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政治价值重构的市场经济逻辑

当代中国政治价值重构的市场经济逻辑

王永志^[1]

一、问题的提出

当代中国正处于一个急剧变革的社会转型时期。在这一历史过程中，中国社会除了要经历经济事实层面的变革之外，还要经历政治价值层面的变革。对此，我们在考察社会变革时，必须注意区分两种形式的变革，“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2]研究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期的重大问题，除了要进行具体的社会经济事实分析之外，还要进行抽象的社会政治价值分析，把两者置于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客观历史过程之中来考察。

“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不过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3]因此，在社会转型期，中国经济事实层面的变革必然会反映到人们的政治文化、思想和价值观层面上来，并对人们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产生一定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中国的确立、发展和不断完善，社会政治价值层面的变革汹涌激荡，它影响着社会的整体结构，推动着整个社会的变迁。那么，是什么力量在引起和推动着政治价值层面的变革呢？

恩格斯指出：“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4]因此，在社会转型期，要考察中国政治价值层面的变革，必须首先考察经济事实层面的变革。但是，政治价值层面的变革能否顺利进行将直接关系着经济事实层面变革的最终实现，因为当政治价值层面的变革适应经济事实层面的变革时，就会推动经济事实层面的变革，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反之则会延缓经济事实层面的变革，阻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可以说，对于处在社会转型期的中国来说，推动政治价值层面的变革显得尤为重要和突出。

“一个社会整体的深层转型，只有扩展到价值观这个层面时，才有可能完成和实现。”^[5]笔者认为，由于侧重强调一元、整体和应然的原有政治价值体系，不能与强调多元、个体和实然的市场经济实现有效对接，因此就需要建立一种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新的政治价值体系。但是，在社会转型期，随着多元政治价值的生发，不同的政治价值之间必然相互碰撞、冲突、排斥和互动，在主导政治价值的统摄力不断弱化的情况下，各种政治价值必将陷入无休止的争斗之中，出现所谓的“诸神之争”^[6]的局面，最终导致社会政治价值的危机，而这对于处在社会转型期的中国来说无疑将是灾难性的。因此，为避免这种灾难的出现，我们就需要通过政治价值层面的变革，重构一种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政治价值体系。那么，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我们到底需要一种什么样的政治价值体系？如何对现有的政治价值进行重构呢？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亟须研究和解决的时代课题，也是我们当代人的“政治价值使命”。

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价值变革的根源

生产方式是衡量人类物质生产实践状况的基本尺度。“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7]因此，要理解人类全部的社会生活首先就要解开生产方式之谜。“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并且只有从这一基础出发，这一历史才能得到说明。”^[8]

生产方式是一个社会历史范畴，在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生产方式具有不同的内容和表现形式，这也成为我们划分不同社会形态的基本依据。从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来看，生产方式是一个变量，它始终处于不断的变革之中，究其原因就在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不断的矛盾运动。由于人的需要是无限的，人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就必须同自然界不断进行物质和能量的交换，因此，作为人与自然交换关系的表现，生产力就始终处于不断的运动和变化之中。同时，由于生产关系是建立在一定的生产力基础上的，它从属于生产力，并以一定的生产力作为自己的物质基础，“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生产活动的一定的个人，发生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9]生产关系要始终受着生产力的制约，客观上，有什么样的生产力就要求有什么样的生产关系与之相适应，“人们在发展其生产力时，即在生活时，也发展着一定的相互关系；这些关系的性质必然随着这些生产力的改变和发展而改变。”^[10]这种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状况的规律，就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规律，人类的物质生产实践就是在这一规律的作用和推动下不断发展的。

生产方式的变革贯穿于人类社会发展过程的始终，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就是生产方式不断变革的历史，生产方式的变革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终极原因。在既定的社会生产力条件下，人们不能任意地选择生产方式，而只能在已有的生产方式基础上，通过不断发展生产力，创造出新的生产方式，进而变革原有的生产关系。“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谋生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11]以生产方式为依据，我们可以人类社会划分为不同的社会形态，“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12]其中，与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经济形态是自然经济，而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经济形态则是商品经济。由于受到生产力水平的限制，自然经济是与不发达的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以“人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着重于解决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商品经济以“物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着重于解决人与人的关系问题。在商品经济形态下，才形成了“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13]

在前资本主义时期，商品经济主要以简单的形式缓慢地发展着，随着社会化大生产时代的来临，商品经济实现了高度的社会化和市场化，开始向它的发达阶段即市场经济阶段过渡。作为一种经济运行方式，市场经济是现代生产方式赖以产生的前提，现代生产方式就是依托和建立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之上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个社会的市场经济的发达程度是衡量其生产方式优劣的基本指标。一般地来说，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比不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更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市场经济是一把“双刃剑”，发展市场经济必然加剧社会结构的分化，导致旧的生产关系的解体，对人们原有思想价值观念产生激烈的冲击，使得“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14]这对于正处在社会转型期的中国来说，应该是最真实的写照，而这一切都根源于我们确立和实行了市场经济。因此，只有抓住这一点，我们才能更深刻地理解社会转型期的政治价值层面的变革，也才能真正地找到重构政治价值的基本出发点。

三、当代中国政治价值变革的市场经济取向

政治价值变革是指一个社会的政治价值所发生的根本性质的变化，它表现为政治价值从一种质态向另一种质态的飞跃。从事物变化的形式上说，政治价值变革属于政治价值的质变形式，是政治价值量变的必然结果。

在政治价值变革时期，原有政治价值的连续性和渐进性被迫中断，它无法再继续对人们的政治生活进行规范和引导，其社会认同度急剧下降，由于新的政治价值规范的建立滞后于实际政治生活的变化，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的政治价值观念必然出现紊乱，传统农业文明的文化精神、现代工业的文化精神和后工业文明的文化精神将互相交织，^[15]并以前所未有的态势给广大民众造成巨大的心理冲击。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价值的变革一直在缓慢地进行着，一方面，以社会主义、集体主义和爱国主义为核心的社会主导政治价值仍然对人们的政治行为具有普遍的约束性和规范力；另一方面，多元主义、个人主义、实用主义等非主导政治价值获得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对主导政治价值造成了严峻的冲击与挑战。马克斯·舍勒认为，价值变革的过程就是一个“价值颠覆”的过程，“一切价值赖以确立的、最终质料的本质价值本身，都进入了一种偏爱秩序，与价值的真实级别秩序不但不符，而且使价值颠倒，本末倒置，其势头有增无减。”^[16]主导和非主导政治价值之间的较量、冲突和对抗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价值变革的主要表现和必然结果，可以肯定地说，这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社会政治价值变革的基本趋向将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个体本位趋向

对人的主体性的尊重是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市场经济是一种“平等”经济，也是一种“主体经济”，人们不分民族、种族、地位等都以平等、独立和自由的市场主体身份参与各种经济活动，建立各种经济关系。市场经济在中国的确立从根本上改变了计划经济条件下政治思想“大一统”的局面，解放了人们的思想，激发了人们的主体意识，调动了人们的进取心和创新性，强化了人们的政治利益意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的价值、人的尊严、人性复归、人道主义，成为新时期开始的时代最强音。”^[17]市场经济呼唤人的主体性，实现人的主体自由、平等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也只有人的主体性得到充分的发挥，市场经济才能获得发展的强大引擎。

（二）经济本位趋向

经济本位是相对于政治本位而言的。在计划经济时期，政治居于统治地位，“一切依附于政治，从属于政治，政治的地位、权力、等级成为社会最重要最强有力的标准和尺度。”^[18]“一切以政治挂帅”成为规范人们政治行为的基本准则，政治上高度统一，“以阶级斗争为纲”，用阶级分析的方法看待一切成为那个时代的唯一的政治价值判断标准。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阶级斗争为纲”开始让位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逐渐摆脱了完全依附于政治的状况，获得了相对独立的发展空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随即成为新时期规范人们政治行为的基本准则。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基本取向和目标的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政治价值变革的经济本位趋向得到进一步强化，在物质利益的驱动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开始表现为物与物的关系，货币成为人们之间联系的主要纽带。正如埃里希·弗罗姆所说：“人成了自己命运的主宰，他的命运便是冒险，便是获利。……金钱成了人最大的等价物，比出身门第更有力量。”^[19]

（三）现代本位趋向

“中国是伦理本位的社会”，^[20]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家庭伦理道德对人们的社会行为发挥着持久的规范和约束作用。在传统伦理道德的引导下，“中国人的思想是安分、知足、寡欲、摄生，而绝没有提倡要求物质享乐的。”^[21]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中国的确立，在推动以伦理为本位的传统社会结构转型的同时，必然将现代因子内化为人们的政治价值追求。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科学、理性、民主和正义等现代社会的基本政治价值会得到越来越多人的普遍认同，并将最终成为社会的主导政治价值规范。与此同时，物质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原本属于西方社会文化和价值观的东西，必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不可避免地冲击着中国传统的文化和价值观，造成社会文化价值体系的混乱，在这一过程中，人们原有的政治价值将失去规范、引导和评价等功能，人们的政治价值追求将日益趋向功利化。

（四）开放本位趋向

在自然经济为基础的传统社会里，人们在狭窄、封闭的血缘关系网络里进行着简单的社会交往，“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22]安分守己、自给自足、内圣外王是中国传统社会治理的理想状态和价值追求，然而近代中国丧权辱国的历史说明，一味地盲目自大、愚昧排外、闭关自守不仅不能换来社会持久的稳定和发展，而且必将失去与世界其他国家同台竞技的机会，最终被其他民族同化而走向消亡。市场经济是一个开放的体系，从本质上说，这是与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相适应的。开放是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之一，中国要实现社会转型，从传统走向现代，就必须真正以开放的姿态，不断提高开放程度，“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孤立起来，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23]市场经济开启了中国对外开放的新格局，人们逐渐认识到封闭的和狭隘的政治价值观念已经越来越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那种体现开放精神的政治价值观念必然受到人们的青睐，得到人们的认同，并最终内化为人们的政治价值追求。

（五）世界本位趋向

人口的增长，需求的增加，推动着近代机器大工业的发展，与此同时，为了扩大销路，资产阶级奔走于世界各地，不断开拓着世界市场，最终“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24]从这个意义上说，世界近代史就是一部世界市场逐渐形成的历史，就是一部“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25]的历史。正是在这样的历史大背景下，中国人开始放眼全球，认识世界，放低姿态，向西方学习，在与西方国家的比较中，一种从未有过的民族自卑感开始浮上每个中国人的心头，因为中国与西方国家巨大的差距刺痛了人们神经，对人们原有的文化和价值认知提出了挑战。“各个人的世界历史性的存在,也就是与世界历史直接相联系的各个人的存在。”^[26]市场经济为中国人全面地看世界提供了契机，中国人也在认识世界、了解世界的过程中，逐渐确立起了具有世界趋向的政治价值观。

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政治价值体系重构的内在规定

市场经济内含着一个理性“经济人”的假设，但是，在实际经济活动过程中，“采取某些类型的实际的理性行为却要取决于人的能力和气质”。^[27]这也就是说，在市场经济活动过程中，要实现人们经济行为的理性化需要一定的条件，即需要一种能够为人们进行理性经济活动提供合理性依据的政治价值体系，以此来抑制人们的非理性欲望，实现对经济利益的追求。反之，如果一种政治价值体系不能够为人们进行理性经济活动提供合理性依据，那么人们的非理性经济活动就将泛滥，使市场机制难以有效发挥作用，最终阻碍市场经济的发展。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斯·韦伯明确地指出：“近代资本主义扩张的动力首先并不是用于资本主义活动的资本额的来源问题，更重要的是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问题。”^[28]

市场经济呼唤政治价值的重构，建立一种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政治价值体系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客观要求。同时，作为一种现实性物质力量，市场经济的发展为政治价值的重构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在市场经济活动过程中，人们所遵循的自由、平等、公平、开放、竞争和效率等经济价值理念必然要渗透到人们的政治生活之中，影响到人们的政治行为，并逐渐升华和内化为人们所尊崇的政治价值理念。因此，重构政治价值的基本出发点就蕴含在市场经济之中，只不过我们要通过对市场经济内在价值精神的挖掘，找出两者内在的相通性，以实现市场经济的原本价值精神与现代政治价值理念的有效衔接和融合。

“人们按照自己的物质生产率建立相应的社会关系，正是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创造了相应的原理、观念和范畴。”^[29]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性质及其发达程度内在地规定着社会主义政治价值重构的内容、原则、路径和目标。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社会转型期的政治价值重构就是要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社会主义政治价值体系。

在政治价值重构的具体内容方面，就是要遵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要求，建立一种能够充分体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关系的，涵盖了集体与个体、传统与现代、理性与现实、物质与精神、公平与效率、自由与秩序、民族与世界等方面辩证统一的，具有时代精神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价值规范体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培育了多元、独立的政治价值主体，规定了合理、正确的政治价值判断标准，明确了公正、客观的政治价值评价机制，引导了世俗、现实的政治价值取向，彰显了高尚、永恒的政治价值追求。

在政治价值重构的基本原则方面，就是要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价值观的基本要求，尊重政治价值主体的利益要求，在主导政治价值统摄之下，坚持政治价值取向的多元原则；倡导多元政治价值的融合，反对“抓辫子、扣帽子、打棍子”，严禁以一种政治价值取代另一种政治价值，坚持政治价值共存的宽容原则；遵循政治价值发展的客观规律，反对一刀切，反对大搞超前建设，结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达程度，坚持政治价值重构的渐进原则。

在政治价值重构的实现路径方面，就是要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推动与国家力量主导相结合，“通过核心的辐射和统律，使‘价值边沿’达到与核心价值的一致。”^[30]由于市场经济具有盲目性和自发性，它不可能自觉地构建起合理、稳定和有效的政治价值体系，同时，“在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期，只要有可能，就必有置任何伦理道德于不顾的残酷的获利行为。”^[31]在“利”的诱惑下，市场经济所遵循的效率原则、竞争原则、等价交换原则等会自发地渗透到社会政治生活领域，在市场经济原则泛化的情况下，人们的政治价值取向将被误导，使人们的政治价值追求趋向庸俗化。因此，政治价值的重构必须在国家力量的主导下，通过发挥主导政治价值的统摄和整合作用，实现社会政治价值体系的动态和均衡。

在政治价值重构的总体目标方面，就是要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础上，通过崇尚、扩展和规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价值，将其升华和转化为人们参与政治生活所遵守的准则，最终确立和实现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和谐等社会主义政治价值目标。民主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内在属性，“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32]“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33]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是保障市场经济有效运行的必要条件，依法治国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34]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应有之义和基本价值，“要通过发展增加社会物质财富、不断改善人民生活，又要通过发展保障社会公平正义、不断促进社会和谐。”^[35]

五、结论

托克维尔指出：“一个没有共同信仰的社会，就根本无法存在，……为了使社会成立，尤其是为了使社会欣欣向荣，就必须用某种主要的思想把全体公民的精神经常集中起来，并保持其整体性。”^[36]从这个意义上说，在中国社会转型期，进行政治价值重构的根本目的就在于在全社会形成一种符合时代要求的，为广大人民群众所认同的，能够凝聚人心、激励人气和发挥人力的社会主义政治价值体系，为人们安身立命提供精神家园，为整个社会良性运行提供精神动力，为中华民族实现复兴提供精神支撑。

当代中国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重大社会转型，伴随这一历史进程的将是原有政治价值体系不可避免的混乱、无序和解体，将是其功能的缺失、弱化和无效，将是其结构的错位、失衡和断裂。在新的政治价值体系尚未建立起来的情况下，政治价值真空状态的出现将是不可避免的。对此，马克思认为：“如果从观念上来考察，那么一定的意识形式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在现实中，意识的这个限制是同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程度，因而是同财富的一定发展程度相适应的。”^[37]这样，为避免整个时代的覆灭，我们就必须对原有的政治价值体系进行重构，重构乃扬弃也，就是要在继承优秀传统政治文化价值的基础上，与时俱进、博采众长、推陈出新，进行创造性建设。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进行政治价值重构的前提和基础，政治价值重构的成功与否依赖于市场经济的发达程度和其所能创造的物质财富的多寡。只有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出发，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作出政治价值层面的回应，以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政治价值相适应为根本落脚点，我们才能找到并走出一条宽广、坚实和自信的政治价值重构之路。“未来中国社会的命运取决于中国民众在社会转型时期的文化价值选择。”^[38]可以说，重构一种为广大人民群众所认同和接受的，具有强大生命力、统摄力和规范力的，能够体现时代精神、民族精神和人道精神的社会主义政治价值体系已经成为当代中国一项十分紧迫而重要的现实任务。

【注释】

[1]王永志，男，2005级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专业硕士研究生，中共中央党校政治学博士，现为天津城市建设学院社科部讲师。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3。

[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98。

[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95。

[5]赖传祥：《中国传统价值观的现代转型》[J]，《江汉论坛》，1994（7）。

[6]韦伯著、冯克利译：《学术与政治》（韦伯的两篇演说）[M]，北京:三联书店，1998，41。

[7]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2。

[8]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57。

[9]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1。

[10]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36。

[1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42。

[1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3。

[1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04。

[1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275。

[15]衣俊卿：《论社会转型时期的生存模式重塑——关于价值重建与文化转型的深层思考》[J]，《北方论丛》，1995，4。

[16][德]舍勒著、罗悌伦等译：《价值的颠覆》[M]，北京:三联书店，1997，134。

[17]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M]，北京:东方出版社，1987，199。

[18]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M]，北京:东方出版社，1987，190。

[19][美]弗罗姆，刘林海译：《逃避自由》[M]，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0，44。

[20]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70。

[21]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72。

[22]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三联书店，1985，23。

[23]《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17。

[2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76。

[2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77。

[2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87。

[27][德]韦伯著，于晓等译：《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北京:三联书店，1987，15。

[28][德]韦伯著，于晓等译：《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北京:三联书店，1987，49。

[29]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42。

[30]王宏维：《社会价值:统摄与驱动》[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12。

[31][德]韦伯著，于晓等译：《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北京:三联书店，1987，40—41。

[32]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68。

[33][34]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07年10月25日。

[34]江泽民：《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1997年09月22（01）。

[35]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07年10月25日。

[36][法]托克维尔，董果良译：《论美国的民主》（下）[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524。

[37][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36。

[38]衣俊卿：《论社会转型时期的生存模式重塑——关于价值重建与文化转型的深层思考》[J]，《北方论丛》，199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