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1 公共性理论的演化与发展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并没有本土的“公共”的概念，而是仅使用“公”的概念，所谓“天下为公”既指代抽象意义的天理、天道，也代表天下众生。陈弱水（2006）将传统中国有关公共性的观念归结为五个方面：其一为规范性的普遍全体之公的观念；其二为统治者或政府为公的观念；其三为公众福利的观念；其四为民众应该为全体牺牲小我的观念；其五为乐善好施及和睦乡里的观念。[4]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公”不仅是历代所追求的一种政治理念，更具有强烈的道德意味，更多地表现为一种公共生活观念，但是并没有形成具体的“公共领域”。而西方文化语境下“公共”概念的起源与发展是与社会共同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无论是早期古希腊城邦制下的公共生活还是18世纪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都与资本主义社会民主政治的演进息息相关。例如，古希腊的公共性理念“更多的意指人的社会层面的非个体性方面，更多的指涉古希腊政治社会早期的民主观念及其实现方式”[5]，它作为一种理想化的公共精神与政治理念，赋予社会底层民众自由参与公共活动的意义，并启蒙了人们对于公共利益的认知。
自17世纪末开始，“公共场合”和“公共领域”由只存在于宫廷中逐渐拓展到了整个城市生活空间内。大约在18世纪初期，随着城市的发展，“公共”一词开始获得了其现代意义，即“‘公共’意味着向任何人的审视开放，而私人则意味着一个由家人和朋友构成的、受到遮蔽的生活区域”[6]，自此，公共领域迅速地在西方城市社会生活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哈贝马斯、阿伦特和桑内特是西方公共生活理论研究的三大代表人物，他们都分别对公共领域所具有的公共性意义做出了突出贡献，成为进一步探讨现代公共文化空间涵义的理论基础。
1961年，著名的哲学家尤尔根·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在其著作《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以“资产阶级市民型公共领域”（有些文献中也称“资产阶级公共领域”）为对象，阐释了其深刻的公共性意义。他认为公共性（Public）具有两重意义，首先是“公众”之意，意指公民的社会学集结，并赋予这些人主要的政治或批判权力，以及理性沟通辩论的能力；其次是具有开放以及公开批判与辩论的制度性场域之意。[7]哈贝马斯笔下的公共领域本质上是一个平等主体间对话交流的平台与空间，在对话中，公众得以产生、公共意见和公众舆论得以形成、公众规模壮大后传播媒介也得以出现。
德国著名的思想家和政治理论家汉娜·阿伦特（Hannah A rendt）所提出的“公共领域”概念可被简单概括为“由人的行动与实践所开创的政治生活的共同世界”[8]，相比于哈贝马斯的理论，这一观点视野更为广阔，具有更积极、更广泛的参与意义在其中。汉娜·阿伦特认为“公共”这一术语首先是指，凡是出现于公共场合的东西都能够为每个人所看见和听见，具有最广泛的公开性；其次，世界对我们来说是共同的，并与我们的私人地盘相区别，就此而言，“公共的”一词指的就是世界本身。[9]汉娜·阿伦特眼中的公共领域应当是能够与他人所共同拥有并直接感受到的自在的现实，并且要通过其他主体来共同体会这种存在，因此，她不仅将公共领域放大至整个世界，更为重要的是提出保持公共生活中的文化差异性，这不仅是公共性赖以存在的基础，而且“每个人都是站在一个不同的位置上来看和听，这就是公共生活的意义”[10]。
美国社会学家理查德·桑内特（Richard Sennett）基于现代城市生活来分析城市公共空间，他对于“公共性”的现代社会生活特点给出了形象的描述：“城市的娱乐消遣活动已经从一个社会精英的小圈子向社会各色人等扩散，因而就算是引车卖浆者流，也开始养成了一些社会交际的习惯，比如说在公园中散步；在过去，这种行为可是社会精英才能享受到的，只有他们才能在私家花园中散步，或者到戏院‘打发’一个夜晚”[11]。因此，在现代城市文化语境下，博物馆、广场、教堂、剧院等公共场所不仅是物理空间或场所，而且包含着“公共利益”“共同享有”等方面的意义，更重要的是它具有重新定义现代城市生活和人际关系的深刻内涵，因为“公共领域虽然成为一种与他人交往中的慎重的非个人化、无倾向性和理性的空间，但仍然提供着极为广泛而不可预知的、可以促进社会进步和文明的相遇机会”[12]。
综上所述，从历史发展来看，公共文化空间伴随着资本主义公共领域的诞生和发展，经历了由专属于社会精英阶层逐步转向普通大众的重大变革，在这一过程中，“文化领域逐步取得了独立的地位，比如，在西方，绘画、文学、音乐直到近代才从宫廷的庇护下解放出来，走向了茶馆、酒吧、沙龙，这个时候，文化领域借助于市场而走向市民生活”[13]，在此基础上，各种新鲜的公共文化景观不断涌现，并以前所未有的程度吸引着大规模的游客。
3.1.2 公共文化空间的概念与类型
3.1.2.1 公共文化空间的概念
“文化空间的本原意义是指一个具有文化意义或性质的物理空间、场所、地点”[14]，王少峰（2007）提出“文化空间是指一个社会群体的文化现象、文化需求和历史记忆在一定区域的空间表现以及社会成员之间在这个空间文化交往的表达方式”[15]。因此，文化空间应当具备物理空间、人、文化活动、交往互动等基本要素，它是“体现意义、价值的场所、场景、景观，由场所与意义符号、价值载体共同构成，其关键意旨是形成具有核心象征的文化空间”[16]。亨利·列斐伏尔（Henry Lefebvre）在《空间的生产》一书中列举了众多的空间类型：绝对空间、抽象空间、共享空间、具体空间等，其中也包括了“文化空间”[17]，它作为社会空间的一个部分参与空间的生产并形成价值。
公共文化空间是具有意义阐释与价值生产功能的文化空间在公共性内涵不断加强和体现的过程中所形成的新的空间内容与形式，它不仅强调空间的文化性，而且突出空间的公共性。从公共性理论的核心思想来看，公共文化空间是与私人文化空间相对的概念，“在很大程度上，人们生活在相对陌生的人群中，这种状况很好地保护了私密性……但是人们有交往的愿望，有交往的需求，当这种私人空间严格的建立起来之后，人们就要寻找一个其他的场合去交往，这就有了相对公共空间的要求”[18]。但是私人空间也能够在特殊情况下转化成为公共文化空间，例如，私人博物馆的对外开放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因此，“随着社会民主化和市民化进程的演进，城市空间的社会化越来越表现为公共空间的成长”[19]，“公共空间是城市的‘眼睛’，街道、广场、公园以及其它亚太地区特有的空间类型具象而浓缩地揭示了每个城市的地方精神、人群和文化”[20]。城市公共文化空间所具有的公共性意义不断提升，并且已经产生强大的力量，形成巨大的社会经济综合价值，这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重要特征之一。
3.1.2.2 公共文化空间的基本类型
理查德·桑内特提出：“‘公共’意味着一种在亲朋好友的生活之外度过的生活；在公共领域中，各不相同的、复杂的社会群体注定要发生相互的联系。而公共生活最为丰富之地，则莫过于一个国家中最主要的城市”[21]。在宏观层面上，城市自身就是“人类创造并依赖其生存发展的一个文化空间”[22]，而在微观层面上，城市公共文化空间的类型多种多样，它们“一方面聚集、积淀、奔流着以前各个阶段的城市精神与文化发展的成果，另一方面，又是在当代特有的‘物质条件’与‘精神基础’上创造出的文化模式”[23]。以上海市为例，其公共文化空间的基本类型主要包括：
（1）包括科技馆、纪念馆、展览馆、艺术馆等具有集中展示功能的场馆在内的城市博物馆，以及相配套的节庆与展览活动。例如，上海博物馆、上海科技馆、上海银行博物馆。
（2）具有深厚历史文化积淀的社会生活场所，包括近代历史风貌保护街区、高等院校等，以及长久传承下来的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景观。例如，复旦大学、交通大学徐汇校区、衡山路、愚园路、山阴路、石库门风情和里弄生活。
（3）代表现代城市生活方式的大型商业中心，以及独具特色的商业街。例如，南京路、淮海路、福建路中华老字号商业街、徐家汇商圈、长乐路特色商业小街。
（4）能够反映城市的发展变迁历史、或是代表城市的现代化风貌、或是具有特殊的历史文化价值的城市公园、公共绿地、中心广场、景观河道、景观桥梁、湖滨/河滨等休闲中心。例如，世纪公园、陆家嘴中心绿地、人民广场、苏州河沿河景观、外白渡桥、外滩等。
（5）城市建筑或建筑群，既包括历史建筑，也包括反映现代都市风貌的城市地标、高层建筑（群）和代表现代建筑艺术成就的作品。例如，外滩万国建筑群、陆家嘴金融区高层建筑群等。
（6）依托历史旧有建筑或空间开发而成的新型文化创意园区，是现代时尚生活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例如，八号桥、田子坊、同乐坊、海上海等。
（7）具有规模和主题的旅游节庆活动、特殊日纪念活动。例如，上海旅游节、南汇桃花节、龙华庙会等。
“每一处城市公共文化空间要和不同的社会文化活动结合产生不同的公共文化场所，每一处文化场所又形成了不同公共场所的文化精神，与它所处的地理位置、社会职能、场所职能密不可分。”[24]公共文化空间不仅在类型上日益丰富，而且在满足城市公共生活和文化发展方面的功能也不断完善，表3-1是对上海市各类公共文化空间特点的比较分析，其中突出显示了博物馆的公共文化空间特点与公共性等级。
表3-1 上海市各类公共文化空间对比分析
续表
注：公共性等级共分为5个等级，最高为5级，以此类推。
3.1.3 公共文化空间的主要特征
3.1.3.1 公共文化空间突出表现为形式的多样化和内容的多元化
公共文化空间是文化展示的物质载体和平台，所展示的文化不是孤立的、单一的，而是多样的、丰富的，其文化内容不仅是城市社会经济发展的新的混合体，更是多元文化和他者文化的集合体，从而成为“当下的‘距离’——其他的人、其他的时间和其他的空间——的最终提供者”[25]。包括城市大型商业中心、商业街、博物馆、展览馆等在内的各类公共文化空间都在不断追求文化展示的多元性和丰富性，从而创造并形成一个能够满足多重文化体验和消费需求的场所。
“一个城市其固有的文化脉络和空间脉络，它们不仅延承传统的文化及空间形态，同时也充斥着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异质文化和异质空间，这种多样性与复杂性使城市空间必须具备开放性、动态性、模糊性等属性。”[26]在上海，不仅有多元文化的汇集、交融与展示，更有不同文化形式通过“混搭”的方式得以全新的展现，例如，许多创意文化产业园区就是利用已经废旧的老厂房，通过创意设计引入时尚和个性的商业消费形式，成为都市旅游休闲的新选择。而博物馆的旅游开发也表现出历史与未来的交汇、东方与西方的碰撞、古代与现代的融合等特点。因此，公共文化空间不仅有多元文化的汇聚和集中，而且成为新的文化内容和文化形式孕育生成的重要环境。
公共文化空间以文化展示作为吸引游客的核心要素，这种展示既包括内在文化意义的传递和传播，也包括外在的设计与包装，即通过一切可能的技术手段将抽象的文化思想落实到可看到、可触摸、可感知的物质实体上来。愈加多元的文化的汇集与呈现，其优势就在于人们能够感知到愈多的文化现象和文化内容；反之同样，愈加多样化的城市空间成为“被展示的文化”[27]，就能够提供更多的可以游览、参观和体验的对象。文化展示不仅传达了其背后深刻的文化意涵，而且扩展了公共文化空间的社会意义与旅游功能，例如，商场成为新的具有综合功能的休闲娱乐中心，而街道也被重新设计，赋予或浪漫或孤独等情感，等等，这些新的公共文化空间成为有别于传统旅游景点的新的城市旅游景观。
3.1.3.2 公共文化空间文化内容的大众化与可获得程度迅速提高
公共文化空间的发展历史显示出自18世纪以来公众参与社会发展权利的提升和社会公共生活的不断成熟，文化内容的多样化与接受对象的大众化二者之间是相辅相成的关系。“随着后现代地方性时代的来临，文化价值及社会组织的哲学观已随着阶层瓦解及地域疆界模糊化而革新，这也使得纯艺术和大众文化间的差异性消失。”[28]民主开放的社会氛围促进了文化的多元发展，而新的文化内容的传播与推广也需要在大众市场形成良好的口碑效应，因此，公共文化空间的展示内容日渐趋向大众化，与此同时，公众对文化内容的可获得程度也日益提高。
公共文化空间所传递的信息和文化意义对于普通大众而言是可读、可理解、可感知、可触摸的，更是可获得和可掌握的，“这体现出的是人类视野下的文化展示的多样性，而不是等级化的文化展示”[29]。例如，博物馆逐渐褪去了浓厚的学术研究的味道，承担起普及科学知识和提高公民文化素养的责任，以开放的姿态在公众和科学知识之间搭建桥梁。许多珍贵的历史文物和历史建筑也逐步向大众开放，而且对于参观者并没有严格的身份或消费能力的限制与规定。最终，“城市居民通过‘易辨’的公共文化活动进行有效的沟通，获得场所精神的体验，形成多层次的、具有认同感和归属感的城市公共空间，继而形成都市文化意象。”[30]
现代公共文化空间放大了普通社会生活的每个细节，边缘文化和民间文化内容得到了不断地挖掘与呈现，“在这种文化转向背后隐藏的一个事实是文化的可获得性和可消费性达到了从未有过的程度，它也因此变得不再虚无缥缈，而是更加具有流动性和灵活性”[31]。公共文化空间的旅游开发正是借力于此，不断实现文化内容向旅游产品、观众向旅游者、参观过程向体验性的旅游消费过程的多个层面的转变，从而绘制成为一幅五彩斑斓的城市旅游地图。
3.1.3.3 公共文化空间成为可消费的文化商品
公共文化空间的客体对象经历了由社会精英到全体公民再到社会大众的演变过程，这其中不仅勾画了文化空间公共性的发展历程，而且反映出公共文化空间与大众消费者之间已经建立起越来越密切的关系。“‘大众即消费者’是社会发展到商品社会出现的，主要用于文化范畴，大众是文化消费者，文化消费是现代人生存的一个标志性侧面。”[32]现代人从被动的文化接受者成为积极主动的参与者和消费者，而丰富多彩的文化内容也已经成为经济商品，其载体公共文化空间则演变成为新的文化消费场所或旅游休闲空间。
文化消费所具有的更深层次的意义在于对文化内容与文化意义的共享，正如约翰·B.汤普森（Thompson J.B.）所认为的，“文化是体现于象征形式中的意义形式，人们依靠它进行相互交流，并共同具有一些经验、概念与信仰”[33]。旅游开发使得越来越多的文化形式，包括一些私人文化内容借助于市场的力量呈现在公众面前，获得了其文化意义的传播与共享，更好的实现了文化价值。“旅游使文化成为可展示的物品和可参观的地方”[34]，与此同时，旅游行为的产生也进一步丰富了文化消费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与沟通。
公共文化空间推动了城市旅游的发展。“任何东西看起来都像是被摆在人们面前一般，如同模型或图片”[35]，无论是街道、建筑、各种设施，还是橱窗、电子屏幕，甚至是参观的人本身都能够成为城市的风景，都被写入深刻的文化意义，传递出城市的社会信息，而每个人都希望从中获得特定的文化理解，“正是怀有这样的一种想象，每个人都变成为旅游者，在各种符号和象征物所构成的环境中游走”[36]。旅游也因此而成为一件非常随意自然的事情，成为每个人都能够很容易实现并可以负担得起的一项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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