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Z村的公共性与公共意识
1．消费差异化制约“公共性”发展
当地2003年主要经济指标人均GDP为9 358元（http://www.sheyang.cn）。Z村像大多数乡村那样，商业网点有限，消费系统无法建立。村里的商业主要是与生产资料或者日常生活有关的行当，比如，供销社、理发店、小店、小市场、地摊、早市等。一大早，G1的妻子带着笔者去那里的早市转一转，遇到不少熟人和亲戚，充满乡情。（俞纯麟、戴建方，2005）
小店的商品大都属于当地产品，有些一看便觉得是伪劣商品，尤其是奶制品和饮料等，仅从价格就可以判断有点问题。这或许对于Z村人来说，不是问题，因为他们对商品不可能具备我们那样的“意识”——食品安全问题。
在Z村期间，G1和G2每日以啤酒招待，但笔者马上发现这些啤酒并非是全国城市主要的、正规的流通体系下流通的商品，而是区域内流通的商品，若是地方政府保护经济也罢，而多是冒牌货，显然不是政府可以监控的。同样在县里，相隔10公里的地方，我们受到款待，喝上在H城里也难得喝上的新品——苦瓜啤酒。这种啤酒不是一般当地人可以享受的，至少是属于干部或有钱人的商品。一桌酒钱基本接近H城里的水平。（俞纯麟、戴建方，2005）
以上的确属于日常生活中的小事，但至少说明商品消费能力上存在很大反差，Z村作为都市里的村庄，即使什么时候，随着城市化并入，也必会落入城市贫困地带、消费不毛之地。而且，经济生活中的这种差异实际上不会造就“公共性”，更不会带来一种“公共意识”。这些经济结构上的差异化存在，妨碍“公共性”构筑，是造成“二元结构”的主要原因。
2．私有经济不发达不利于“公共性”形成
由于Z村个体经营不发达，土地承包到户，农业生产无法形成规模经营，因此大部分农家不富裕，不少农民拖欠集体的钱，至今无力偿还。而且，C1和C2（Z村干部）认为，当地个体经营者人数有限，政治和文化素养也不高，他们对村里的公共事务根本不关心。（俞纯麟、戴建方，2005）
苏北经济模式与“苏南模式”属于一个模式，但远远落后于苏南，公有经济现状不容乐观，目前会不会出现2000年前后“苏南模式”摇摇欲坠的现象呢？“苏南模式”当时遭遇瓶颈，乡镇企业、国有企业几乎都出现萧条，唯有外向型企业保持成长。于是，有人开始怀疑“苏南模式”，对前景并不看好。M（W市经委办公室主任）抨击现有体制，对上级下达经济增长指标让下面谎报的做法极为不满，但又十分无奈，不得不为之。（刘豪兴、徐珂、戴建方，1999）
苏北地区目前还没有什么模式可言，依然如此，必将成为其他地方经济的人力出口基地，或者成为低级技术转移的首选地。县科技局每年引入技术项目寥寥无几，或许是经济发展的另一个瓶颈。（俞纯麟、戴建方，2005）
3．政治结构松散与公共意识淡薄
X1（主任）、X2（科长）和CH为地方（县）政府形象的代表，C1和C2为群众自治组织利益的代表，在Z村是党员。不管是县级干部X 1、X2和CH，还是Z村级干部C1和C2，可以说他们依然是农村基层干部的中坚力量，他们的身份是双重的或多重的，清一色为中共党员。在Z村，党员比例不高，年轻党员更少，大都为中老年党员，基层组织较为松散。另外，就共产党以外的群众团体对村里公共事务的参与程度及力量作用等问题，据C1和C2说，一般村民没有热情，很少参与，也不可能发挥作用，只有依赖少数党员做实际工作。（俞纯麟、戴建方，2005）
4．社区领袖单一化不利于“公共性”的扩大
农村“社区领袖”并非仅指中国共产党基层干部，而且包括其他政治群体的领袖。但Z村只出现共产党社区领袖（C1，C2，Cn），而并未出现其他的社区领袖（I1，I2，In），但是，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1998）与《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2006）的精神，这种状况势必会发生变化。一旦社区领袖的结构发生变化，“公共性”将随之出现新的变化，因此，在社区建设中改造现有组织结构是一个关键问题。
5．政治主体缺乏理念——“公共性”缺失的问题所在
显然，仅靠外部力量不足以改变农村文化，只有当农村文化主体自己重建属于自己的文化，才有可能制定出与当地发展相符合的民众文化（grass－root culture），以此作为当地社区建设的主要内容而加以实现。虽然Z村的社区建设主体目前主要为共产党基层干部（C1，C2，Cn），而不是其他社区领袖（I1，I2，In），但是，将这种政治结构完全解释为取决于传统政治因素，也不确切，还有其他各种因素制约了当地社区政治结构，比如，Z村的个体经营者尚未作为一个阶层或整体出现（俞纯麟、戴建方，2005）。另一个重要原因是，这些个体经营者本身缺乏政治意识或理念，而一般村民则更关心实际经济利益，虽说政治利益与经济利益是不可分离的，但处于无权无势的村民只会消极地对待“公共性”，而从不积极关心“公共性”问题，显然，政治上缺乏自主意识。
6．自觉参政——构筑“公共性”的基础
村委员会成员的月收入为200元，与当地人均年收入少于等于4 500元相比较差，而且现在已经不同以前了，即使能干出实际成绩，也很难有机会晋升乡级行政班子。但是，担任Z村领导，连任数届后可以享受退休金待遇。尽管这样，还是有人不愿干下去，选择中途辞职的。
事实表明参与社区政治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利益驱使，而是自己的参政意识，但这样的人似乎不多。尽管他们各自都觉得自己能力有限，而且对自己前途并不乐观，甚至悲观，但短时期农村公务员制度无法确立的前提下，这些农村基层干部还不至于被“换血”处理。（俞纯麟、戴建方，2005）
7．村委会选举与群众自治组织偏离——“公共性”的结构变化
以近期Z村一次村委会选举为例，初选阶段每组45选民选1名代表，按Z村人口计算可选出53名代表；正式选举是由这53名代表选出其中5人为村委会领导班子主要成员（主任1人，其他4人为委员，需经上级部门认定）。在初选阶段几乎所有人都会来参加选举，这是因为考虑到有人可能不来，为鼓励选民参加投票活动而特地准备了小礼品。据当选后的C1（村主任）和C2（村委会委员）说，初选后53人中中共党员所占比例为55%，而正式选举后能进入村领导班子的均为中共党员。对于这一结局，笔者请教其中原委，他们也解释不清楚，村委员会既然是法律上规定的群众自治组织，为何成了共产党基层组织。（俞纯麟、戴建方，2005）
本文所要强调的“自下而上的公共性”的土壤存在，而结果依然是“自上而下的公共性”，这也说明前者的实施和推广需要一个相当长的过程。
8．干群关系紧张引发政治信任危机——“公共性”转变的契机
C1认为，政策尚未落实到位。C2的看法是村民与政府互不信任，村民认为政府办事缺乏法律依据，有时带有很大的随意性和盲目性，失信于民。村干部夹在政府和百姓之间，两面受气，吃力不讨好是常有的事。（俞纯麟、戴建方，2005）
基层干部反映说，上级领导去基层农村检查工作，有时根本不敢下车走一走，而是开着车兜几个圈子，然后听取当地领导的汇报，这是常见现象之一。另外，在W市，临近年关，虽然吩咐各级部门做好慰问困难户工作，但是还是发生下岗工人冲进政府机关去食堂哄抢食物的事件。为此，一些主要领导上班不走正门，改走边门。在江南不少城市，不知何时开始，市政府所在地周围变成了护城河，上有“金水桥”，站岗放哨，检查严格。（刘豪兴、徐珂、戴建方，1999）
以Z村为例，生产资料涨价加重农民负担。虽说政府减免农业税，但化肥却涨价了，到头来农民觉得自己没有得到一点实惠。由此，将问题归咎于政府部门。（俞纯麟、戴建方，2005）
以上事实说明以往的“自上而下的公共性”实际上已经引发“公共权力”庞大化，这是导致政治腐化的一个因素，尤其在农村社区，由于公共监管体制的薄弱和不完善，会造成比城市社区更为严重的后果，而以此为契机，引导“自下而上的公共性”发展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9．生活空间与“公共性”
Z村周边环境，如前面已经提到过的那样，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而作为“公共性”必备的公共环境显然无多少改变，难以举出什么公共场所可言，找来找去，村里早市这一区域算是Z村主要的公共场所，是小道消息发布地。尽管不少年轻人都拥有手机，但家中有电脑的极少，根本不存在“虚拟社区”，因而，显然，距离本文假设的“自下而上的公共性”形成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
10．政治出路：呼唤“公共性”
Z村正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困境，可以勉强维持下去，但C1和C2对目前现状以“基本瘫痪”一词加以描述和把握，显然问题已经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由此，可以看出他们希望摆脱目前困境，寄希望于社会转型，但是否一定出现“正向转型”，依然有许多不确定因素，风险较大，无法预测。（俞纯麟、戴建方，2005）
农村社区建设，尤其需要文化建设，在这一过程中的确需要更新观念，需要开放机制，引入外部观念与方法，但作为这一制度最大的缺点是政治因素决定社区建设，从以往的经验来看，有所成绩，但还是难以改变农村现状（俞纯麟、戴建方，2007）。1960年代中期成千上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农村社区的结构和文化出现了根本的变化了吗？城乡差别缩小了吗？“公共性”扩大了吗？当然，毫无疑问，某种意义上，“公共性”是在扩大，村民被动员、被组织起来，被改造成有具有政治思想觉悟的“新农民”，但这种“自上而下的公共性”在市场经济冲击下如何转向，正是本文加以探讨的问题——“自下而上的公共性”，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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