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隈重信的中国论的分析介绍

大隈重信的中国论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清朝政府崩溃，翌年1月，中华民国诞生。日本将这个事件单纯地视为北方军与南方军的对立，如山县有朋的说法一样，普遍认为清朝政府的崩溃会影响到日本的天皇制度。在此情况下，大隈重信迅速地评价了革命的意义，早稻田的学者们根据这个思路，发表了非官方的、值得关注的言论。可以说这些是值得今天重新高度评价的遗产。

革命捷报传来之后，自1911年(明治44年)11月20日，四天的时间里，早稻田大学校外教育部(主任青柳笃恒)在神田的共立女子职业学校的讲堂主办了“清国事变演讲会”。据悉最初安排在一桥的帝国教育会讲堂，报名者超过了预计的三倍，不得不改换了会场。听讲者有1200人，其中中国人有四十五六人左右。中村进午讲了《清国事变与国际法》，田中穗积讲了《清国事变对我国经济界的影响》，原口要讲了《清国的交通》，根岸佶讲了《清国的财政》，服部宇之吉讲了《支那的国民性》，稻叶君山讲了《长发贼史实概说》，市村瓒次郎讲了《对支那革命的历史观察》，青柳笃恒讲了《清国最近政治上的变迁》。演讲者不都是早稻田的教授，演讲内容并非都是与辛亥革命有直接关联，但一定是与大隈重信有某种联系的、站在评价辛亥革命立场的学者。这些演讲内容全都登载于早稻田大学出版部发行的月刊杂志。这一期是题为《早稻田讲演》的《支那革命号》的临时增刊，共318页，卷首加了大隈重信的论文《清国国情研究的当务之急》。

演讲会结束后，学生组织的政治经济学会在大讲堂(不是现在的大隈讲堂)召开了《新支那建设问题学术讨论会》，学生们围绕青柳笃恒教授演讲的《关于新支那政体论的领域》展开了讨论。之后，校长高田早苗讲了《需要建设一个大民主联邦国》，浮天和民教授讲了《实现理想的好机会》，有贺长雄教授讲了《唯等大圣人问世》。这些演讲内容作为附录全都刊登于《早稻田讲演》1912年3月号。此外，《早稻田讲演》还刊登了金子筑水(马治，文学部教授)、岛村抱月(泷太郎，文学部教授)写的值得关注的《支那革命与我国思想界》的文章。当时的《太阳》、《中央公论》、《外交时报》也都登载了早稻田诸多学者的不少论文。对于他们这个时期的中国问题的策论，有的不屑一顾。

我们可以通过《早稻田讲演》的《支那革命号》卷首的大隈重信的论文《清国国情研究之当务之急》看到，大隈重信的中国论是这些策论的基础。大隈提倡从国际法、交通、财政等诸多方面来研究“支那革命”，尤其从经济方面去研究更是当务之急。其理由如下:“日本的产品市场，哪里最有希望，当然是支那。因为文明程度低的国家生产的东西难以卖给文明程度高的国家。日本无论如何要把产品卖给比自己国家文明程度低的地区。日本地理上是支那的邻国，而文明程度比支那高。应从支那进口原料加工后卖出。从支那购入棉、麻或羊毛使之成为针织品，再卖给支那。日本制造业尚不及欧美，但在地理上与欧美竞争能取胜之。支那人所需要的产品，日本是来得及生产的。日本逐渐成熟的生产业在满足内地需求的基础上，大体以近一亿日元的额度不断向支那出口。支那是日本重要的客户和市场。若支那商业因内乱陷入不振，停止交易，日本的经济损失甚大。革命爆发一个月以来，短时间内，大阪、神户的商业受到很大打击。此若持续一年，以出口支那为目的的制造业就会倒闭。为此，日本的经济界与支那的动乱有极大的直接关系，必须加强这方面的研究。”

从“制造业者”，即产业资本的角度看，大隈提出要研究中国的主张是极为现实的。他的中国论由“支那保全”论和“东西文明调和”论这两根支柱组成的，这两个观点在下文中体现得很清楚。

当时，“支那保全”论在日本很盛行，但是从山县有朋提倡的保全论看，大隈保全论的权利主义色彩不浓，是以经济利益为中心的灵活的保全论，由此产生了热衷“日英同盟”论。如果实行日英同盟，那么“这次的动乱把支那带向文明，实现日本理想的机会，日本将促进两国的共同利益”，也就是说“支那保全”不仅对日本有经济利益，而且可以推进支那的“文明”。它关乎相互的利益。

大隈认为，辛亥时期，“我国已达到代表东方文明，向东方介绍西方文明的地位”［15］。日本吸收了西方文明，率先实现了近代化，必须向屹立于东方文明的中国“介绍”西方文明。为了使之顺利进行，必须保全中国。为此，“支那保全”论与“东西文明调和”论融为一体。大隈的所谓“文明”基本上是西方文明等于近代化的进化主义，东方文明要真正地回复文明生命力，只有接纳西方文明，即近代化。可以说，这种进化主义的想法是与《清国国情研究之当务之急》中所说的“日本制造业尚不及欧美，但在地理上与欧美竞争能取胜之”的说法相辅相成，承认了当时日本处在欧洲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下位，而试图顺利地进入中国市场的观点。

山县有朋等有时倾向中国分割论，引进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田口鼎轩也早就提倡中国分割论［16］。与此相反，大隈的保全论始终如一，强烈反对分割论。其依据是源于他传统的修养，对旧中国文化的崇敬。他认为:“二千余年来，我国在文学、美术、宗教或政治、学艺，特别是伦理方面，事实上多受惠于支那。按支那的说法，乃同种、同文、同门，双方无论多么了不起，而我们的祖先无疑都是支那的圣人孔子的门生。我五千万同胞无不受孔子的感化，开口便是仁义，皆来自支那哲学的引导。近来似乎有博学多闻之人漫骂支那，简直岂有此理。”［17］中国的衰弱是因为中了烟毒(鸦片)、经毒(经书)、策毒(权术)、科举之毒，“若有朝一日能避免其毒，那支那民族就能成为世界之伟大的民族”［18］。这种想法有某种与“东西文明调和”论相矛盾之处，而主张“取长补短”的大隈不在乎这种矛盾。这样，他从重视现实的立场出发，在《清国国情研究之当务之急》中说道:“不可只接触革命的骚动就做一点研究”［19］，主张对四千年来“历史上的支那革命研究”和革命的现状做综合研究。他还对辛亥革命提出这样的见解:“有人认为它是权力争夺之举，然未必如此。我认为，它是为了接触西方文明——即高度文明，而决心一扫积弊之举。”大隈的这种开明主义的态度就像欧洲的中国研究转变为近代研究一样，如果有社会科学的依据，日本就会走出旧式“中国通”的领域，有可能兴起新的中国研究。显示这种可能性的是当时早稻田大学的学者们都根据大隈的主张发表观点，恰好形成了加强大隈中国论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