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宁乡村精英的公共行为及其权威运作机制

一、影响乡村精英公共行为的因素分析

乡村精英的公共行为主要源于他们的公共观念和个人素质。这在上一节已谈到。但影响乡村精英公共行为发生的还有宏观的因素和中观的因素。这里的宏观因素是指整个社会的变迁和乡村自身的变迁。大的社会环境的变迁会形成不同的社会情境，会有不同的主流价值观和道德体系，从而对乡村精英的公共行为产生影响。这在本章的第一节也已谈到。而中观因素则是指群体自身属性所产生的影响。这里重点分析乡村精英的“惯习”对其公共行为产生的影响。

群体中的个体行为受群体属性和群体行为模式的约束，当群体中的个体成员在相应的场域行动时，其“惯习”本身就包含了群体的行为模式，同时，群体中个体成员关于某一“场域”的“惯习”的形成受群体属性和规范的制约。因此，个体的“惯习”与群体的关于本群体的行为模式与行动规范的意识有很大的融通性。这里，我们主要从中观的角度理解群体的“惯习”，即从“阶层或群体意识或行为模式”的意义上看待群体的“惯习”对乡村精英个体的影响。

对于特定社会情境下的乡村精英的思想、态度与行为的分析，需要用到“场域”的概念。但这里的“场域”不完全等同于布迪厄微观层面的含义，而是具有中观意义的“社会情境”，主要指特定时代的社会背景或环境。但这一中观层面的“社会情境”是具有布迪厄“场域”概念的内涵的。即在群体实践中不断被建构的既具有动态意义的“场域”，又具有静态意义的“历史空间”。前者主要体现乡村精英在其群体属性（如身份、声誉与行为模式）范围内的建构，既具有微观层面的个体建构，也有中观层面的群体建构。而后者则主要是体现乡村精英活动的空间即宏观层面的建构。

正如前文所述，乡村精英参与公共事务的行为主要来自于特定社会情境下的主流价值观对乡村精英的塑造和约束。而这一过程的完成主要是通过对乡村精英的“群体形象”的塑造这一中介来完成的。而某一“形象”一旦被社会所建构出来，就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对群体中的个体起约束和导向作用。

对于乡村精英来说，其参与公共事务的行为及其价值观的形成，既来源于历史上乡村精英——乡村士绅对自身形象的塑造，又来源于村庄的习俗和村民的舆论对这一群体的约束。就海宁乡村而言，虽然传统的权威已经消解，但某些传统在村民心中是存有印迹的。例如，传统乡村社会中精英形象和社会互助行为（如济贫、善举、公共礼仪的维系等）在村庄作为一种习俗而存在，对乡村精英起约束作用。而其对乡村精英来说，则作为一种群体“惯习”被延续，对乡村精英个体的思想和行为产生影响和导向作用。并且，乡村精英的“惯习”在不同的情境中被不断地建构，在延续中不断被变革和创新。因此，乡村精英的公共行为及其价值取向在不同社会情境中会有所不同，同时，也会有对传统的延续。对于相对封闭的海宁乡村来说，这种对习俗、传统等村庄情境所形塑的群体“惯习”的延续是明显的，主要体现在，村民对乡村精英的尊重和乡村精英对自身形象的建构上。

海宁的乡村精英在延续其群体“惯习”的同时，也在新的社会情境中对其公共行为及其价值取向有所建构。这一方面来自于宏观社会的变迁所带来的整个价值体系的变迁，另一方面则来自于乡村精英由于内部构成的变化和自身素质的变化而带来的群体意识和行为模式的变化。这在第七章关于海宁乡村不同代乡村精英的公共价值观和公共行为的比较中可以明显地看出来。

也恰恰是在这种延续与重构的双重作用中，海宁乡村精英的公共行为及其价值观发生着群体属性范畴内的动态变化。首先，从群体“惯习”的角度来说，作为乡村中的知识精英，其精英的群体属性决定了他们可能担当村庄民间公共权威和公共事务的能力和意愿。这一方面是由历史上乡村士绅的传统（包括群体特质与发挥的功能）的延续决定的，另一方面是由村庄自身的文化传统（村庄作为一个“熟人社会”的场域）和发展现状（村民的分散性与正式权威在村庄影响力的降低）决定的。其次，从“场域”的角度来说，宏观社会和乡村社会发生变迁导致村民的价值观念体系和行为模式发生变化，从而在根本上影响乡村精英的公共行为及其价值取向。这在前文关于“土改”时期、集体化时期和改革开放以后等不同时期乡村精英的公共行为与社会背景关系的描述和分析中可以看出来。

二、乡村精英权威的来源及其运作机制

在布迪厄关于“资本理论”的论述中，“文化资本”和“符号资本”被作为建构其“实践理论”的两个重要概念来运用。布迪厄认为，所谓文化资本，是指“借助不同的教育行动传递的文化物品。它主要有以下三种存在形式：一是身体化的形态，体现在人们身心中根深蒂固的那些性情倾向中；二是客体化的形态，体现在那些文化物品中；三是制度化的形态，体现在那些特定的制度安排上（如教育的资格认定方面的规定）”。而且，布迪厄认为，文化资本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化为经济资本或社会资本，并可以通过教育证书的形式予以制度化。而“符号资本”或“象征资本”则是与语言权力联系在一起的概念。在布迪厄看来，“哪怕是最简单的语言交流也不是纯粹的沟通行为，总是涉及被授予特定社会权威的言说者与在不同程度上认可这一权威的听众之间结构复杂的历史性权力关系网”。

对于村庄中的乡村精英来说，“知识”是该群体的首要特征和文化资本，也恰恰是因为有了“知识”作为文化资本，也才有了标志其身份和声誉的符号资本，然后是文化资本与符号资本一起在特定的社会情境下推动乡村精英参与村民、村庄的公共事务的行为，并在此过程中积累社会资本和获得权威，从而为其积累更多的符号资本，并推动其进一步的公共行为，形成良性循环。这只是一种理想状态的构想，而在现实生活中，这一过程本身还受其他因素的干扰，并不能非常顺利地形成良性互动与循环。就海宁乡村来说，乡村精英的文化水平决定了其文化资本的推动力，而其参与村民事务、村庄公共事务行为的价值取向与权威的特点又会影响其在村民中的影响力，从而也进一步影响其符号资本在现实生活中的作用。

对不同时期海宁乡村精英的公共行为及其权威的研究表明，乡村精英的文化资本在村庄中的影响力一直是正向的，其所赋予乡村精英的权威在村庄中一直是受到尊重的。而他们的符号资本在生活实践中的效应受其内部构成的变化、价值观的变化和外界宏观社会的变迁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在不同时期有所变化。大致的情况是，在解放前，乡村精英的符号资本的效应是正向显著的，主要表现在“大户”人家的知识分子的济贫、善举等公共行为在村民中所赢得的信任和认可上。而变革的社会运动时期，乡村精英的符号资本的效应是负向显著的，这是因为运动时期乡村精英的权威与声望是被否定的。而在集体化时期，乡村精英的符号资本的效应是正向显著的，政治觉悟与专业技能被作为提拔干部的主要标准，在要求政治上积极以外，也强调专业知识和技术的“专”。对知识、技术的强调在集体化时期国家推进乡村中、小学教育发展的相关政策上也能体现出来。而在改革开放以后，乡村精英的符号资本的正向效应也是明显的。这在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的高中毕业回乡务农的青年一代在村庄中的地位和影响力的论题上可以看得出来。而进入1990年代中后期以后，随着乡村所处社会环境的改变和乡村现代化自上而下的推进，乡村精英的知识体系、价值体系和行为的价值取向都发生了复杂的变化，从而使得乡村精英的符号资本的效应也呈现复杂的状况。首先，从总体来看，乡村精英的符号资本的正向效应还有明显的表现。其次，由于乡村精英参与公共事务带有功利性的色彩，从而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其符号资本的正向效应。

三、乡村精英权威的形成机制

由前所述可知，乡村精英的权威主要来自于三个方面：一是拥有的精英素质，如聪明才智、能力等；二是拥有的文化知识、专业技能或一技之长；三是其个人不平凡的人生经历和参与公共事务的行为。这三者相辅相成，共同构成其权威形成的基础（详见第三章的图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