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国学派缔造中国模式
从更广泛的历史意义来说，建构中国理论和创建中国学派本身并不是目的，最终的目的是通过建构中国理论和创建中国学派为中国的国际关系实践和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服务。面对人类历史为中国发展提供的难得机遇，面对人类社会共同发展的历史使命，中国学术界理应站在时代发展的高度，通过服务于中国的国际关系实践为人类社会发展作出自己力所能及的贡献。
中国学派的形成，从其政治意义上来看意味着为权力中心确立了坚实的知识基础，有利于引导国家权力在国际社会中得到正确行使。马克斯·舍勒认为，现代政治的胜利实际上就是实证科学的胜利[5]，现代政治形态是以近代科学所奠定的自然法则为基础的，“真理不是权威传给后世或教皇的赦令颁布的，而是由不偏不倚的自由研究获得的。”[6]哲人的洞见启迪我们，在坚持走中国和平发展道路问题上，国际关系实践与国际关系理论之间的关系非常重要。近代科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所谓学术工业（academic industry）的全面确立。学者们在理性的科学精神的指导下开展的自由的学术研究，通过采取客观的研究方法和工具，大批量地向社会供给科学知识，为现代政治（包括民族国家、行政官僚制、经济体制转型等现代产品）确立了一种形式化和定常化的轨道，科学技术在按照一种非权力的逻辑塑造着一个不容国家权力染指的独立世界，这就是一些学者讨论的“现代政治的知识基础”[7]。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我国的国际问题研究虽然不能完全认为是一片空白，最多也仅仅是对于国际形势和外国问题的跟踪分析，缺乏理论的深刻性和逻辑性。改革开放以后，国际问题研究受到普遍重视，特别是随着中美建交和中苏关系的正常化，领导层日益强调加强对国际问题的研究，国际问题研究日益繁荣，国际问题研究的组织化日益提高，有学者甚至认为“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黄金时代已经到来”[8]。具体表现在，国际问题研究形成潮流，全国各地国际问题研究的机构、大学院系越来越多，从国外学成归来的所谓“海龟派”与本地培养起来的所谓“土鳖派”交相发展，初步形成了一支老中青结合、中青年日益增多、有相当质量的专家学者队伍；学术性和科学精神得到进一步贯彻，学术界纷纷强调理论研究的学术性和科学精神，在注释规范、研究设计、研究方法、论证材料等方面都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学术自主性和思想自由有了新发展；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全国高校国际政治研究会等各种国际问题研究社团成立，定期举办年会和委托会员单位举办大量的学术研讨会，国际问题研究学术界的组织化程度不断提高，对于促进国际问题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相比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问题研究发展要求来说，目前中国国际关系实践还缺乏制度性供给以应对由此产生的压力，在整合学界专家意见方面依然存在许多问题。比如决策咨询的制度化程度不高，思想库和学术界的意见还没有介入外交实践的经常化和制度化的渠道，特别是在究竟是否安排专家参与、安排哪些专家参与方面没有一个制度化的平台，由此导致在专家参与方面带有一定的随意性。同时，学术界的意见究竟发挥多大的作用还十分模糊。面对众多的决策方案，中国国际关系实践还缺乏科学的评估、选择与合法化的机制，由此也就无法确定究竟听谁的好。更重要的是，在目前制度框架内，由于外交决策信息渠道不对称，学术界无法获得准确的外交信息，所做的研究往往着眼于历史和理论，在政策拟定方面的针对性不够。由此很容易导致一方面一些政界人士感到学界不懂内情，提出的方案有点书生论政和纸上谈兵；另一方面学界对政界的努力并不清楚，往往把许多问题归之为政界缺乏理论素养，学界与政界之间关于中国外交决策的许多争论都可以从中窥见一斑，关于对错好坏的问题便容易失去一个统一的标准。显然，为了能够为现代外交决策制度提供一个经验科学的知识基础，今后的主要着眼点将是围绕缔造学界和政界之间的有序互动提供制度性保障，进一步加大制度创新，比如重大决策程序的规范化建设、重大事项社会公示制度和听证制度、相对完善的决策咨询制度、委托决策制度、外交决策的论证制度和责任追究制度以及科学评估制度等等。只有从制度上解决问题，才能为外交决策过程中政治和知识之间的张力提供一个化解的平台，从而实现政界与学界的良性互动和相互促进。
学界和政界的相互促进格局的形成，将极大地推动中国国际关系实践的发展，有助于形成处理国际事务的所谓中国模式。置身于全球化的时代，所有的国家共享同一国际政治舞台，遵循共同的国际关系规律，对这一普遍规律的把握是国际关系理论普遍性的重要体现。然而，由于国家的国际地位、经济发展水平、历史传统和意识形态的差异，决定了不同的国家往往面临着不同的历史任务和核心议题，中国对自己所面临的问题的有效解答，是国际关系理论之中国特色的重要体现。加强学界与政界的交流，一方面可以促进从理论到实践的展开，有利于那些体现中国特色的理论观点接受国际关系实践的检验；另一方面也有助于对国际关系实践进行中国思维的理论总结，从而将中国实践中积累的新鲜经验提升到理论层次，丰富和发展国际关系理论。经过理论—实践—再理论—再实践的反复过程，中国学界和政界的智慧成果便能够统一于中国特色的实践，进而形成处理国际事务的中国模式。
总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唯有伟大的实践才能孕育伟大的理论。只有经过学界、政界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在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过程中，中国才会逐渐积累起一整套体现中国国家利益需要和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战略和政策，亦即形成处理国际关系事务的中国模式。也只有形成国际关系的中国模式，才能在国际学术界真正建立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国际关系理论。面对时代赋予我们的神圣使命，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唯有努力前进，奋斗不已，则中国理论、中国学派和中国模式的前途必定是光明的！
【注释】
[1]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页。
[2]秦亚青：“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问题与中国学派的生成”，《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3期。
[3]See Susan Strange，State and Market：An Introduction to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London：Pointon Press，1988.
[4]俞正樑：“建构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创建中国学派”，《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第8页。
[5]马克斯·舍勒著：《知识社会学》，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
[6]梯利著：《西方哲学史》（增补修订版），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281页。
[7]刘建军著：《中国现代政治的成长——项对政治知识基础的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8]俞正樑、陈玉刚：“中国国际关系与国际关系理论20年”，鲁毅等主编：《新时期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时事出版社1999年版，第10—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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