崛起之后的中国表达对世界的看法和意愿提供完整的政治哲学观和系统的话语体系。⁽²⁴⁾

5.批评与回应

随着中国成为国际战略体系的重要平衡力量，由顺应时代潮流进入到逐渐引导时代潮流，因而“世界离不开中国”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同。对于中国影响力的评估，既不应过誉，也不必忌讳。对中国的批评，既要认清反华势力的敌意，也要解除不明真相者的误解，更要接纳国际友人出于真诚的建设性意见。如今“中国机遇论”在国际上越来越占上风，但“中国威胁论”仍有市场。王逸舟指出：“我们中国人对自己的长处和短处要心知肚明，尤其在面对外界的质疑和信息传播时要有区分、有理性，恰如其分地应对，真正既不自卑也不亢奋。真正强大的中国，当是一个不受侵犯、享有尊严、善于维护自身利益的强国，同时是一个敏锐注视世界需要、正视自身问题、富有仁慈感、长于解释和舒缓矛盾的大国。”⁽²⁵⁾中国在发展中出现的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问题，都可能成为国际社会对中国崛起担忧的潜在不利因素。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如何化解国际社会依然存在的担忧，不仅需要决策者的外交智慧，更需要政治智慧和魄力。

五、小结

中国是世界大国中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是联合国安理会和核大国俱乐部里独有的发展中国家，是拥有当代全球五分之一人口的东方文明古国，是受过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侵略和凌辱并对此有深刻记忆的大国之一，也是全球化和市场化进程的最大受益者之一，中国与国际体系的关系显得极其纷繁复杂。中国外交是在中国经济蓬勃发展、综合国力不断增强以及国内外环境剧烈变迁的基础上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在利益不断层化、需求日益多元的国际体系中，转型时期中国外交使命呈现多重性和复杂性。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身份、角色发生了深刻变化，中国国家利益的外延得到了扩展，空间愈加宽广，领域愈加广泛。总结过去中国六十年的外交经验与智慧，笔者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中国会加快融入国际体系的步伐，履行对国际社会的承诺，承担力所能及的责任，向国际社会提供公共产品，注重塑造自身的国际形象，在解决人类面临的一系列全球性问题上作出积极努力。

【注释】

(1)张志洲：《在崛起背景下构建中国自己的外交哲学》，《国际论坛》2007年第1期，第28页。

(2)章百家：《改变自己，影响世界——20世纪中国外交基本线索刍议》，《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

(3)《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82、105、127、233页。

(4)叶自成：《新中国外交思想——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外交思想比较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9页。

(5)《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41页。

(6)门洪华：《国际机制与21世纪的中国外交战略》，《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2期，第183页。

(7)朱立群：《观念转变、领导能力与中国外交的变化》，《国际政治研究》2007年第1期。

(8)梁强：《中国外交30年：从器物到内省》，《南风窗》2008年第20期。

(9)俞邃：《30年来中国外交理念之演变》，《联合早报》2008年12月16日。

(10)杨洁勉：《改革开放30年中国外交的成就、经验与理论思考》，《国际问题论坛》2008年冬季号。

(11)朱立群：《观念转变、领导能力与中国外交的变化》，《国际政治研究》2007年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