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者运动的思想是矛盾的，这种矛盾性主要体现在他们的理论基础与当时社会政治的主流趋势之间的矛盾。智者在哲学本体论和认识论上基本坚持相对主义和感觉主义，而在政治上又强调民主。而从感觉主义、相对主义出发，不可能对社会起源问题、自然法则问题和社会契约问题达成共识，也不可能在政治的真理性、正义性与规制性上做出正确的判断。当然智者学派的思想也是复杂的，对后来的政治哲学产生了复杂而重要的影响。智者运动主要从政治生活的本质、政治生活的主要方式、政治生活的来源三个方面深入探讨了政治哲学，其影响也主要在这些方面。涅尔谢相茨认为:“他们的理论观点首先是对于自然与法律、国家——法律现象中的自然之物与人为之物、力量与权利、正义与法律、道德与政治的相互关系的各种看法，被古代的、中世纪的和近代的政治思想家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加以利用。各种派别的成文法或自然法观点的现代拥护者，视权利就是力量的信徒，或认为个人权利不可转让的卫士等等，都把智者当作自己的古代先驱。”[95]策勒尔说，智者运动“从根本上动摇了宗教、城邦和家庭现存的权威。它所提出的问题超过了它所解决的问题。”[96]
从政治哲学的基本理念与人文关怀、与有效地解决社会问题的关系而言，智者学派的政治哲学所倡导的基本理念是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在政治本质上，智者学说与柏拉图相比并不逊色，或者说，柏拉图看到了民主政治的缺陷，而智者学派恰恰看到了民主政治的优势，两者的共同点都是强调政治过程中知识与德性的结合与统一。柏拉图强调政治知识的理念性和普遍性，而智者学派恰恰要提供具体性和操作性的政治知识;柏拉图强调政治的德性与智慧的差别性、先天性与启发性，而智者学派则恰恰相反，坚持政治问题的平等性、后天性和建构性。在这一问题上，智者是开启者，柏拉图是系统论证者。智者学派起了一个承上启下的作用。上承了古希腊社会关于公共性的良好传统，特别是遵守逻各斯的传统、德性传统和公民民主传统。在有效解决政治问题上，与柏拉图形成了尖锐的对立。智者学派从人文关怀和幸福平等的意义上来建构社会政策，而柏拉图则要从有效解决社会问题、恢复秩序上来设计社会对策。智者学派看到的是以雅典为代表的民主政治的繁荣景象，而柏拉图看到的则是雅典民主政治的衰退场面，以及斯巴达的精英统治的政治强势。
从政治理念对当时社会的意义来讲，智者学派的政治哲学具有进步作用，但也有负面意义。首先，强调了政治的多元性，推崇民主政治，但忽视了政治的统一和一元性的价值。公元前5世纪末的伯罗奔尼撒战争，是希腊政治社会分裂的恶果并导致了整个希腊的衰败，特别是民主政治从此便江河日下。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也反映了智者学派对民主政治的建设思虑不周。其次，强调了政治的建构性和智慧性的特征，但却否认了政治规范的前提和政治规律的可知性，使政治活动缺乏基本标准和真理性根据，这也是智者学派政治哲学的固有矛盾。在当时，“约定论”的观点反映了大多数公民的愿望和要求，否认了传统的宗教、道德、法律作为正义标准的根据及其神圣性，促进了民主政治的发展，因而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智者学派站在约定论一边，把道德、法律、政体等等都归结为不是自然的，不是神创的，而是人为约定的。因此，它们的约束力只是相对的，只有当它们对社会、对约定者有好处时，它们才能存在，才是好的，才能有效;当它们对人没有好处没有用处的时候便应当加以抛弃。不存在绝对不变的道德、法律、宗教、政体等。因此，人们只能说，在某种情况下，这种道德、法律、政体适宜或不适宜。公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和意志来废除传统的道德、法律，制定符合自己利益的道德、法律。这种关于社会规范的相对主义和约定论思想，带有一定的效用论特点，显然不能说明道德、法律的本质，但揭示了道德与法律所有的社会性、相对性和人为性的一面，揭示了它们在本质上所具有的价值性特征，具有很大的启蒙意义，因此有一定的历史进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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