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身份与公共义务

尽管社群概念的核心观念是将社群理解为是一种内聚性的、原生性的群体，尽管自由社群主义已通过倡导一种给予特殊群体(事实上是从文化上来界定的群体)以承认的政治而在很大程度上修正了自由主义，但是，近期的社群主义在公民身份问题上已形成了一种更具政府性的姿态。这可以看作是自由社群主义对于认同的关怀和公民社群主义对于参与的关怀的一种结合。按照尼库拉斯·罗斯的看法，经由社群而通向政府治理是有可能的:“在社群机制中，会形成某个部门，其动力和能量可以被动员、征用、利用于下面这种新的计划和技术之中:这种新的计划和技术将促进和规范有关自我管理和认同的建构，以及个人伦理和集体忠诚的积极实践。”它表明近年来的政策制定中社群话语的上升^[14]。

社群主义不再仅仅将公共参与局限于狭隘的参与国家政治的范围之内，而是扩展到地方性的社区和自愿性的团体，也就是说，在社群主义看来，不论是大至如国家这样的政治社群，还是小至地方性的社区和自愿性团体，每一成员都是群体的一分子，都应该被赋予公民身份。因此，社群主义从形式上更具有自由主义普遍性的特点，但是其强调社群的整体性和共同善优先的观念，却又和公民共和主义一脉相承。因此，正如黑特所言，社群主义抽取出共和主义传统中的共同体感和义务感，省略了共和主义直接的政治参与和对共和国的严苛承诺，从而可视为公民共和主义在当代重新复活的一种表现形态^[15]。

与自由主义相比较，社群主义的当代价值集中体现为对义务感和社群感的强调和重视。而这种价值在自由主义那里是相对薄弱的，自由主义由于着重于对个体权利的强调，一定程度远离了义务感和社群感，忽视了公共责任，导致了如巴伯所说的“虚弱”的民主，即自由主义社会的人们很少有兴趣参与投票甚至讨厌投票;越来越少的人参与公共政治活动，太多的人不支付他们应该支付的，只是想着从公共制度中获得利益和好处，而不考虑为这个公共制度做点什么，不考虑自觉承担对这个公共制度的责任。巴伯将这种情况描绘为“虚弱的民主”。在他看来，“虚弱的民主……既产生不出参与的愉悦，也产生不出公民社团的伙伴关系;既产生不出自治和自己管理自己的持续的政治积极性，也产生不出分享公共善的相互关系的扩大，即相互的商讨、决定和工作。”^[16]这种被巴伯描述为“虚弱”民主的状况，在自由社会中的具体表征就是公共精神的缺失，而这种公共精神的缺失必然导致虚弱的社群感，并对正义社会制度的维系构成威胁。

面对自由主义社会呈现出来的越来越多的病症，社群主义的批判使得我们认识到:在个体的自由和权利与对社群的承诺、义务之间必须要有某种平衡，否则，公民美德就会被自私自利所淹没。一个由自私的个体构成的社会，在其极端的意义上，根本不能称其为社会，也不可能有公民，充其量只能算是相互竞争的、陌生的单子聚集而已，而且，利己主义的竞争会产生压力和愤恨，而这些恰恰是和谐、合作之社群的共和观念所反对的。在和谐、合作的社群当中，个体私利和社群的利益在某种意义上应该是同一的^[17]。事实上，在一个人人自利的社会中，在一个彼此冷漠、互不关心的社会中，在一个没有和谐的友谊关系和稳定的归属感支撑的社会中，个体难以获得真正的幸福。任何时候，个体权利的获得和享有都不能脱离对责任和义务的承担，一个运转和谐有序的社会需要每个个体的投入，而不仅仅是索取。而且，个体通过自觉担负对他人、对社群、对国家的义务，事实上也可以获得更多的报偿:比如个体利益的持久获得，生活在一个和谐的社会，成为一个能够体味更真实的幸福感、具有更高尚道德感的完整的人^[18]。

正如欧德菲尔德(Adrian Oldfield)所分析的，正是在当代多元化背景下，社群主义更显示出其存在的意义。由于现代世界地域的广大，古代城邦意义上的共同体已经不再存在，现代社会的典型特征是多元性，人们生活在由多种社会群体组成的社会当中，人类要想过一种完全意义上的人类生活就必须和某种群体联系，因此，在我们当今多元化的社会当中，恰恰又发现了社群存在的意义。创造社群意义的正是对他人义务的承担，以及由此带来的和谐的社会关系。这种和谐的社会关系由社群成员之间彼此的承诺而产生，这种承诺既包括对共享利益、职位或目的的他人的承诺，也包括对那些由于某种原因而不能寻求他们自己的利益或不能追求他们自己目的的人的承诺。它表现为寻求他人的善同时将它作为自己的善，甚至有时以疏忽自己的善来寻求他人的善。正是这种“和谐”的社会关系创造了社群的意义，也正是这种“和谐”的社会关系创造了公民^[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