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精英公共价值观及其公共行为分析

哈贝马斯认为，“公共性”本身就意味着“公共领域”，它和私人领域相对，同时，也和国家权力机关相抗衡。民众可以通过“公共领域”将自己的意见不受约束地表达出来，彼此之间可以就关乎大家的公共性问题进行讨论、协商、各抒己见。而且，公共领域中的每一个人都是平等地对话。用哈贝马斯的话说，“如果说生的欲望和生活必需品的获得发生在私人领域（Oikos）范围内，那么，公共领域（Polis）则为个性提供了广阔的表现空间”（哈贝马斯，1999：4）。因此，乡村精英的公共性是关于乡村精英参与公共领域的公共事务的行为及其价值取向的总括性表述。

为了真实地了解乡村精英对于乡村社会公共领域的认识和公共价值观的态度，在调查阶段，我们在调查问卷中特别设置了关于公共性价值观的测量量表以测量他们对相关问题的态度及关于社会现象的看法。另外，在对乡村精英的访谈提纲中也设了关于参与村庄公共事务的讨论、参与村民矛盾的调解、为特别需要帮助的村民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等问题以了解他们参与公共事务的行为。之所以如此设置，是因为对于乡村精英的群体属性，我们有个理论预设，即，在乡村社会，乡村精英的权威来自其参与村庄公共事务的公共行为，如参与公共场合的讨论、关心村委会当前发生的事、参与村民调解、参与村民婚丧礼仪仪式的主持或帮忙等行为。而这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对公共行为的态度和价值取向。对于乡村民间精英来说更是如此，如乡村教师、乡村医生、乡村中德高望重的老人等。在本人之前对皖北乡村知识群体的调查研究中发现，由于村委会及其村干部的权威和影响力在1990年代中后期日益走向衰弱，村庄中乡村教师、乡村医生和退休干部等民间权威在乡村中的影响力日益显著，他们经常参与村庄的公共事务和村民矛盾的调解，也经常被村委会请去参与村里公共事务的讨论，有时候村民遇到难事了还会请他们帮忙找人疏通，他们在村中威信很高，往往会成为村庄与外部联系的中间人。

一开始从一些专家那里获知，在皖北乡村出现的民间精英参与村庄公共事务的情况在海宁乡村很少出现，后来我们通过对乡村精英的访谈也基本证实了这一说法。这促使我们去思考：是什么因素导致了两个区域的差异？这种差异意味着什么？带着这些问题我们进入了对海宁乡村精英公共性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