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政治生活与公共语言、公共逻辑

四、公共政治生活与公共语言、公共逻辑

在古希腊，哲学家产生以后，个人自由问题提出来了，哲学家似乎想建构自己的世外桃源，而且认为，从本质上来说，最好的生活是真正哲学家的生活。哲学家们或者独往独来地探索世界或者几个意气相投的朋友聚集在一起“高谈阔论”，在社会边缘上充当一个无害的探索者，他们生活的乐趣在于思考、观察与游历。不仅如此，哲学家还为自己建构了一套外人难以把握的语言系统和逻辑架构，他们自说自话，自得其乐。这方面的典型是赫拉克利特。然而到了智者这里，问题发生了根本转变，社会生活的繁荣场景吸引了哲学家的注意。而且人们看到，超然于公共性之外的举动是危险的，如果任其发展城邦就不复存在。伯利克里意识到这种情况，通过号召与经济刺激来解决问题，而智者们则给以哲学上论证和公共语言上的技术支持，以此来解决这一问题。就这方面而言，智者学派的主要贡献在于三个方面:从理性和人的角度重新确立了社会公共生活的价值，这是对以往哲学家的超越;论证了这种公共政治生活建立的前提条件:公民们德性的平等性、公共生活的建构性;提供了公共政治生活沟通和博弈的语言技术及其公共逻辑。

首先，智者重构了公共政治生活的意义，智者学派最主要的功绩就是他们身传言教的实践行为，他们试图通过自己这种献身和用言语塑造公共生活的主要方式使其投向公众生活，并以此来体现逻各斯的力量，达到教育的目的，使人们投向政治生活，关心城邦。智者认为，最好的生活，可以通过勇敢地献身于城邦的公共生活、致力于对公众意见的驳难和提出政治观点而获得。

就公共生活的语言技术支持而言，在古希腊，当公共政治生活发展到民主兴盛的时候，人们意识到民主政治与“话语”不可分离，就民主政治的参与者而言迫切需要培养真正的演说、辩论、修辞、诉讼等方面的能力。这种需要造就了智者这批特殊教师。智者深入研究了“话语”的修辞与逻辑，试图通过语言中的“逻各斯”与非理性的渲染来再现人的本质力量。如果说，吟游诗人把人类社会的“逻各斯”纳入在神性语言或自然逻辑之中的话，那么，智者再现的是人的世俗的权力，用人的语言和社会公共逻辑来建构人们的公共政治生活。

古希腊城邦政治的独特性在于因其小国寡民而有了较为发达的贴近公民的公共性，而这种公共性是有历史传承的。城邦出现伊始，广场中央必有神庙和祭坛，神火日夜燃烧，城邦各家各户围绕神庙而居，定期或不定期地进行集会，举行祭祀言说公共事务而且是公开的，这种公开化使得全部行为、程序置于全体人的目光之下。随着城邦公民的平等性和议政的公开性的加强，讨论、辩论和由此所产生的投票就成为政治的游戏规则，话语随之成为城邦政治生活的工具，具有压倒其他一切权力手段的特殊优势。话语技术有自己的特殊性，特别是公民话语技术涉及心理与逻辑两个方面，要求说话者面对听众，最后由听众裁决选出胜者。以前由国王解决的属于最高领导权范围的涉及全体人利益的问题，现在都通过论战来解决。城邦政治的平等性、公开性和话语性在智者运动中都得到了充分的表现，尤其是话语的威力在智者那里登峰造极，一跃而成为城邦政治生活的主要方式，成为个人在政治生活中显现与获得权力的便捷途径。话语成了关键性的社会政治权力，话语活动成了主导性的社会政治活动。

在古希腊，关于“话语”与逻各斯的关联性的认识传统相当悠远，经过许多哲人的锻造，到智者这里更把它推上新的高度，使其与政治生活方式和思想紧密相连。智者们探讨“话语”与逻各斯的关系有了重大进展:一是语言的形式方面，包括发音、修辞和表达技巧等;二是语言所表述的思想内容及其概念间关系，包括概念类型、定义、推理规则与知识的基本原理等;三是语言所表达的价值诉求和体现的力量问题，核心是语言所以能起作用——征服人心，这涉及大量的语用学方面的问题，这主要包括话语目的、语言环境与对象。智者学派对这三个方面都有一定的研究并特别重视修辞与逻辑。他们对逻各斯、修辞术的丰富和发展，使语言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力量和地位得到了极大的提高。智者们话语技术的探讨打开哲学更为广阔的领域，开辟了社会哲学、语言哲学和思维科学等等领域的研究，智者们也用修辞学和语言哲学传输和构造了他们的政治哲学。

在对公共政治生活主要方式即语言和逻各斯的理解方面，智者的两个主要代表高尔吉亚和普罗泰戈拉对其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价值有独到的理解。高尔吉亚着重从两个方面论证了语言在探求伦理、正义和真理等方面的功用。一是语言对心灵的“协调”作用。他说，“语言是一种强大的力量，它以微小到不可见的方式达到最神奇的效果”^[90];“语言协调精神的力量，就像药物调理自然的肉体一样”^[91];它既能使“灵魂中的感情得到安慰、说服和心旷神怡”^[92]，还能使人发怒，使人恐惧，也能使“灵魂迷误和心灵受骗”^[93]。二是论辩具有厘清事实的作用。他在《帕拉梅德斯辩护词》中强调，论辩只有诉诸正义和真理，澄清事实和真相，才是正当的。普罗泰戈拉则通过对论辩术的研究，深刻地表达对城邦社会政治生活方式的理解。他认为，任何命题都有两个相反的论断，论辩的目的和主要技艺就是如何使弱的论证变为强有力论证，从而获胜。不考虑事实正义而只关心用语言去强词夺理，获取胜利，赢得权力是当时的普遍现象。修昔底德说:“……许多城邦的党派领袖们有似乎可以使人佩服的政纲，……虽然双方都没有正义的动机，但是那些能够发表动人的言论，以证明他们一些可耻的行为是正当的人，更受到赞扬。”^[94]普罗泰戈拉倡导的这种论辩术逐渐演变成智者塞拉西马柯的“正义就是强者的利益”的理论，对社会的事实正义问题构成了极大的冲击，这也揭示了民主政治中正义实现的一个矛盾问题:要实现正义，首先要证明自己的权利，谁能有效地证明，谁就能够实现，即使他违背了正义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