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系的“公共性”与“政治性”

第一节　关系的“公共性”与“政治性”

一项研究表明，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三个方面，政治和经济两个因素对公共关系在中国的发展影响更大。^[1]在政治强势国家，政治因素无疑是公共关系学者关注的首要因素。政治学派突出“公共”关系而不是“公众”关系，是因为它涉及的问题一般都是事关公共利益。比较而言，管理学派突出的是“公众”关系，因为它处理的关系对象基本上是与自己利益相关的个人与群体。而关系学派突出的是“人际”关系，因为人际关系对个人和组织的生存与发展都具有重要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说，人际关系的复合形成公众关系、公众关系的复合形成公共关系。公共关系最为复杂，处在最高层次。因此政治学派通常具有更高更宽的视野。

一、公共关系的政治源流

在当今世界，公共关系具有政治化的发展趋势。组织政治化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个是资源的短缺，另一个是社会多元化。明茨伯格（Mintzberg）认为在一个政治文明的社会，组织的政治化对整个社会有利，因为那些不能很好适应环境的组织会被政治扼杀。

许多公关学者都把公共关系活动的源头追溯到早期的政治活动。刘罡认为，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但我们在科技上的成就不及古希腊，在宗教方面的创造力不如古印度，中国真正能引以为豪的是政治哲学，中国古人把凭什么得江山、靠什么守江山的问题，总结得“相当”深刻。其中的许多思想包含了政治公关的智慧，这些思想成为了政治学派的中国源流。

（一）美国政治公关发展的三个阶段

从现代公关的发源地美国看，一种观点认为，英文Public Relations一词最早是由一位历史上重要的政治人物、美国第三任总统托马斯·杰斐逊创造的。1807年，作为总统的他在向美国议院发表国情咨文中第一次使用了“公共关系”这个词。其含义是:美国总统和议院如何利用公共关系这种方法加强与美国人民的沟通和了解。这样，公共关系作为政府处理同人民关系的一种治国理念和方法就在美国的政治生活中开始启用。^[2]

民主政治是推进政治领域公共关系活动的重要历史条件。根据一些专家的观点，在美国，公共关系在政治领域的发展有三个重要的里程碑:

第一个里程碑是塞缪尔·亚当斯和他的革命伴侣在动员舆论过程形成的运作模式。这种模式至今影响广泛，并且渗透到商业和其他领域。因此，被认为是现代公共关系活动的源头。

第二个里程碑是1787－1788年间，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等人为敦促国会尽快批准宪法，发起的一场大规模宣传活动。这项活动非常成功，被《有效公共关系》一书的作者称为历史上最好的公共关系工作。

第三个里程碑是1888年开始的总统竞选。这一时期，形象竞争策略被充分开发出来。政治公共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二）纳粹政治的公共关系操控

在现代社会发展历史进程中，一些政治人物对公共关系的利用意味着不同政治人物公关理念的差别。希特勒与公共关系似乎也有着深刻的渊源。纳粹德国曾经与艾维·李和伯奈斯两位公关开拓者都有直接和间接的联系。传说二战初期，希特勒曾经邀伯奈斯前往德国协助纳粹宣传，但这一要求被他拒绝了。

有资料披露，在希特勒于1933年上台后不久，洛克菲勒家族的私人公共关系顾问艾维·李，曾经向德国一家公司和柏林纳粹政府提供有关美国对德国重整军备、对第三帝国对待教会以及组织盖世太保的反应的情报。艾维·李的任务后来变成了在美国策划亲德的宣传运动，以培育美国对第三帝国的同情。而他拿的钱则是通过在德国控制下的国际清算银行现金账户支付的。^[3]

政治学派的公关理念与其政治理念往往一致。许多政治家，不管是正面人物还是反面人物，对如何处理公众的关系都有自己的一套信念和理论。最为臭名昭著的是纳粹的一套理论。希特勒是一个典型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主张强者拥有一切。强者为了赢得竞争，可以不择一切手段。希特勒重视民众的力量。但是他又认为，民众是盲目和愚蠢的，因此是可以操控的。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坚信，理想的伟大就是在于它的宗教狂热。信仰什么无关紧要，重要的是要有信仰。在希特勒看来:“信仰比知识更难动摇；热爱比尊重更难变易；仇恨比厌恶更加持久。”这个世界，变革的最强推动力不是统治群众的科学认识，而是赋予公众以力量的狂热，有时甚至是驱赶民众向前的歇斯底里。只有那些疯狂的大众才是最容易驯服的。他甚至把大众比喻为自己可以为所欲为的女人。为了操控民众，他根本无视诚信的道德价值。在他的眼里，只有对他来说有用的条约才是有效的。伟大的说谎者同时也是伟大的魔术师。他的宣传部长，一个被认为创造了“希特勒”的“公关高手”戈培尔曾经说:“如果撒谎，就撒弥天大谎。因为弥天大谎往往具有某种可信的力量。而且，民众在大谎和小谎之间更容易成为前者的俘虏。……极其荒唐的谎言往往能产生效果，甚至在它已经被查明之后。”^[4]他有一句最为有名的名言:“谎言重复千遍就是真理。”谎言虽然不能成为真理。但是谎言确实会遮蔽真相。处于高度专制的环境之中，舆论被严格控制，谎言重复千遍确实会让人“误以为是真理”。在这些法西斯分子看来，民众缺少思想是国家之幸福。领袖与民众的关系完全是一种居高临下的关系。有一个什么样的领袖，就能够造就一种什么样的群众，而一种什么样的群众，就决定了一个什么样的国家。

希特勒声称自己主要不是在利用人们的长处，而是在利用人们的短处。他与戈培尔的思想和理论，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人性上的某些弱点。这是具有认识意义的。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到，他们的思想表述本身就充满情绪化。纳粹在处理与公众的关系上，从骨子里看就缺少对公众的基本尊重。希特勒指出，宣传要吸引更多的人，就要更多地降低智力水平。^[5]他们不需要民众的科学认知，但是他们知道科学地操控。如戈培尔说，群众对抽象的思想只有一知半解，所以他们的反应较多地表现在情感领域。情感宣传需要摆脱科学和真相的束缚。宣传如同谈恋爱，可以做出任何空头许诺。而报纸的任务就是把统治者的意志传递给被统治者，使他们视地狱为天堂。人民大多数比我们想象的要蒙昧得多，所以宣传的本质就是坚持简单和重复。

纳粹的政治公关理论在实践上是“小成功”、“大失败”。这就是技术的成功，道德的失败；局部的成功，全面的失败；短时的成功，永久的失败。

纳粹的上述思想或许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李普曼的影响。1922年美国评论家沃尔特·李普曼的经典作品《公众舆论》中体现了精英民主的观点。李普曼指出，绝对文盲选民的比例远比评论家怀疑的要高。这些政治上的文盲在“思想上是孩子或者野蛮人”。李普曼认为公众并不知道他们的最好利益是什么。因此他们很容易成为那些试图操纵别人思维和行为的人的天生猎物。希特勒的所作所为给李普曼的理论提供了最好的现实注解。

值得注意的是，李普曼这种分析是有历史条件的，这就是公众受教育程度的影响。当公众的文化程度，特别是传媒素养普遍提高以后，这种政治公关的生态也会发生重要的变化。当今社会，出现了精英泛化的现象，公众中存在着大量有思想、有见地的人。但是，信息过剩和现代社会的高度复杂性又使得感性政治有了现实的基础。这也是政治公共关系学派所关注的。

（三）中国特色的政治公关实践

东西方的政治公关实践差异是明显的，比如“驻京办”就是中国政治公关的一大特色，而“院外游说”则是美国公关的一大特色。中国学术界并没有因为敏感而回避了“驻京办”这一非常值得重视的公共关系现象。“驻京办”是京外各级政府、部门以及企业派驻北京的办事机构。其主要职能是处理政府关系。“驻京办”作为地方政府、企业与中央政府的沟通渠道，其存在具有必然性和普遍性，在我国也有长久的历史。华中师范大学黄建雄博士指出，“不同时期的‘驻京办’的结构、功能及其行为方式不尽相同。当代中国地方政府‘驻京办’实际上是我国法定政府体系之外的半制度化的沟通渠道，其行为也是一种半公开化的沟通方式，可称之为一种‘潜沟通’。这与中央权力和资源过分集中及不规范和不透明的分配体制有关。”^[6]驻京办在中国成为灰色公共关系的一个典型，之所以存在这种现象，“其根源在于中央与地方资源配置的选择性政策模式与非正式机制，以及地方政府基于经济增长的选择性政策竞争。”^[7]这种格局不改变，公共关系运作的模式也不会有太大的改变。

在中国，现代政治学派对公共关系的理论贡献早期主要来自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理论和统一战线理论。中国共产党的成功，从很大程度上说，也是一种公共关系的成功。毛泽东思想中充满着公共关系的思想火花。毛泽东认为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推动历史前进的是广大人民群众。英雄人物只是迎合了群众的需要，是顺应了时代和社会的发展潮流。因此毛泽东非常重视民意。从历史上看，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就是特定时期一个政党面临的利益相关者分析。比起一般的公众分析理论，他的分析站的高度更高、更加深入，也更为有效。在这种分析的基础上形成的中国共产党特有的统一战线理论，成为政治公共关系理论的一个典范。统一战线与党的建设、武装斗争一起，被称为中国革命进程中共产党克敌制胜的“三大法宝”。“统一战线”至今依然是中国共产党重要的公共关系理论与实践，并且具有广泛的借鉴意义。

政治公共关系是一个较之企业公共关系更为复杂的体系，牵涉范围广，动员的资源多。政治领域的特殊性，要求必须发展出自己一套特殊的公共关系理论与方法。这样公共关系的政治学派也因为实践的需要而形成、发展并不断完善。长期以来，在中国思想政治工作体系、精神文明建设都是广义政治公共关系的范畴。但是近年来，随着政治公关实践的深入和公关理论界国际交流的增加，在这一体系之外又产生了一种基于现代政治理念的政治公关理论。

在公共关系本土化过程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学者一直关注经济领域的公关而忽视政治领域的公关理论探讨。对于这种状况，北京大学程曼丽教授认为，是因为受到我国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所制约，当时的经济体制改革迫切需要为市场经济服务的新的经营管理理念和方法，而当时政治体制改革尚未启动。^[8]近年来，全球化趋势、新媒体的发展、服务型政府的建构，形成了新的政治生态，这在客观上要求对政治公关给予高度的重视。

（四）政治学派在中国的最初形成

现代社会公共关系的政治学派在中国的真正形成，最初来自什么是中国特色的公共关系，以及社会主义公共关系与资本主义公共关系有没有本质区别的讨论。公共关系在引入中国的初期，就面临着巨大的政治舆论压力。因为当时不少人认为，公共关系是西方资产阶级的那一套，是阶级调和的工具，是欺骗人民的手段。因此，在一些比较正式的场合，尤其是重要场合，“公共关系”前面通常都要加上“社会主义”几个字，以区别资本主义的公共关系。如1984年12月26日《经济日报》发表的社论，题目就是“认真研究社会主义公共关系”。1987年6月22日在中国公共关系协会成立大会上，协会首任主席安岗的发言题目“创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公共关系”，也反映了当时的这种政治气候。根据安岗的观点:“在中国公共关系的本质在于体现党的为人民服务的服务宗旨，为人民多办实事、好事。党的中心工作转向经济建设新时期，主要是调整人们的利益关系，公关活动即围绕这方面协调工作。”^[9]为了给公共关系事业发展创造良好的政治环境，协会还请多位政要题词，以确立公共关系的“政治合法性”。

如何看待这种泛政治化的现象？我们认为这是公共关系学科和行业发展主动适应环境的有效举措。事实上，中国的公共关系与西方的公共关系因为历史传统和现实环境的不同，是有明显差异的，我们不应该无视这种差别。如，比较而言，中国是一个政治强势的国家，大政府小社会；而美国是一个市场强势的国家，小政府大社会。在传播环境上，中国和西方一些国家也有明显的不同。但是如果过度强调这种差别，也会忽视学科中一些持久的共性的东西，影响学科往科学性方向发展。

政治公关在中国受到重视，与近年来公共危机频发有着密切的关系，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问题和社会安全成为引发公关危机的重要的基本因素。政府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建立进一步推进了政治公关的发展，2006年1月26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了《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这意味着政府公共关系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在政治公关领域，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现象是一些民营企业主动要求聘任中国共产党的一些优秀的党务领导干部到企业从事工作，这种工作在国有企业被认为是党群工作，或者称为思想政治工作，而在民营企业，它的功能演变为公共关系的意义，成为民企对内处理员工关系，对外接轨宏观政治环境的一项战略性选择。

政治公关的需求推动了相关课题的研究，一些来自不同学科的学者从自己独特的角度开始介入政治公共关系理论的探索和国家重大公关课题的研究，政治学派非常注重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适应性，对政治气候的变化具有高度的敏感性，习惯于从大局和政治高度思考公共关系问题。

二、公关界的“马基雅维利”和一个“政治人”的角色转换

在西方，政治学派的代表人物，首推爱德华·伯奈斯。1928年《编辑与发行人》杂志曾经发表评论，称伯奈斯是“最好时期的马基雅维利或是最坏时期的俾斯麦”^[10]。对于这句话我们可以理解为指的是他在公关理论上的政治思维和在公关实践中的政治手腕。也就是在这一年伯奈斯出版了《宣传学》（Propaganda）一书。在书中他指出:“几乎在我们的每天行动方面，不论是政治上或是商业上，也不论是我们的社交举止或是道德思量，我们都被少数的一些人所主导，……这些人了解大众的心理和行为模式。”他这里指的少数人，当然包括公共关系专业人员。

《公关之父伯奈斯》一书的封面写着这么几句醒目的话:“一个左右‘香蕉王国’政治的人；一个让女性抽烟成为时尚的人；一个教美国人改变家居布置的人；一个帮助柯立芝入主白宫的人。”^[11]伯奈斯最初的公共关系生涯是与政治活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的第一部公共关系著作《舆论之凝结》，包含着许多政治公关智慧的沉淀。

伯奈斯对政治资源的运作非常的娴熟，甚至在他的婚礼策划中，也不忘这一资源的利用。他在蜜月期间，和他的新婚妻子多莉斯·佛莱希曼（Doris E.Fleischman）住进比利时国王和王后刚刚住过的套房。而且“新娘以娘家的姓氏登记住房”。这在美国是一个破天荒的新闻事件。它意味着“妇女独立”。因此，约有250家报纸刊登了这一事件。因为当时女权运动风起云涌，多莉斯也一夜之间成为美国甚至是世界妇女运动的新象征。

对于政治资源的运作原则和基本手法，伯奈斯把它总结为“把个人的利益提升到公共利益”。在一些人看来的炒作行为，他也把它上升到政治的高度。为了吸引公众的注意力，他经常在有争议的领域制造话题。他说，论战能够让大众见到具体讨论话题的两面说辞，体现了自由竞争的民主原则。

因为伯奈斯是一个争议性的人物，密歇根大学历史学家路易斯曾经于1970年在公关业界进行过调查，结果在专业上最杰出的人士中，伯奈斯只排在第五，而排在第一的则是艾维·李。但是20年后，生活杂志却把他列入20世纪最重要的100位美国人之一。他虽然不是公共关系从业第一人，但是他也被人们尊称为公关之父。公关行业对于他与艾维·李到底谁是公关之父也一直存在着争论。但是把公共关系推向科学化，伯奈斯具有谁也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他被认为是这一行业第一位哲学家和学者。伯奈斯提出了公共关系的三项重要原则:（1）公共关系是双向传播。（2）公共关系工作不仅要聪明，还有直觉，更为重要的还是要了解心理学和社会学等相关知识。（3）公共关系应该使这个社会变得更好。

这三项原则对公共关系行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中国是一个政治色彩非常浓厚的国家，许多关注中国公关事业发展的学者具有强大的政治思维惯性，这种思维方式虽然有其局限性，但是，在中国这样一个环境中，选择政治角度来观察公关，或者选择公关角度来观察政治，不仅具有重要的现实性，而且对公共关系学科在中国的发展也是必不可少的。在这方面，前中国公共关系协会学术委员会主任翟向东所作的努力得到了学界的关注。翟向东（1919－2002），早年积极从事革命文艺活动，1938年1月在肥城参加抗日游击队，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到聊城任鲁西北《抗战日报》编辑、记者。建国后，先后任河北日报社社长、总编辑，兼新华社河北分社第一任社长，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政策研究室主任、宣传部长。后任《北京日报》总编辑。1971年下放任中共承德市委书记。1979年后，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全国新闻高级职称评委会副主任。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有贡献的新闻专家待遇。离休后，他任中国公共关系协会常务副主席，兼学术委员会主任，并出版了《中国公共特色初探》、《中国公共关系教程》、《中国公关之路探索》等公关著作。他主持中国公共关系协会学术委员会工作期间，组织了多次学术研讨会，期待产生中国的公共关系模式。他说，“我们始终要重视外国有关公共关系的研究成果，但是，不能囿于外国公共关系的理论和运作模式，亦步亦趋。必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积极探索，大胆创新。因为我们立足在社会主义的中国发展公共关系，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公共关系有共性的一面，还存在着重要的甚至是本质上的差异。”^[12]从个人的经历看，他是一个典型的“政治人”，因此他所理解的中国公共关系模式，总是或多或少地带有政治的色彩。这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不管怎么说，一个“政治人”，在一个呼唤公关的时代，完成了一个重要的角色转换。这也是中国公关界的一件幸事。

三、公共关系的政治学原则

政治学派的一本公共关系代表性著作是克里斯托弗·斯皮策（Christopher Spicer）的《组织公共关系:一种政治学的视角》（1997）。作者把公共关系看做是基于政治系统的组织经营活动。因为公共关系涉及合并、多数人的协商一致、倡导与推进组织利益。因此克里斯托弗认为，用政治系统来比喻，非常有利于理解组织权力与公共关系之间的联系。从政治的视角研究组织的动力学和组织的决策，对理解复杂的组织公关行为具有极大的优势。^[13]从组织行为看，许多现象是充满矛盾的，而通过政治学的眼光，可以发现其中的真正原因。公共关系的政治学研究也给公关人员在面临多变的公关情态时提供更多的选择。

政治学派公共关系研究的依据来自公共关系的政治学原则。这种政治原则既有一种普遍性，又具有一定的地域特色。

（一）公共关系的政治学第一个原则:政治制度是社会宏观公共关系的基础

邹徐文曾经发表过一篇很有理论分量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他提出了公共关系的政治性原则，指出:“公共关系作为一种政治手段或政治形式，其与政治活动以及政治过程的关系最为密切。”作为政治工具，政治组织在表达与实施其政治功能时通常凭借公共关系策略来完成其功能使命，并使之与广大的公民利益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它的政治范式，民主的形式诸如议会制、竞选制、共和制等实质是公共关系的变体；公共关系还是政治权力的筹码，任何政治领袖或政治权威的权力地位和职能关系的确立，都离不开有效的公关运作；公共关系还是政治分配进而政治执行的手段。公民利益－公共关系－政治权力之间的必然联系已经成为一种有效的政治事实。“某种意义上，公共关系代表了一种政治，代表了一种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代表了一个国家的形象和一个主权制度下目标一致的国民全体的利益。”^[14]

（二）公共关系的政治学第二个原则:公共关系服务并服从于政治的需要

在政治领域，充满着冲突和斗争，包括权力斗争与道德对抗。利益的冲突不仅是一种客观的存在，而且会经常爆发。从和谐到分裂，再从分裂到和谐，西方政治公关经常会陷入这种恶性循环。政府不得不在各方利益集团的斗争中寻找平衡与共享的使命。西方政治选举制度有许多好的地方，但也存在着最大的缺憾，就是在选举过程，会放大利益冲突，造成社会对立甚至分裂。因此一般选举结束以后需要公共关系活动对被选举公关活动撕裂的社会进行重新修复。

根据烈度不同，科尔特纳（Kelterner）把冲突和对抗进行系列化处理，叫做“斗争序列”。它有六个发展阶段:轻微分歧、不同意见、纠纷、行动、诉讼、斗争和战争。^[15]在矛盾和冲突的各个阶段，通常都有公共关系活动的参与。不过采取的方法和手段会有所不同。当公共关系成为斗争和战争的辅助手段时，它的一切就必须服务于斗争和战争。

（三）公共关系的政治学第三个原则:社会和谐是政府公共关系的政治目标

在公共关系目标的追求上，不同的学派表达有所不同，形象学派认为公共关系的目标是树立良好形象，而形象的好坏由两个基本指标确定，即知名度和美誉度。这种观点被称为“两度说”。有学者认为，公关活动并不是仅仅为了图名声和听赞歌，许多时候它需要的是公众与组织协调性行动。从这个意义上说，“两度说”的公关目标定位显然偏窄。为了弥补“两度说”的不足，一些学者在“两度说”的基础上又加上一个“和谐度”指标，这样就产生了“三度说”。但是这种“三度说”又引来一些批评。有学者指出“和谐度”与“知名度”、“美誉度”不在同一个层次上。“和谐度”处在更高的层次，“知名度”、“美誉度”从属于“和谐度”。因此他们主张把公关目标定位于一元化的组织与公众的“和谐度”。这就是“一度说”。^[16]

中国政治公关运作的模式有需要改善的地方，但是，从提出和谐社会建构的目标来看，也有着自己的政治优势。追求社会和谐是政治公共关系的一个总体方向，也是政治公关的一个最为典型的特征。这在中国和西方都一样，可以称为普世价值。和谐度虽然能够反映公关总体目标。但是，这是一个非常抽象的概念。实践中，还需要对它进行二级指标甚至三级指标的分解。社会和谐是一个政治目标，也是公关的政治原则。

（四）公共关系的政治学第四个原则:道德政治化是政治公关的文化存在

道德问题被政治化，这个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儒家的道德教化曾经在很长的历史进程中充当了调节公共关系的作用，成为封建统治者政治运作的主要工具。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思想道德建设就是一个重要内容。政治学派因此把公共关系定位为一种重要的道德功能。主张公关原则的分析应该高扬道德的旗帜。这与西方主张公关是组织的社会良知并无二致。不同的是他们中不少人站在了一个更为宏观的政治高度，提出公共关系要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服务。这种政治大气势，是一般西方学者难以企及的。这也就把公关融入了政治，有利于形成公关的政治优势，使公关进入中国的政治主流。

政治学派的公关文化是一种政治文化。在中国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思想政治工作系统实际上在许多单位和部门承担了主要的公共关系工作，党组织、团组织、工会分别履行与自己职能密切有关的政治公关职能。许多国有企业和非营利性社会组织，党委宣传部就是一个重要的组织公共关系职能机构，工会则在党委领导下承担内部员工关系的主要工作。而党委统战部承担的公关职能从某种意义上已经超越了基层组织自身的要求，成为一个政党公共关系大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

公共关系与思想政治工作系统的关系，与中国的政治结构有着无法割断的密切联系。这表现在公共关系与政治思想工作对象某种程度上的一致性和信息传播过程的相似性，它们彼此依赖、相互渗透又互相包容。有学者指出，分析公共关系与思想政治工作的差别，不仅要在一般公共关系与思想政治工作之间进行比较，更要在与思想政治工作联系最为密切的政治公共关系、内部公共关系与思想政治工作之间进行比较。^[17]关于公共关系与思想政治工作的关系，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公关世界》杂志曾经就内部公关与思想政治工作的关系有过讨论，争论的一方就是本人。笔者认为不应该把内部关系纳入公共关系研究的范畴，因为在中国思想政治工作和思想政治教育系统实际承担了这一功能，而思想政治教育在中国也是一个学科。争论的另一方认为，公共关系要与国际接轨，应该把内部关系纳入公共关系的研究范畴。虽然争论并没有取得一致意见，^[18]但是，不同的学术观点也反映了在中国政治环境中公共关系定位的一个现实处境。思想政治工作着重点是工作对象思想领域的政治工作，具有教育意味。尽管也主张教育者与被教育者的平等地位，但是，传统的思想教育强调灌输方式，思想政治工作体现了政党的意识形态和国家的权力意志，因此实质上并不是一种平等的关系。基于上述，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公共关系视域中的思想政治工作在中国事实上已经成为一个社会组织与国家的宏观政治结构接轨，处理与政府关系的重要形式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