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政治思潮演进的内在逻辑

时间：2022-09-13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当代中国政治思潮既表现出与中国古代和近代政治传统的一种内在契合性，又表现为对现代社会和国家建设的积极回应。因此，对当代中国政治思潮的研究具有特别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对以上各种问题的回答左右着我们对当代中国政治思潮的总体判断。其突出标志便是当代中国政治思潮的起伏跌宕。所以，本文对当代中国政治思潮的研究并没有局限于纯粹的精神和思想领域，而是试图寻找其赖以产生的土壤及其变迁的内在逻辑。

当代中国政治思潮演进的内在逻辑^[1]——以中国知识群体的“当代特质”及其“介入机制”作为研究视角

刘建军

［内容提要］　当代中国政治思潮的变迁是当代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一面镜子，也是驱动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一种思想资源。当代中国政治思潮既表现出与中国古代和近代政治传统的一种内在契合性，又表现为对现代社会和国家建设的积极回应。20世纪80年代的政治思潮既是中国近现代悬而未决的一些重大命题的延续，又是中国改革开放孕育出来的对当代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反思。20世纪90年代推行的较为彻底的市场化改革，在导致社会结构分化的同时，也导致了知识群体的分化。日益高涨的世俗化运动在消解国家权力和文化权力之间距离的同时，也为不同政治思潮之间的对话提供了一定的基础。特别是在告别现代化就是西方化这一思维惯性之后，文化权力与国家权力的共融空间已经形成。本文提出当代中国政治思潮实际上体现为三种面向：作为颠覆力量的政治思潮，作为重构力量的政治思潮，以及作为治疗力量的政治思潮。

引　　言

当代中国政治思潮的变迁是当代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一面镜子，与此同时，当代中国政治思潮也是驱动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一种思想资源。当代政治思潮的变迁，虽然从表面上看相当杂乱，但是，政治思潮变迁的逻辑根源于社会经济的变动，根源于对中国现代化的反应及其要求之中，与此同时，政治思潮的变动又刺激了政治发展战略的选择。因此，对当代中国政治思潮的研究具有特别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本文所说的政治思潮，是指较大规模的观念形态的运动，是特定社会的各种矛盾尖锐化、复杂化在思想领域的反映，通常是从知识分子群体发端，推向或大或小的社会层面进而影响生活世界和大众心理的思想运动。^[2]当代中国知识群体作为政治思潮的提出者、生产者和阐述者，与古代中国的知识群体以及西方社会的知识群体具有怎样的异同呢？如何对当代中国政治思潮的属性、作用及其地位作一定性判断呢？当代政治思潮与当代中国的政治发展又是怎样的一种关系呢？换言之，当代中国政治思潮变迁的内在逻辑是什么呢？这正是本文所研究的主要问题。对以上各种问题的回答左右着我们对当代中国政治思潮的总体判断。

政治思潮是一个时代的旋律，它的变迁代表了社会变革和政治变革的节奏。因此，仅仅在“观念史”的框架中，关注简单的文本，对于研究政治思潮是有很大缺陷的。英国剑桥学派的代表者斯金纳开创的历史的研究方法，为我们研究当代中国政治思潮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工具。以斯金纳为代表的剑桥学派把注意力从只关注文本，或思想的连续性转移到了语境，或者说“历史的”方法，要在历史的语境中考察那些观念和信仰。政治思潮不仅是“观念史”的构成要素，也是“政治史”的构成要素。^[3]一般而论，“政治史”是由政治事件、政治制度的变革以及政治人物的活动所构成的。事件、制度和人物构成了政治史的“正式要素”，但是，体现政治变迁之思想节奏的政治思潮，则构成了政治史的“非正式要素”。从政治思潮的变迁和替代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到人们的政治态度和政治期望，而且还可以看到政治变革所依赖的思想资源是如何生长出来的。

把政治思潮从纯粹的观念史中解放出来，激活了人们对那个时代的真实的政治记忆。这样一种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不仅剥落了蒙在政治思潮身上的神秘外衣，而且也把人们从漫无边际的想象空间中解放出来，从而拥有了一份政治的冷静与成熟。如果把政治思潮单纯局限于思想领域而体会其抽象的理论美感，那就等同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批判的“想象史观”、“观念史观”，“过去的一切历史观不是完全忽视了历史的这一现实基础，就是把它仅仅看成与历史过程没有任何联系的附带因素。根据这种观点，历史总是遵照在它之外的某种尺度来编写的；现实的生活生产被描述成某种史前的东西，而历史的东西则被说成是某种脱离日常生活的东西，某种处于世界之外和超乎世界之上的东西。”^[4]所以，政治思潮史的书写与政治哲学史的书写有着很大的差别，政治思潮所受的物质纠缠与现实诱惑决定了它是反映某个时代的最为直观的图片。恩格斯在1883年为《共产党宣言》撰写的序言中说：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的基础。^[5]政治思潮不是在追寻观念史中的永恒，而是在表达一个时代的主题。所以，研究政治思潮，只能在历史的变动中寻找其赖以产生的土壤。这虽然是一个老的话题，但是，真正把政治思潮与时代的节奏联结起来，就必须建立在对时代主题的把握之中。所以，从研究方法的角度来看，本文要关注人们之所思，但又要“思”而不“呆”；既关注潮起潮落，又要回归时代之主题。在动与静的结合中，品味政治思潮的价值，体会时代变迁的节奏。

一、当代中国政治思潮演进的内在逻辑

恩格斯曾经说过这样一段十分精彩的话，他说：“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这时，每一个要素可以在它完全成熟而具有典范形式的发展点上加以考察。”^[6]当代中国政治思潮的兴起是与中国的改革开放联结在一起的。改革开放使中国摆脱了以往的教条影响，从意识形态化的社会主义阵营中突破出来，进入了更为广阔的国际空间。国际化程度的提高也导致了一系列政治文化反应的出现。其突出标志便是当代中国政治思潮的起伏跌宕。政治思潮的兴起与变迁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了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进程。所以，本文对当代中国政治思潮的研究并没有局限于纯粹的精神和思想领域，而是试图寻找其赖以产生的土壤及其变迁的内在逻辑。这可以在恩格斯的一句话中得到证明：“逻辑的发展完全不必限于纯抽象的领域。相反，它需要历史的例证，需要不断接触现实。”^[7]

毫无疑问，当代中国政治思潮尽管发生在当代，但从它们关注的主题以及展开的方式来看，却与近现代政治思潮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或者说，近现代政治和社会思潮为当代中国思潮提供了可以关照和追溯的文化资源。两者之间的相同性说明中国所面临的许多政治和文化问题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近现代政治与社会思潮所遗留下来的许多问题在当代中国思潮中又重新展现出来，于是被宏大政治事件所遮蔽下来的问题又成为当代中国政治思潮所关注的对象。这一文化上的连续性说明在中西相应这一局面中，中国现代化的真正出口至少在20世纪80年代还没有真正出现。

但是，当代中国政治思潮与近现代政治思潮又有很大的不同。恩格斯曾经说过：“每一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在不同的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并因而具有非常不同的内容。”^[8]最为重要的是两者赖以存在的政治与社会环境是迥然不同的。在统一的政治体系内部产生出来的当代政治思潮不同于近现代政治思潮的地方在于，它的兴起、变迁明显地受制于政治和经济改革的力度。换言之，当代政治思潮并不能按照自身的逻辑随意演展，而是受国家权力和政策所规定的。这种外在约束使当代政治思潮的兴起与变迁只有在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的逻辑中才能得到有效的说明。

其次，当代政治思潮与近现代政治思潮最为明显的不同，便是供其思考的对象是有差异性的。尽管近现代政治思潮与当代政治思潮都服膺于现代化的逻辑，但是它们反思的对象并不是完全重叠的。近现代政治思潮主要是围绕古今之变，在传统—现代二元对立的框架中思考中国文化的出路和中国政治建设的道路。由于是在一种非统一性的政治体系之中展开的，故其反思的对象不仅仅是既定的政权体系，更是要针对流传已久的文化传统。所以，中国近现代史上出现的各种政治思潮，大多不自觉地包含着文化（文明）决定论的色彩。当代政治思潮尽管没有完全摆脱古—今或传统—现代的思维框架，但从其反思的对象来说，文化传统已不再占据重要地位了，试图通过思想的力量改造或完善既定的政治体系才是其紧要的任务。由此导致了近现代政治思潮可以按照思潮本身的逻辑，展现着一种特有的精神魅力。而当代政治思潮却要在与既定政治体系的关系中，通过“迂回话语”展现着一种矛盾而复杂的面貌。

当代政治思潮在20世纪80年代的出现与展开，是以对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的反思以及对权威体系的改造作为其总体特征的。人道主义可以说是反思意识形态的典型代表，而西化论则是反思和改造政治体制的典型代表。这一反思与改造注定了文化权力与国家权力之间，从一开始就暗含着一种紧张与对立。纵观20世纪80年代政治思潮变迁的总体脉络就在文化权力—国家权力两极之间摆动。

知识群体顾名思义就是指拥有知识（广义上的知识，包括典籍、思想、科学乃至技术等）的一群人，言说、书写是展示其文化权力的重要途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在这里所说的文化权力更接近于权力理论所说的行动权（power to）。传统权力理论认为，权力在于使用手段或资源来获得结果，或者说，权力就是对财富、官职、声望、技巧、知识等个人资源或集体资源的动员，由于这些手段在分配上是很不平等的，从而导致了个人和群体在权力上的不平等。可见，权力不平等来源于资源不平等。古代中国知识群体之所以居于“四民之首”，就是来自知识在这四大群体之间分布的差异。从这个角度来说，知识群体正是依靠知识这种资源拥有了一种“行动权”或“达成力”。而国家权力作为一种强制性的影响力，具有典型的控制权（power over）的味道。控制权的形成是得益于法律、军队、警察、经济实力等最为重要的资源为国家所拥有，从而可以覆盖具有广延性的社会空间。无论是国家权力还是文化权力，目的都在于为了追求某种目标或某种结果而对权力主体所拥有的资源的激活。^[9]如果说国家权力是一套贯彻执行政策和决定的能动的工具，^[10]那么，文化权力就是一种试图凭借合理性的论证而形成的一种影响和支配舆论、进而影响他人行动的权力。科学对偏见的胜利就是不借助武力而影响和改变舆论的典型案例。^[11]

当然，国家权力也会凭借自身的强制性影响力去规定知识的生产和传播机制，从教育制度的变迁以及对青年学生的争夺中，我们可以看到，任何一种政治组织如果丧失了对知识生产机制的垄断和操纵，其赖以存在的基础必然是脆弱的。迈克尔·阿普尔（Michael W.Apple）在《官方知识》一书中说：教育政策和实践中的一切都是权力集团和社会运动斗争的结果。他们努力使他们的知识合法化，保护或增强他们的社会活动模式以及增强他们在大的社会舞台上的力量。^[12]知识政治（politics of knowledge）为我们提供了这样的启发：不是“什么知识最有价值？”而是“谁的知识最有价值？”^[13]对知识的争夺意味着对权力的争夺。但是，如果非官方知识主导了知识的生产与传播，国家治理的合法性基础就面临威胁；如果官方知识割断了知识的生产机制，则会丧失支撑现代国家建设的知识资源。因此，解决这一问题的出路有两点：一是在国家权力和文化权力之间形成共融、共存的空间，从而消解两者之间的紧张关系；二是在社会世俗化运动和政治民主化运动中，使支撑文化权力和国家权力的资源类型日趋多样化，资源分布日趋弥散化，改变国家权力和文化权力单一性的实现途径，奠定两者共存共融的基础。

20世纪80年代，正是因为知识群体行动权与国家控制权之间缺乏共存共融的空间，我们才看到这样一幅景象：现代化的推进必然导致西化论的崛起，而西化论的猖獗又导致了现代化的紧缩。现代化的紧缩又刺激着改革力量的重新崛起，改革力度的深化又刺激了西化论的复出。这样一种循环导致了当代中国政治思潮在20世纪80年代呈现出一种典型的大起大落的局面。

这一局面的出现有着多重原因。知识群体与国家管理者在现代化这一问题上无法达成完全的共识是一个比较重要的起因。从一定意义上来说，这一起因根源于文化权力与国家权力之间有一道难以逾越的距离。我们知道，在中国历史上，文化权力与国家权力是合二为一的，读书人通过在知识和文化上的政治投资即可获得一种兼容性的权力，这种兼容性的权力实际上是将文化权力与国家权力融为一体。近代科举制的废除导致了文化权力与国家权力两者之间的联结机制陷于断裂，文化权力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内在紧张由此而形成。五四新文化运动表达了知识群体试图独立执掌文化权力的决心，但是这一决心并没有塑造出那种为知识而知识的纯粹的知识群体，试图将文化权力与国家权力再度相联的念头并没有从中国大地上消失。但是，当代中国并不是在传统的知识化轨道上诞生的政权，知识群体介入国家权力的通道从一开始就不是很畅通的。尽管在建国之后出现过短暂的国家管理者精英化的局面，但这显然是服从于当时建国和治国这一政治需要的，因为在革命后社会的重建中，有效治理国家的人力资源是稀缺的。所以，知识群体的政治精英化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国家管理者精英化的趋势与毛泽东所理解的人民民主的思想似乎有着潜在的冲突，当1954年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得以确立，政治协商会议从立法机关转变为协商机构，当时知识群体中就有部分人认为，这就是知识群体边缘化的政治象征。其结果是造就了文化权力与国家权力之间的距离。对此，周恩来明确指出，人民政协“权力虽小，作用甚大”。^[14]“人民政协的全国委员会，便是同中央人民政府协议事情的机构。一切大政方针，都先要经过全国委员会协议，然后建议政府施行”，普选的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后，“国家的大政方针，仍要经过人民政协进行协商。”^[15]“人大、政协两个会有不同之处，权力上有分别，但应该说两会只是有权力之分，无高低之别……两个会是有权力之别的，但政治地位上是平等的。”^[16]

后来，由于知识分子政策的失当，知识群体介入政策制定和国家管理的通道就变得越来越窄了。“文革”时期终于演化为反知识、反权威的“革命”运动，使知识群体的思维陷入休眠状态。改革开放以后，新的知识分子政策以及高考制度的恢复，把知识群体从这种状态中解放出来，但是文化权力与国家权力之间的距离并没有完全缩短，所以，20世纪80年代以西化论为代表的政治思潮中就渗透着这样一种意向：依靠文化权力改造并进而与国家权力合一的冲动，不断刺激着知识群体去实现从文化领导者向政治领导者的转变。因此，20世纪80年代，中国政治思潮的总体特征体现为一种权力的结构性冲突，特别是西化论所具有的颠覆性介入机制，最终导致了1989年政治风波的滋生与蔓延。

可以说，对1989年政治风波的解决并没有从根本上化解这种权力的结构性冲突。如果知识群体关注和追逐的焦点资源没有实现从国家权力向其他领域的转移，如果文化权力与国家权力合二为一的传统还在刺激着知识群体的介入冲动，那么这种结构性的冲突就还会持续下去。这一结构性冲突的背后潜藏着以下两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如何把“西方化等同于现代化”这一命题从知识世界和观念世界中清除出去？如何在文化权力和国家权力之间缔造一个两者共存共融的空间？

从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在经历了短暂的调整之后，1992年邓小平的南方重要谈话，为中国提供了一个真正的现代化出口。在此之前，中国的现代化一方面表现为社会资源总量的增长，另一方面又表现为体制的循环变动。但是，现代化的内核在于新权力结构的重塑和新社会形态的成长。西方世界的现代化从其形态上来说则是通过国家—社会的分化以及社会领域的专门化缔造了一种理性的政治秩序与社会秩序。各个领域都几乎要按照一种专业化的轨道，在社会分工的基础上维持着一种分化但又能实现社会有机整合的现代形态。从这一角度来看，20世纪90年代之前体制的变动与社会资源的增升，仅仅是在经济指数和外在生活形态上出现了较为显著的变化，其内在的权力结构和社会活动惯性并没有真正进入现代化的轨道。换言之，摆脱旧权力结构的现代化出口并没有出现。而1992年南方重要谈话中出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概念为实质性的突破提供了强大的观念上的力量。这一概念颠覆了社会主义与市场天然不可嫁接的传统观念，更为重要的是它为新权力结构的重塑缔造了一个史无前例的起点。中国近代政要慨叹西人入侵中国为两千年来未有之变局，实际上真正的未有之变局乃是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启动的以市场化为轴心的改革。西人入侵仅仅是代表了两种文明的相遇与对撞，其效应是颠覆性的，不是建设性的。而以市场化为轴心的改革不仅是革命性的，也是建设性的。它不仅释放出一种消解文化权力与国家权力必然糅为一体这一传统观念的现代力量，而且为各种力量进入现代化轨道提供了出口和动力。正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所说：“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17]所以，本文有一个基本判断，当代中国政治思潮变迁的内在逻辑根源于中国经济结构的变迁。经济结构的每一次革新都在激发着政治思潮的更迭。尽管两者存在着一定的互动关系，但政治思潮的变迁仅仅是现实关系变迁的一面镜子。

因此，当代中国政治思潮在20世纪90年代出现了一个历史性的转折。这一转折体现为文化权力与国家权力两极对立的局面开始消解，尽管各种带有颠覆性的思潮时不时地还会出现，但它已经不能动摇左右整个社会运动的理性化力量。两极对立的权力结构在市场化的道路上逐渐转化为一种多权力中心的结构。各种社会力量的现代化出口终于出现了。

之所以出现这样一种历史性的转折，是与以市场化为轴心的改革对整个社会的改造有着密切关系的。正如恩格斯所说的：“在所有文献中，每个事件都证明，每次行动怎样从直接的物质动因产生，而不是从伴随着物质动因的辞句产生，相反的，政治辞句和法律辞句正像政治行动及其结果一样，倒是从物质动因产生的。”^[18]

首先，市场化开始缔造限制国家权力无限扩张的边界，国家与社会、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相分化的雏形开始形成。国家与社会、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二元分化是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对于西方社会来说，无论是古希腊还是在中世纪，政治生活对私人生活具有天然的排斥性，政治的同质性使政治处于一种理念世界的监视之下。这种同质政治不是建立在世俗的基础之上的。“政治的突破”产生于城邦的衰落和神权体系的颠覆。因为在同质性的城邦体系和神权体系之中，政治生活乃是神意在民间的表达。城邦政治和神权政治在这一点上几乎是同构的，其共同点都在于维护一种无差别的同质政治。所以，我们会看到，同质政治的对应物是基督教信仰的同质信任（homo credence）；虔诚的信徒取代了必须进行积极裁判的公民。尽管基督教的产生并没有有效地从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生活中驱除对世俗的考虑，但它无疑把权威和智慧的来源从公民（“哲学王”）转移给了另一个世界的代表。基督教的世界观把政治活动的理论基础从城邦转移给了神学框架。人怎样才能在生活中与上帝沟通的问题，取代了古希腊文化中认为人注定是在城市中生活的看法。^[19]当现代社会突破了狭隘的城邦边界和神学的教诲之后，如何在新型的社会结构和更为广阔的地域中，缔造一种崭新的政治生活，则是城邦传统和上帝无能为力的。因为城邦传统和神学体系无法涵盖崭新的社会结构。于是，我们发现，现代政治更多的不是对神意的关照，而是对私人领域的保护；现代政治不是凭借同质性的力量去涵盖一切，而是在一种差异性中承认个人的权利；监视政治生活的力量也不再仅仅是源自理念与上帝，而是来自市民社会这一世俗化力量。政治无限扩张的惯性消失了，一种边界性的政治形态得以确立。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启动的市场化改革，无形之中把被国家力量吞噬的社会生活解放出来，使其按照自身的逻辑逐渐呈现出来。那种专注于国家权力并试图通过执掌国家权力以改造既定政治体系的思维惯性逐渐减弱了。人们按照市场化获取社会资源的时代已经开始了。知识群体在国家权力体系中确立自身价值的传统与市场化的逻辑相比，逐渐相形见绌。人们追逐的焦点资源逐渐被置换了。

其次，市场化导致了知识群体的分化。从文化领导者转变为政治领导者，是中国政治的内在传统。这一传统在20世纪80年代得到了充分的展现，由此导致当时的知识群体不约而同地专注于政治体制的反思和国家意识形态的反思，国家权力成为知识群体所追逐的焦点资源。知识群体的政治化证明了他们是一个没有分化的群体。以市场化为轴心的改革为知识群体提供了多种富有诱惑力的资源，由此导致了知识群体的分化已不可避免。分化的标志就是知识群体从对国家权力的追逐转向对财富、名望、身份以及良知、知识的多路径追逐模式。显然，国家权力已不再是单一性的焦点资源。由于知识群体已经不再是单纯通过依赖获取国家权力而生存，所以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政治思潮呈现出一种多样化的特点。由于市场化直接导致了独立性的个体的出现，故自由主义成为一道最耀眼的风景线。这一思潮的出现显然是与社会结构的变革有着密切关系，它与20世纪80年代通过直接获取国家权力以改变既定政治体系的政治思潮已经有着明显不同。

最后，在世俗化的轨道上形成的理性化力量把来自文化权力的颠覆力量抵消掉了。政治思潮展现了知识群体试图改变原有政治生活方式的愿望，其中批判性政治思潮是其动员民众和影响社会的典型代表。多种政治思潮所具有的批判色彩注定了这一精神力量是与国家权力存在着内在紧张关系的。这一紧张关系在20世纪80年代表现得最为明显。在以市场化为轴心的改革历程中，这一紧张关系并没有消失，但其表现形式已经与20世纪80年代大不相同了。因为在市场化改革中所形成的理性化力量把来自多种政治思潮的文化压力有效地抵消掉了。批判性政治思潮依然存在，但它动员民众和影响社会方面已经远逊于20世纪80年代。可见，只有当一个社会的发展寻找到了一种稳定的、持续的理性化力量时，它才能显示出一种成熟的品格，并能有效抵御各种批判力量的夹击，人们也能在激情的煽动与蛊惑中保持清醒的能力。由于中国政治思潮赖以存在和扩展的社会结构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革，所以政治思潮之外在影响力的大小也就有差异了。

通过对政治思潮演进的内在逻辑的分析，我们非常清晰地看到当代中国政治思潮的演进经历了如下四个阶段：（1）价值重估运动和权威体系改造运动，其根源是对改革开放时代的早期回应；（2）社会重构运动，其根源是对市场化的回应；（3）改革政府运动，其根源是对市场化与经济全球化的理性回应；（4）民族主义与民族复兴运动，其根源是对后冷战时代全球化的回应。^[20]当然这四个阶段的划分仅仅是以政治思潮的时代主题为标准的，并不排除某一政治思潮在时序上的连贯性与再生性。

二、中国知识群体的“当代特质”

通过对当代中国政治思潮演进的内在逻辑的分析，我们可以隐约地发现，相对于中国传统的知识群体和西方社会中的知识群体而言，当代中国的知识群体具有一种潜在的“当代特质”，尤其20世纪90年代以来，这一当代特质的显现程度明显提高。那么，这一“当代特质”是什么呢？它是怎样体现出来的呢？它与传统知识群体的特质和西方国家知识群体的特质又有何区别呢？

我们知道，在中国传统社会，知识群体在某种程度上是“道、学、政”三者的统一体。他们既是道统的捍卫者，又是学术的承载者，更是权力的执掌者。正是这一特质，导致了他们号称“四民之首”，占据着中心的位置。毫无疑问，正是知识、道德和权力三种要素奠定了这一中心位置。杜维明先生将这种集“道、学、政”于一身的知识人和文化人作为一种原型进行了理想化的阐述：众所周知，把原型的儒者称作学者官员正强调了儒家将为公众服务视作职业的志向抱负。儒家的“职业”，要求远为深厚的人文主义情怀，而不仅仅是政治上的参与，不管这项要求是多么宽泛，都要予以满足。儒者用于自身个人发展，以及将关于仁的共同观念付诸实现的象征性资源既是伦理—宗教的，又是政治的，事实上，他们对“政”的看法不仅是用经济和社会的手段来管理世界，而且还要在教育和文化的意义上改变世界，这就推动他们要将政治上的领袖资格扎根在社会良知之中。儒家知识分子不会主动寻求官位，以求将他们的理念付诸实践，但是却总是通过诗歌的感受、社会责任感、历史意识以及形而上学见解干预政治。^[21]首先，看看知识的作用。中国传统的“士”是知识贵族。知识贵族不是世袭的，也就是说它不是以身份这一先赋性要素确立起领导地位的。“士”是知识（文字）塑造的权威，他们是凭借对知识的执掌来确立其社会、政治影响力的。所以，张仲礼先生就提出，绅士所受的儒学体系的教育，并由此获得管理社会事务的指示，具备这些知识正是他们在中国社会中担任领导作用的主要条件。^[22]没有知识的人在中国古代要想确立其领导地位是不可能的。其次，我们再分析一下道德。仅仅有知识，还不足以确立士者的领导地位。士者领导社会的资本还在于道德，即必须是卫道之人。所以，绅士乃是由儒学教义确定的纲常伦纪的卫道士、推行者和代表人。学者们把士者的道德关怀称为“士大夫精神”，也就是那种从道不从君的精神。在这一点上，中国传统的士者与西方的知识分子有相通之处。最后谈一下权力。中国古代的士者仅仅依靠知识和道德还是不能担负起文化权力，他们还必须在与国家权力的结合中寻求更强有力的支撑。中国古代的选举制度（尤其是科举制度）乃是士者与国家权力完美结合的体现。这一点也是最容易引起争议的。余英时先生对这一现象是这样评价的：“中国知识分子所持的‘道’一方面代表了超越性的精神世界，但另一方面却又不是脱离世间的。……不离世间以求出世间，这就使中国的理想世界与现实世界成为一种‘不即不离’的关系。‘不即’才能超越，也就是理想世界不为现实所限；‘不离’才能归宿于人间，也就是理想不至于脱离现实。这是中国知识分子形成其独特传统的思想背景”。^[23]所以，士者既是“道”的论证者，又是“道”的实践者（即阎步克先生所说的“文人”与“官僚”），^[24]他们在出世和入世、分与合之间获得了二重角色上的统一。但是，这种二重角色的统一必然会给士捍卫文化权力的独立性设置障碍，由此导致了中国古代士者缺乏西方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传统。

那么，西方社会的知识群体又处于怎样的一种态势呢？为了避免引起歧义，我们在本文中采用了“知识群体”这一名称，而没有用“知识分子”这一概念。因为“知识分子”（intellectual）一词在20世纪初刚被创造出来的时候，是为了重申并复兴知识分子在启蒙时代的社会核心地位，重申并复兴知识分子在启蒙时代的与知识的生产和传播相关的总体性关怀。“知识分子”一词是用来指陈一个由不同的职业人士所构建的集合体，其中包括小说家、诗人、艺术家、新闻记者、科学家和其他一些公众人物，这些公众人物通过影响国民思想、塑造政治领袖的行为来直接干预政治过程，并将此看作他们的道德责任和共同权利。尽管此时知识分子分布于不同的专业领域，知识分子这个词的目的在穿透各种不同的专业和各种不同的文艺门类之间的森严壁垒，呼唤着知识者传统的复兴，或者唤起对这一传统的集体记忆，这一“知识者”传统，体现并实践着真理、道德价值和审美判断这三者的统一。^[25]我们使用“知识群体”这一名词而放弃使用“知识分子”这一概念，就在于古典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传统在工业化和专业化社会已经难以全盘再现，或者说这一传统拥有了另外一种表达形式。一些学者对此已经作出了一系列的阐述，例如曼海姆的“漂流阶层”理论、萨义德的普遍知识分子（universal intellectual）和特殊知识分子（specific intellectual）理论、葛兰西的传统的知识分子和有机的知识分子理论、美国社会学家刘易斯·科塞的知识分子与权力关系理论、美国学者艾尔文·古纳德的知识分子新阶级论以及鲍曼的立法者与阐释者的理论，都印证了古典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传统正在趋于弱化。当然，弱化并不等于彻底消解，知识群体作为人，作为社会中的人，实际上力图在公共性和专业性之间达成一种平衡。知识群体地位和作用的变化应该到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化和制度化进程中寻求其根源。

相对于传统中国和西方社会的知识群体而言，当代中国的知识群体又是承担了怎样的角色呢？知识群体在传统中国的定位是与官僚制国家和皇权国家相对应的，而西方知识群体的定位则是与资本主义社会的机构化、制度化以及专业化进程相对应的，那么，对于当代中国的知识群体来说，他们又是与怎样的一种时代情境相对应呢？

我们知道，当代中国在构建富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过程中，做出了令世界瞩目的探索和实践。这一历史性的转折赋予了知识群体以特殊的历史使命。从总体上来看，当代中国的知识群体承担着如下四种角色：

（1）价值的担当者

政治思潮具有强烈的价值指向。纵观当代中国任何一种政治思潮，其价值指向是非常明确的。这一价值指向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古典知识分子传统和中国传统的道统使命在现代社会中的再生与转化。即便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推行市场化的过程中，知识群体也没有丧失其价值担当的角色与使命。当然，由于每一亚群体的知识结构、社会地位以及自身人生经验的差异，其价值指向也呈现出多元的态势。在市场化的洪流中仍然保持着价值担当的角色乃是抵制社会在单一轨道上走向极端的一道防线。当然，我们也不排除知识群体中的某些人被物质力量所俘虏和收购的现象。

（2）观念的诠释者

当代中国的知识群体赶上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时光，由此也限定和规定了他们的阅读对象。改革开放之后，出现了一波又一波的翻译潮流，这似乎是梁启超提出的“译书视为改革第一急务也”这一训导的再生。^[26]封闭的国门被打开之后，西方的知识和思想猛然涌入，也使知识群体在丰富、迷乱的知识世界中寻找自身的定位。所以，我们看到与传统知识群体诠释经典不同的是，当代中国的大多数知识群体则走上了诠释西方观念的道路。如果说亚里士多德、柏拉图、马克思、弗洛伊德是西方历史上光彩夺目的“观念的发明者”（inventors of ideas），^[27]那么，当代中国知识群体在很大程度上乃是观念的诠释者（interpreters of ideas），当然这一阐释既不是体现为科学领域中的因果论，也不是体现为后现代主义式的交往策略，主要是通过对西方观念的中国式阐释，或者采用现代方法对传统的阐释，达到构建现代思想资源的目的。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中国知识群体在研究取向上产生了分化，一部分人依然保持着“语言介入”的态势，虽然他们所阐释的对象实现了从观念世界向现实世界的转移，但其阐释的工具仍然是来自西方的。这一状况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当代中国政治思潮的局限性。另一部分人在学科化的道路上进入了知识生产和知识累积的道路，在科学纲领的支配下从事着繁重的统计工作和探寻因果的任务。这一取向直接促成了学科建设的转型，也为社会科学的专业化道路奠定了一定的知识基础。

（3）问题的搜寻者

政治思潮最具吸引力的地方在于它对问题的关注，而且这一问题往往是具有公众效应的。当大多数人沉溺于市场化的洪流的时候，知识群体凭借富有穿透力的眼光，在搜寻着供其思索的问题。从当代中国政治思潮演进的四个阶段来看，每一阶段的政治思潮基本上都抓住了该时期最为引人注目的问题，这说明当代中国政治思潮并不仅仅是思想的流动和观念的更迭，而是反映了思想界与现实变动的紧密关联。借助语言和观念的力量将公众问题揭示出来，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古典知识分子传统和传统道统使命的再现。因为公众问题一般是存在于自身专业领域之外的，这种穿透专业壁垒的精神，展示了当代中国知识群体的勇气与关怀。当代中国政治思潮所具有的对社会治疗的倾向，对于国家建设和中国现代化战略的推进是极有裨益的，因为它为政治管理者进行新的决策提供了一定的参考和警示。

（4）介入的实践者

萨义德认为“知道如何使用语言，知道何时以语言介入，是知识分子行动的两个必要特色。”^[28]介入是知识群体的行动特质。当代中国政治思潮所具有的实践取向就是通过介入得以实现的。对于古代中国知识群体来说，其介入的方式既包括语言的介入，也包括身体的介入。在现代西方社会，这两种介入方式同样存在。知识群体的价值体现在“社会的良心”上，体现在超越个人利益对公众利益和国家利益的关注上。所以，从根本上来说，知识群体的介入体现在语言的介入上，因为只有“语言”可以使其保持一个超脱性的位置。当然，变相的语言介入也是存在的，在20世纪90年代，我们就会发现知识群体在实践着语言介入的同时，也在创造更加多元化的介入方式。介入既是知识群体的使命，也是知识群体最难以抵挡的致命诱惑，只不过接纳这一诱惑并不注定是对知识群体本色的遗忘，而是架起了联结个人与国家的桥梁。

三、政治思潮的介入机制

应当明确的是，本文所指的当代中国政治思潮，都是在改革开放以后出现的。在改革开放之前，尽管有一系列的政治言论值得研究，但如果把它们作为政治思潮来对待，还有欠妥当。作为意识形态表达形式的政治思潮，是有其特定的价值指向、实践指向、问题指向以及向社会公众传递、散播这一流动指向的。不言而喻，改革开放之后的政治思潮不仅符合这些条件，而且还成为渗透在当代中国政治发展历程中的不可忘却的要素。但是，尽管改革开放促成了当代中国政治思潮的兴起与变迁，但其兴起与变迁的根源主要是根植于中国内部，而不是来自西方学术界和思想界的刺激。尽管国外学术界和思想界的刺激是存在的，也是产生了一定影响的，但它充其量成为当代中国政治思潮汲取某些要素的对象而已，我们完全可以说，当代中国的任何一种政治思潮，都根植于知识群体对中国现实问题的思考与把握。正是这一点决定了政治思潮的兴起与变迁和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力度、现代化的程度、社会分化的程度以及执政者政策调整的限度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换言之，正是中国现代化发展的状况提供了知识群体思考、关注和分析的社会事实，由于知识群体立场、方法、价值取向以及对社会事实的取舍，从而促成了缤纷多彩的政治思潮画面。

其次，当代中国政治思潮乃是一种驱动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思想资源。这一思想资源无论是正面还是反面的，都构成了当代中国政治发展不可或缺的要素和动力。当代政治思潮的变迁，虽然从表面上看相当杂乱。但是，政治思潮变迁的逻辑根源于社会经济的变动，反过来，政治思潮的变动又刺激了政治变革战略的选择。所以，当代中国政治思潮的变迁乃是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一面镜子。以价值重估和改造权威体系为中心的政治思潮，在很大程度上刺激了中国捍卫稳定的决心，使中国免于苏联东欧动荡的命运。以重构国家—市民社会为中心的政治思潮激发了中国试图在经济发展、社会和谐和国家能力之间寻求一种平衡。以重构政府为中心的政治思潮促使中国试图依靠合作主义和协商主义的原则构建国家治理体系和地方治理体系。以回应全球化为中心的政治思潮激发了中国在融入全球化进程和民族复兴之间达成一种合成。从价值重估运动、社会重构运动、改革政府运动到民族主义与民族复兴运动，展示了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基本线路。所以，政治思潮的变迁不是纯粹的精神运动，从中可以看到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基本轨迹。从这个意义上讲，当代中国政治思潮构成了驱动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思想资源之一。

最后，除了西化论展现出对既定权威体系的负面效应之外，大多数政治思潮都在不同程度上包括着对国家治理体系的重构倾向和对社会和政治问题的治疗倾向，有的重构和治疗表现为对政策的影响上，有的重构和治疗体现出对权力结构和道德价值体系的重塑上。所有的这些特点决定了中国政治思潮乃是知识群体文化权力的一种体现。尽管在不同时期，知识群体实现其文化权力的方式存在着差异，但是政治思潮显示了知识群体以思想和语言“介入”的勇气。纵观当代中国政治思潮兴起与变迁，在其背后包含着一个极其重要的理论问题，那就是现代社会中的文化权力与社会发展和政治系统的互动过程是如何展开的。知识追寻和实现文化权力的方式和手段是什么？从当代中国政治思潮的兴起和变迁过程来看，对这个问题的理解在不同的时期有着显著的差异。这直接导致了政治思潮介入机制的不同。

追寻和实现文化权力的方式有两种：一是凭借思想和语言的“介入”来实现，二是通过对国家权力的改造来实现。显然，在1989年政治风波之前，西化论者主要是以激进的面貌体现出来的，其目的是试图凭借颠覆性的介入和替代性的介入，达成文化权力和国家权力的合二为一，从而达到全盘改造权威体系的目的。在1989年之后，知识群体追寻文化权力的方式发生了转移，“语言介入”的特色更为明显。伯恩斯所说的“知识型领袖”的色彩更为浓重。因为知识型领袖既处理分析的思想概念，也处理规范的思想概念，并且运用两者来影响他们的环境。^[29]按照本文的观点，语言介入的目的在于对国家治理体系的建设性重构和对社会、政治问题的治疗。一旦政治思潮在其面向和指向上发生了这样的转移，那么其介入机制也就实现了从“颠覆式介入”到“重构式介入”和“治疗式介入”的转型。颠覆式介入机制存在的前提是文化权力与国家权力的二元对立，重构式介入机制和治疗式介入机制存在的前提是文化权力与国家权力之“共同语言”的形成。如果说在1989年之前，西化论者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理解与政治管理者的理解存在着冲突甚至对立的话，那么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知识群体与国家管理者对中国现代化的理解则包含着很大的共融空间。在告别了将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这一思维惯性之后，余下的问题就是对中国特色的现代化模式的探索了，在这一问题上，知识群体与国家管理者共存共融的平台就得以奠定了，由此也使得文化权力与国家权力之间的距离得以消解，知识群体的思考与国家管理者的战略设计都归拢到国家建设、社会发展和经济发展的轨道上来了。

如果说知识群体的介入体现了一种文化权力的话，那么文化权力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便成为左右当代中国政治思潮变迁的最为基本的力量。古代中国国家权力与文化权力的合一传统在当代中国的兴起，主要是通过西化思潮对政治过程的“替代式介入”、“颠覆式介入”体现出来的。作为20世纪80年代最具影响力的政治思潮，西化论的基本取向不是简单的语言介入和思想介入，而是身体的介入，颠覆性的介入，替代性的介入，正是这一点决定了西化论的最终命运。所以，从1978年的改革大业的启动到1992年确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战略这段时间，国家权力与文化权力的冲突并没有在理性化的社会运动中得以化解。于是，我们看到，西化论是以改造甚至置换国家权力的面目出现的。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被视为是近代传统在20世纪80年代的再生。因为它与20世纪初的变化有着很强的相似性。在当时，尽管科举制的废除和新式教育的发展，促使了新型知识群体的产生，但是刚刚从传统士大夫脱胎而来的知识群体，依然保存着“兼治天下”、“舍我其谁”的士大夫心理，它在近代民族危亡的困境中高涨为寻求与传播救亡之道的参与意识与热情。^[30]其次，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中国只存在市场化进程，或者说只存在市场化运动，但并没有完全进入市场经济体系的全面构建阶段。这一局部市场化的政治后果便是，知识群体缺乏实现其价值的空间和机制，由此导致了知识群体通过诉诸传统的介入渠道，尤其是西化论者并不接纳纯粹的语言介入机制，而这一介入必然导致文化权力与国家权力的冲突。

在经过了短暂的徘徊之后，20世纪90年代推行的较为彻底的市场化改革，在导致社会结构分化的同时，也导致了知识群体的分化。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政治思潮，虽然也是知识展示其文化权力的反映，但是，日益高涨的世俗化运动在消解国家权力和文化权力之冲突关系的同时，也把不同政治思潮与社会运动的联结机制抵消掉了。因为常规化的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对政治思潮的公众效应有着天然的抵消作用。政治思潮作为影响社会的公共文化力量，已经丧失了昔日的召唤力量。当今出现的一些社会运动仅仅是与参与者的生存状况相关，几乎没有任何的政治思潮背景。与此同时，市场经济激发了一部分知识群体从对国家权力的追逐转向对财富、名望、知识的多元化追逐，从而导致了知识群体的分化。作为文化权力承载者的知识群体不再是铁板一块了，他们也在经受着财富、名望、地位和权力的多重诱惑。追逐财富的人被卷入了市场化的洪流之中，追逐权力的人则更多地是依靠体制化的途径，而不是诉诸反体制的力量，“学而优则仕”在当代知识群体身上，是通过一种有别于传统科举制度的方式得以表达的，追随纯知识的人则固守于书斋之内，展示着一种类似于隐士化的生活方式。只有自称为公共知识分子的人，还在表达着一种追寻文化权力的呼声。

所以，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中国知识群体的分化，缤纷而起的政治思潮不再作为国家权力的对立者而存在了，而是出现了某种转移，意识形态批判和政治体制批判的色彩逐渐弱化，社会批判和政策反思的色彩逐渐强化。社会批判和政策反思色彩的强化为不同类型的知识群体提供了表达其立场的空间和机会。20世纪90年代以后，某种政治思潮要想在某一时段占据主导地位，似乎已经不可能了。至此，20世纪90年代以前中国政治思潮二元对立的格局和非此即彼的二元化思维方式（西化与中国化的对立、民间取向与国家取向的对立、民主与权威的对立、传统与现代的对立）被多种政治思潮并存的格局所替代。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政治思潮多元并存与市场化、社会分化所导致的权力中心分散化有着某种关联。正是这一多元并存的政治思潮格局，在思想界和文化界产生了一种内在的竞争力，由此塑造了政治思潮更为冷静、客观、理性的品格。单一性政治思潮与国家意识形态之间的二元张力结构也许从此一去不复返了。可见，政治思潮的潮起潮落并不在于人们对观念的喜好与厌倦，观念力量的兴起与消解不是根源于观念的批判，而是根源于其赖以存在的现实条件的改变。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批判德国人在“神的王国”中的胡说八道时，就说“其实全部问题只在于从现实的实际关系出发来说明这些理论词句。……要认真地、实际地消灭这些词句，要从人们的意识形态中清除这些观念，只有靠改变条件，而不是靠理论上的演绎。”^[31]

结　　论

政治思潮的价值取向、实践取向、问题取向决定了政治思潮不是纯粹的精神运动，而是一种通过价值、思想和语言实现政治介入的文化力量。首先，所有的政治思潮都是某种价值关怀的话语代表。一种政治思潮正是通过对某种价值关怀的伸张而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这是政治思潮与纯粹的描述性和解释性科学研究相区别的重要原因。因此，政治思潮往往显示出“思想压倒学术”的色彩，换言之，政治思潮本来就不是以严谨的学术风格取胜的。其次，当代中国的政治思潮几乎都具有鲜明的问题指向，以问题激发思想，以问题刺激想象，就成为当代中国思潮的重要特点。这是由知识群体所承担的介入使命所决定的，也是政治思潮自身所拥有的介入性所左右的。当然，对于不同的政治思潮来说，不仅实现实践取向的方式存在差异，而且介入的程度也有差异。最后，几乎任何一种政治思潮都表达了解决某一问题的方案。当然，这些解决方案因为其价值取向和关注的问题不同，而显示出鲜明甚至对立的倾向。总之，政治思潮的本质特征在于介入，因为各种政治思潮的指向不同，政治思潮的介入机制也呈现出多元化的面貌。除了西化思潮因为颠覆性的介入而趋于消解之外，大多数政治思潮都表现出建设性的治疗式介入和重构式介入这一特点。基于此，本文提出当代中国政治思潮实际上体现为以下三种面向。

（1）作为颠覆力量的政治思潮

政治思潮的颠覆效应，集中体现为以西化论为代表的对权威体系的激进化改造之中。西化思潮主张通过对权威体系的根本转换来实现真正的现代化。经济上的市场化仅仅是通向西化的起点，但不是终点。终点在于政治民主化。而且政治民主化是以多党制、三权分立替代现有的权威体系作为前提条件的。经济改革与现有的权威体系相结合，是滋生和加剧腐败程度的病根。只有政治的民主化才能把中国从腐败不断加剧的进程中拯救出来。西化思潮是作为与权威体系的对立面出现的，它表达了一种颠覆既定权威体系的呼声。但是，由于这一思潮与中国政治演进的逻辑完全相悖，从而招致了激进主义者与政治领导者的冲突。这一冲突成为西化思潮终结的政治根源。西化思潮的终结代表着一种虚幻的乌托邦时代的结束。当社会沿着世俗化的轨道日益演进的时候，作为颠覆力量的政治思潮基本上已经失去了赖以产生的社会心理基础。它促使政治思潮必须通过另外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政治理想和政治呼声。

（2）作为重构力量的政治思潮

当代中国政治思潮中最为引人注目的莫过于作为重构力量的政治思潮。像人道主义、新传统主义、市民社会论、自由主义、新左派以及治理思潮，都是作为一种重构力量出现在当代中国现代化进程之中。无论是意识形态的重构、价值体系的重构，还是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重构，基本上都是与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及其产生的重大问题联结在一起的。作为重构力量的政治思潮既显示了一种文化批判的功能，又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中国现代化重心的转移。特别是它们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一致性特点，决定了作为重构力量的政治思潮既立足于现实，又超越于现实。政治思潮的重构性质为中国的现代化注入了别具一格的文化资源。重构与中国市场化、民主化进程相适应的国家治理模式，成为当代中国政治思潮重要的发展方向之一。

（3）作为治疗力量的政治思潮

政治思潮的问题取向，决定了政治思潮与现实变动之间的天然联系。因此，政治思潮既不是象牙塔中孤芳自赏的文化产品，也不是在纯粹精神领域中的概念演绎。它作为一种公众性的文化力量，实际上显示了知识群体对中国问题的一种文化诊断，并试图提出自己的社会治疗方案。作为治疗力量的政治思潮，显示了一种保守和冷静的品格。像新权威主义、精英主义等思潮，主要是基于对某一重大政治问题的诊断而提出来的。中央政府权威的流失以及地方主义、诸侯经济的崛起，导致了新权威主义试图通过加强中央权威来化解改革开放进程中出现的意外后果。精英主义则是在对平民主义、民粹主义的讨伐中，试图通过对权威体系的知识化改造，来克服“文化大革命”遗留下来的平民风格与民粹风格。而民族主义则是在全球化时代，展示了一种强烈的政治认同感，并试图通过政治认同感的确立，来克服民族和国家在全球化时代所处的矛盾困境。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种性质的政治思潮，既不是以颠覆既定的权威体系作为目标，也不是以轰动一时的文化批判而独领风骚，它是以务实性的政治诊断和政治治疗而取胜的。由此导致了作为治疗力量的政治思潮，往往会因为政治领导者的青睐而获得一种独特的政治影响力。可以预见，政治诊断和政治治疗是未来中国政治思潮演进的重要方向之一。^[32]

（刘建军，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注释】

[1]❋本文是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文化反应——当代中国政治思潮研究”（项目批准号01FZZ003）和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基金项目（2006）阶段性成果。

[2]高瑞泉主编：《中国近代社会思潮》，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2页。

[3]参见尼古拉斯·菲利普森、昆廷·斯金纳主编：《近代英国政治话语》，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44页。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32页。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22页。

[7]同上书，第124页。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465页。

[9]参见丹尼斯·朗：《权力论》，陆震纶、郑明哲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14—15页。

[10]迈克尔·罗斯金等：《政治科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