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政治的本质:民主的介绍分析

第二节现代政治的本质:民主

民主是托克维尔对现代政治本质的概括，是托克维尔对社会政治现象进行考察的出发点。如果说自由是托克维尔评价现代政治现象的价值原点，那么民主是托克维尔分析大部分现代政治现象的事实原点。不幸的是，托克维尔以许多不同的意义使用民主一词，并且在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里把民主与平等混合起来使用，并且从许多不同的角度使用平等，这样就使得他自己也深为叹惜的这种无限的概念混乱变得更为复杂。

一、民主的多元含义

施莱弗尔在《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的形成》一书中对托克维尔使用的民主一词的多重含义作出了详尽的概括。(1)通常，托克维尔把民主等同于一种特定的社会条件(état social)——平等，并且在社会条件与政府形式之间进行了区分。“民主构成了社会条件。人民主权的信条(构成了)政治统治。这两种事不是类似的。民主是一个社会的根本状况(manière d’être)，人民主权(是)一种政府形式。”⁽⁴³⁾(2)但是，托克维尔对民主的另一个常用的含义是把民主作为“政治法则”，导致了某种程度上的同第一种含义的冲突，这种政治法则的内涵包括:一种原则——人民主权;原则的实际运作——广泛的政治参与和法律、公民的平等，任何基于人民意愿的政府。(3)有时，托克维尔又将民主同人民等同起来。但是，他时而认为民主是下层阶级(即不开明的阶级)领导上层阶级，时而认为民主和中产阶级有关，更多的时候认为“人民”:“(我理解的)这个词不是一个阶级而是所有的阶级”。⁽⁴⁴⁾(4)托克维尔还把民主视为流动性。“一个民主的民族、社会、时代并不意味着所有人都是平等的一个民族、一个社会、一个时代……而是所有人都不停地上升、下降或以所有方式混合在一起的一个民族、一个社会、一个时代。”⁽⁴⁵⁾这样，民主就意味着一个开放社会，没有极端的和固定的区别，存在着机会的平等和可能的完全平等倾向。(5)托克维尔有时将民主作为一种渗透性的平等情感。在一个民主国家，人们相信:所有人都是平等的，社会提供了实现个人愿望的真正的可能性。托克维尔注意到，这种信仰在新世界的共和国(即美国)中已成为一种国家神话。这样，民主就获得了它的另一种面目:它的心理维度，即对平等的不可动摇的信仰。

总体而言，托克维尔不时地在上述民主的含义之间进行转移或切换，他最终也没有放弃民主的多元含义而采纳一种单一的、确定的含义。这种民主含义的位移表明了:托克维尔一方面希望以民主一词包括更丰富的含义，另一方面又希望在专注于一种观念时尽可能地排除其他观念的干扰。如果他在某一时刻把民主局限于一个单一的定义，他的视野就会受到限制，作品的信息量就会收缩，而他的听众就会相应减少。总之，托克维尔对民主一词多重意义的使用，反映了他的非凡的想像力，导致了他的丰富而深刻的洞察力。当然，这种现象体现出学院化政治学之前学者的概念运用方式和政治思维特征:让概念服务于思考，而不是让思考束缚于概念;让阐释引导现实，而不是让现实扭曲阐释。

托克维尔的民主定义虽然是多元的，但并不是杂乱无章的。如果我们对他的多重民主含义加以解析、归纳的话，可以发现两种层次的民主概念:(1)一种基本的社会条件:发展的平等与流动性;(2)某些政治或法律形式:普选、结社和自由表达等公民自由。在托克维尔看来，社会平等是更基本的，不可避免的，不太顺从人类的努力;政治民主不太基本，能够被人类力量所塑造，某种程度上需要人们的努力。托克维尔相信:自由的关键是民主的两种基本涵义，即社会的民主与政治的民主之间的匹配或平衡。在欧洲，特别是在法国，社会民主已经实现了，但挽救社会民主潜在缺陷的惟一疗法是政治民主的引导。⁽⁴⁶⁾因此，立法者应致力于引进政治民主并以此教育和塑造人民。

二、民主的社会状态

托克维尔在同贵族社会的对比中，在美、法、英三个民主国家的比较中阐明了民主社会的基本特征。贵族社会的解体意味着等级樊篱的消失，阶级间纽带的解体;平等时代的来临带来了个人从等级链条、共同体中的解放，结果是社会的原子化。每个人不再依附于某一权威或团体，成为独自的自我选择的主体。但托克维尔不相信个人的解放意味着个体力量的增强，而认为是个体力量的弱化;当个人从社会共同体中解脱出来后，就日益退缩到私人生活领域中。于是，个人主义就成为民主社会中流行的意识形态。“个人主义是民主主义的产物，并随着身份平等的扩大而发展。”⁽⁴⁷⁾个人主义一方面使民主人以自我为中心，沉溺于个人与家庭生活中，而不再关注公共生活;另一方面又使个人将自己的理性作为自己行动的判断标准，而不再认同于某一群体或权威的理性。但是由于民主社会原子化所导致的个人力量的弱化，在社会强大的压力之下，个人会将个人理性转化为公共理性;公共理性最终成为个人行为的主宰，成为新的上帝。

社会等级的消失、民主时代的来临的另一个社会特征是个人的同质化。由于社会平等的普及，由于卓越人物的消失，也由于公共理性的主宰，人们之间产生了“一种普遍的模仿倾向”，形成了“在思想、民情、感情、文明上同质与相似”的一个民族。⁽⁴⁸⁾最终，“生活的多样性正从人类社会逐渐消失，同样的举止、同样的思想和同样的感情正在进入世界的每个角落”⁽⁴⁹⁾。个性、多样性将成为稀有之物。

特权等级的消失、平等观念的流行不但导致了社会的原子化及其产物——个人主义、个人的同质化和多样性的消失，还产生了一种普遍的“对物质享受的爱好”——“唯物主义”。“这种追求物质享乐的激情，本质上是中产阶级的激情。……从中产阶级向社会的上层和一般老百姓扩散。”⁽⁵⁰⁾所以，民主社会的又一流行意识形态是唯物主义。由于民主社会中唯物主义态度的盛行，使得托克维尔在美国与英国都观察到:“平等仅仅存在于市场……金钱在社会中造成了极大的不平等。”⁽⁵¹⁾唯物主义造成了“对金钱的崇拜”:“金钱不只是财富，还是权力、名声和荣誉的象征”。⁽⁵²⁾因此，目光敏锐的托克维尔已意识到，平等内含着它的否定因素，随着旧的特权阶级的衰败，一个新的金钱贵族正在形成之中，新的不平等与奴役又可能重新回到社会生活中。

总之，在托克维尔对现代民主社会的分析中，可以概括出民主社会的一般社会关系模式是社会的原子化与个人的同质化，而它的普遍意识形态是个人主义、理性主义与唯物主义。正当传统自由主义者为等级制度的解体、普遍的平等、个性的解放、理性的进步及世俗观念的流行而欢呼雀跃之时，托克维尔却从民主社会的结构与文化特征中发现了一种新型专制——精神专制(或社会专制)的危险倾向。这种专制是由于民主的社会状态——个人力量的弱化与公共理性的强化而造成的软专制主义。托克维尔虽然承认政治对于社会的相对独立性，⁽⁵³⁾但他同时也认为，民主社会的社会结构与文化特征也影响了民主政治的特征与趋向。

三、民主的政治趋向

传统自由主义者一般在民主政治中发现的主要危险都是多数暴政——即选民中的多数通过合法的政府权力压制与侵犯少数人的权利的现象。处于民主时代地平线上的自由主义者或保守主义者如联邦党人、柏克、空论派、密尔大都持此种见解。托克维尔显然也共享了此种忧虑。在美国旅行期间，他记录了受访者查理·卡罗尔的类似于柏克的对“纯粹民主制”的批判:“一个纯粹的民主只能是一种暴众。英国形式的政府”，他对托克维尔说，“是惟一适合你们的政府”。⁽⁵⁴⁾在美国旅行期间，托克维尔自己也认为:“一个完全的民主政府是这样一个危险的工具，甚至在美国，人们也被迫采取许多措施反对民主的错误与激情。”⁽⁵⁵⁾在完成《论美国的民主》第一卷之时，他还共享着传统自由主义对于民主政府中的多数暴政的担忧。

但是，在英国之旅期间，他的关注发生了转移。他发现了英国社会与政治生活中存在着的两种突出事实:在社会结构领域，一个正在给予英国社会生活特殊面貌的金钱贵族的形成;在政治领域中，行政集权的进展。在这里，他的视野超越了对传统自由主义者陈述过的民主专制类型的关注，而预感到了一种新型民主专制的滥觞:“集权，一种民主的本能;一个成功地脱胎于中世纪个体主义体系的社会的本能。专制的准备。为什么集权亲近民主的习惯?如果我能采纳它，是我的作品第三卷(即《论美国的民主》(1840)的第二卷)要探究的问题。一个基本的(斜体为原书所加)问题。”⁽⁵⁶⁾在已写成的《论美国的民主》的第二卷中，他明确地表示，同民主政府中的集权倾向作斗争是“我写此书的主要目的”。⁽⁵⁷⁾集权为什么是民主的本能、民主的自然倾向呢?民主社会的原子化导致的个人力量的弱小使人们求助于中央政府完成他们独自不能完成之事;民主人的同质化导致的简单与统一的理念观使他们偏爱进行统一计划管理的中央政府;民主人的物质欲望与安宁之心使他们求助于强大的中央政府的保护;民主时代的主宰者——工业阶级需要政府的监督与控制以保障自己产业的安全与增殖，下层阶级也希望政府能够缓解自己的苦难。托克维尔认为，最终，“个人独立与地方自由将永远是艺术品，而中央集权化则是政府的自然趋势”⁽⁵⁸⁾。

托克维尔描绘了中央集权化的发展过程。当社会走向民主之时，由于个人力量的弱小和人们对贵族的排斥，人们自然会把权力赋予国王一个人之手。“因此，转向民主制的民族通常从增加王权的权限开始。”⁽⁵⁹⁾但是，当贵族制被摧毁后，人民便会向国王夺回自己的权力，而将它转移到一个自己选举的当局之手中。这样，民主制就从君主的中央集权制——即中世纪末的君主专制主义过渡到托克维尔所处时代的民主的中央集权制。

托克维尔区分了两种类型的集权:政府集权与行政集权。⁽⁶⁰⁾政府集权代表国家，处理普遍法律与原则;行政集权将中央政府的触手伸向国内的某一特定地区以干预地方事务。在《论美国的民主》第一卷中，他还受联邦党人的影响，认为没有强大的政府集权就没有国家的繁荣与富强;另一方面他不赞成行政集权，认为它会损害人民的公共精神，不利于一个民族的持久繁荣。⁽⁶¹⁾但是，从此以后，他就很少再作出这种区分而且常常忽视它，仅仅使用集权一词;而且实际上，就像托克维尔的分析所证实的，一种政府集权将总会产生一种行政集权。

托克维尔厌恶任何集权，即使是由人民选举产生的。集权使得政府活动深入到私人领域，个人重新丧失了已获得的独立;更严重的是，集权压制了公民的公共能量，剥夺了公民的行动能力，最终造成社会生活的停滞，并且有可能导向托克维尔所谓的一种新形式的温柔的专制——监护性专制。但是，思想平衡、具有政治现实感的托克维尔并没有认为集权制一无是处，是一种绝对的恶。⁽⁶²⁾在一定的条件下，比如在英国，当集权原则同地方分权原则相结合时，“第一种对于国家的权力与存在是必需的;第二种对于它的繁荣与自由是必需的”⁽⁶³⁾。正因为这样，托克维尔赞美分权原则:它培养了公民的独立意识与公共精神，赋予了公民的创造能力，锻炼了公民的行动能力，最终有利于政府的稳定与创新和社会的长期繁荣与富强。分权是医治集权弊害的一剂良药。

当传统自由主义者还在对民主心怀疑虑、为多数暴政而担忧之时，托克维尔却远远超越了他们，不但接受了民主的事实，而且发现了现代民主的另一新的专制倾向。“我们在试图使就我所知从来没有结合起来的两件事上共同前行:一个选举的议会和一个非常集权的行政权力。这是时代的最大危险，它已被提出，但没有被解决。”⁽⁶⁴⁾托克维尔在对现代政治的本质特征——民主的社会与政治分析中，考虑到了民主的社会、政治与文化的新的特征与趋向，并且提出了传统自由主义者在他之前从未意识到的民主的两种可能的潜在危险——精神专制与监护性专制。甚至在他之后的密尔也只是重新阐释了精神专制，但还是反对作为中世纪遗物的分权与自治，只是在托克维尔的思想影响下，他的这种反对立场才有所调整。由此可见托克维尔在政治思想中的原创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