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政治传播中的话语困境

上述政治话语的“霸权”“独白”“漫谈”“妖魔化”现象，在中国的政治传播中不同程度、于不同层面地存在着。考量当前中国的政治传播，从整体上说，或者从某种意义上说，在对内政治传播中话语的有效性，对外政治传播中话语的定义权、解释权等方面，都面临着一系列的问题或者困境。

第一，政治话语立场困境。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中国社会的政治结构也在转型。“当代中国社会结构从政治主导型向政治—社会主导型转型的标志是：从自给、半自给的产品经济社会向商品经济社会转型，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从乡村社会向城镇社会转型，从封闭、半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转型，从同质的单一性社会向异质的多样性社会转型，从伦理社会向法理社会转型。这种转变不仅仅表达了一种社会性话语，从更深一个层次上来看，政治性话语才是社会结构转型的真命题。”^[7]这种政治性话语可以从以下几个角度来解析：

政治主导型社会是特定的政治价值规范着社会的精神状态。在这种社会中，由意识形态霸权所造就的政治话语更多时候仅代表政治统治者的利益，是一种听众反应冷淡的“政治独白”。而政治—社会主导型的社会意味着与政治国家相对应的公民社会的崛起，它意味着社会价值向政治价值的渗透，意味着政治价值的多元化——作为各种利益代表的政治话语无法再浪漫性地独白了，而必然要为各自的政治价值和利益展开博弈。

中国社会的政治价值和政治利益虽有不同，但是没有西方社会中那样的激烈冲突。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在本质上是“为民执政”或者“执政为民”，“社会建设”被纳入到“执政为民”的内在战略之中。这样一来，过去的仅立足于国家政治，面向国家、忽略社会的政治话语已经完全不能适应新的政治形势。

在实际的政治生活中，政治话语的立场遇到了极大的挑战：很多时候，“为党说话”与“为民说话”陷入矛盾冲突状态，成为一种政治话语的“立场困境”。这种“立场困境”的舆论场引发了很多激烈的社会矛盾，反过来又使政治话语陷入既不能独立说话，又“不知道该为谁说话”的困境之中。

第二，政治话语内容困境。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实践创造了中国特有的政治文明，越来越强有力地影响着人类政治文明的进程和世界各国的政治实践。中国特有的政治文明已经成为人类政治文明中引世人注目的壮丽景观。

从理论和思想上看，社会主义社会是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为基础形成的，它脱胎于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但它需要做的是超越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的理想和现实追求都要高于资本主义，其最终目标即在人的政治解放的基础上，追求人在经济与社会领域的解放、独立与自由的发展。

社会主义社会作为共产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其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和历史进程决定了社会主义社会完全可以与资本主义社会共享现代社会形成过程中所创造的最基本的政治文明，包括政治核心价值，诸如自由、平等、民主等。社会主义社会所要做的就是赋予这些核心价值以更加真实而丰富的内涵，将其改造成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观的有效元素，建构这些价值观所能依托的经济社会基础，目标指向共产主义理想。

现在中国在经济上已经排名世界第二，政治实践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共产党在不断借鉴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优势的同时，坚持探索着中国政治发展的道路和模式，这其中所体现出的政治文明观引起了世界的关注。影响广泛而深刻的“北京共识”“中国模式”，包括党的十八大提出的“中国梦”的理论体系和概念解析等，虽然还不是十分准确和完善，但是，却从某个侧面印证着中国政治文明在世界政治文明体系中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和越来越大的影响力。

然而，从政治传播角度看，与我国突飞猛进的发展成绩和日益提高的国际政治地位相比，我们的政治话语却不知道向世界说什么，在整个国际舆论中的影响力还比较弱。在世界政治格局和政治话语体系中，中国没有应有的“定义权”和“设置议程”的机会，中国国家的政治形象更多地被“他说”“他塑”。传播学原理告诉我们，信息流动总是遵循“中心—边缘”模式，所谓“中心”指创造和发布信息的源头，所谓“边缘”指信息传播的被动接受者。政治信息的流动也不例外：总是从政治强势国家（中心）流向政治弱势国家（边缘）。传播学者汉那兹进一步用“饱和与成熟”的理论对这种“中心—边缘”模式的传播效果进行了论证：“饱和”指地方文化逐步积累性地吸纳越来越多的外来文化的意义和样式，以致日渐与外来文化趋同，失去了自我的个性特征；“成熟”指在维护地方性文化基本特征的同时，以自己独有的方式利用外来文化的能力。从现在整体的形势来看，中国还处于“中心—边缘”模式的“边缘”，西方政治信息在国内“饱和”的情况也十分严重。总之，面对世界，中国的政治实践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辉煌，但是，还未能构建出解释、传播这种政治辉煌的政治话语体系。

第三，政治话语形态困境。学术界把中国的政治传播的“语境”划分为“革命语境”“改革语境”“治理语境”。毫无疑问，“革命语境”“改革语境”“治理语境”都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和合理性。期间，我们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但是，在当今时代中，政治话语必须与当下的政治性质和政治理念相匹配、相一致。分析我们现在的主要依靠“政治宣传”“思想政治教育”的政治话语形态，结果令人担忧。在此我们列举两个中国新时期“政治社论”的例子来说明，第一个是《人民日报》的一篇社论，第二个是新华社的一篇通讯。先看社论的话语形态：“乘着全国两会的春风，中国大地涌动着科学发展、稳中求进的热潮。大江南北忙春耕，各级干部走基层，调整结构转方式，体制创新促发展，破解难题惠民生。不负大好春光，抓住历史机遇，广大干部群众正以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各地各部门正以真抓实干的积极行动，意气风发地书写各项事业发展新图景。”^[8]再看通讯的话语形态：“盛世中华，成就辉煌。从老人到青年，从知识分子到工人农民，从中共党员到民主党派人士和普通群众……一封封大小不一、颜色各异的信件，装满各界群众对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取得巨大成就的骄傲。这些来信赞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断完善；赞颂党的建设全面加强；赞颂经济建设稳中求进，综合国力显著提升；赞颂文化事业繁荣发展，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进一步提高；赞颂社会建设扎实推进，人民生活更加幸福。”^[9]不知读者看到这样的政治话语有何感想。

第四，政治话语沉淀困境。话语是一种语言，从语言学角度讲，语言体现着人类的思维方式。对语言的控制就是对思维的控制。话语的重复会促进大脑神经的定型，因为思维和大脑是一体两面，思维的不断重复会通过神经系统的作用形成永久神经回路，最终体现为固化的世界观。大脑的结构和运动不仅体现思维，而且还从物理上限制思维——我们对世界的理解局限于我们大脑能理解的程度。语言要想作为一种“范畴”或“范式”作用于受众的思维和思想，需要具备两个条件：一是经过沉淀成为一种“隐喻”；二是具有明确的价值指向。只有作为一种“隐喻”，才能对受众的思想进行有效的“结构化”；只有具备明确的价值指向，才能排斥受众思想中不同的价值取向。用以上两点考量目前我国政治话语中的一些核心性的政治范畴，首先比较缺乏沉积，无法形成“隐喻”。到处都在高喊“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等话语，由于没有实质性的内容沉积，受众根本感觉不到它背后隐喻着什么。其次价值指向模糊，难以起到对受众思想中的价值进行归类的作用。以“中国梦”为例，“中国梦”由中央提出这一事实毫无疑问奠定了它在目前政治话语中的核心地位，但是，“中国梦”隐喻着什么？目前理论界还说不清楚；“中国梦”有没有明确的价值指向？需不需要明确的价值指向？“中国梦”能不能在受众的思想中排斥与其相反的价值取向？都值得继续深入研究。现在围绕着“中国梦”研究的所谓“政治化”与“去政治化”之争，就正是我们陷入一定的话语沉淀困境的表现。

第五，政治话语传播渠道困境。政治话语产生于特定的政治系统，并在与之相应的渠道中传播。我国现在的政治话语的传播渠道大体可以归纳为三种：组织、人际、大众媒体。组织渠道具有部门分工专业化、职务岗位责任化、系统结构科层化等优势，这些优势决定了政治话语在政治组织渠道中的传播迅速而准确；人际渠道具有双向性强、互动频度高等优势；而大众媒体，由于我国独特的媒介管理体制，基本上是“喉舌”性的辅助系统。组织和人际是我国政治话语传播的根基性渠道，它们对我国的政治传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毋庸讳言，我国目前主要依赖于组织和人际的政治话语传播渠道已经显现出一些弊端：其一，政治组织部门的条块分割化、职务岗位本位化、科层结构官僚化等结构性特点，致使政治话语纵向传播多于横向传播，下行传播多于上行传播，政治话语往往成为一种失去活力和意义的僵硬符号；其二，在人际传播中，由于政治信仰、政治素养、政治品性等诸多方面的复杂因素，政治话语有可能被“娱乐化”“庸俗化”乃至“流言化”；其三，大众媒介没有独立政治地位，还无法对政治话语作出创造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