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专制主义起源的分析介绍

第一节现代专制主义的起源

托克维尔的作品魅力之一在于他展示了作为民主之可能结果的现代专制主义画廊。他说过:“平等可产生两种倾向:一种倾向是使人们径直独立，并且可能使人们立即陷入无政府状态;另一种倾向是使人们沿着一条漫长的、隐而不现的、但确实存在的道路走上被奴役的状态。”⁽⁸⁾显然民主有两种可能的政治危险:无政府与专制。托克维尔更强调、更恐惧并且着墨更多的是专制。当时的保守主义者认为民主的可能后果是社会与政治骚乱，而乐观的自由主义者认为民主是自由的达成。因此，“特别对于他的当代人而言，他的更有魅力的思想之一是确信:人们从民主中所要恐惧的不是无政府——权威的崩溃与社会、政治解体，而是专制主义——所有权力集中于民主的象征物之手，不管是多数、立法机关、一个领袖或国家自身”⁽⁹⁾。当然，托克维尔从来没有认为现代民主必然会产生专制，对此人们无可选择;这不符合他的历史概然论。相反，他认为，平等所产生的个人独立条件与情感可能会使人们产生自由之爱。托克维尔只是认为，民主时代和其他时代一样，都内含有专制的可能性;只不过在民主时代，专制产生的土壤是全新的，专制的形态——民主专制也是全新的，所以反对专制的措施也必须是全新的。在这一系列认识方面，他不但超越了他之前和当时的自由主义者，而且具有高度的预见性。对托克维尔而言，民主专制——现代专制主义来自于现代民主所特有的在社会、文化、经济、政治等一系列领域中所产生的新特征与新趋势。

一、专制主义的社会特征

托克维尔对现代社会的专制主义倾向的描述常常给予当代大众社会的批判者以理智灵感，成为他们的精神源泉之一。“经常有人指出，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一书，实际上就是第一本以社会学手法批判大众社会之作。”⁽¹⁰⁾对于那些“把大众社会视为极权主义卵袋”、“专制主义的土壤”⁽¹¹⁾的当代西方知识分子而言，他们在托克维尔那里找到了知音。

那么，对于托克维尔而言，等级时代的结束、大众时代的来临给现代社会带来了哪些可能孕育专制主义的特征呢?首先，托克维尔认出了现代社会的均质化特征。由于贵族时代强人的消失、等级的解体、民主时代平等化的扩展，托克维尔描绘道:在民主社会，“既没有学问渊博的雅士，又没有愚昧无知的平民。天才越来越少，但知识日益普及”⁽¹²⁾。“在现代社会里，所有的一切都在迫使人们变得相似，以致每个人的形象很快就将消失，变得万人同貌，彼此之间没有区别”⁽¹³⁾。“社会中不再有等级，不再有阶级划分，不再有固定地位;人民由彼此几乎相同、完全平等的个人组成”⁽¹⁴⁾。对于平等所造成的这种均质、平庸、单调的生存状况，托克维尔怀着矛盾的心情:一方面，他认为平等满足了大多数人的幸福，符合上帝的旨意，是一种正义;另一方面，他又认为:“我举目环顾一下这伙既无超群者又无落后者的在许多方面都一样的众生，真为这种普遍划一的情景感到悲怆和心寒，并为这里已不复有社会而遗憾。”⁽¹⁵⁾民主在带来正义的同时，也意味着崇高的丧失。在托克维尔看来，自由的要素必须包含个人的个性与社会的多样性;均质化意味着个人的平庸，精神生活的消失，独立灵魂的被压制，最终是社会生活的停滞。这种生存条件、思想与精神的标准化既意味着自由的失落，也为有志于计划者社会的一个官僚精英统治创造了绝好的实验场地;平等之中的单调划一状态成为社会管理者的便利环境。

现代民主在造成人的均质化、标准化的同时，也导致了人与人之间的疏离。民主社会解除了贵族社会的家族、行会、教会、自治团体等中间权力的特权，使得个人之间不再有任何社会纽带。“在这样的社会中，人们相互之间再没有种姓、阶级、行会、家庭的任何联系。”⁽¹⁶⁾“在身份平等的时候，每个人都愿意闭关自守，把他人置于脑后。”⁽¹⁷⁾公民之间的疏离和共同行动的消解的实际效果是，留下了任由中央政府践踏的政治真空，也使得个人毫无保护地单独面对强大的、集权的行政管理。托克维尔发现，在法国旧制度下，“由于公民之间的长期分割，破坏了共同情感，使政府成为主子”。⁽¹⁸⁾所以托克维尔得出的结论是:“专制所造成的恶，也正是平等所助长的恶。”“专制者本质上是害怕被治者的，所以他认为人与人之间的隔绝是使其长存的最可靠保障，并且总是倾其全力使人与人之间隔绝。”⁽¹⁹⁾如果说在古代社会，专制者主动创造公民之间的分离以实施自己的统治，而托克维尔发现了，民主社会内在的原子化倾向主动迎合了现代专制者的需求，因此，专制主义“在民主时代尤其令人可怕”。⁽²⁰⁾

托克维尔相信:他生活在一个平庸的、疏离的与渺小的时代，所有人在面对政治与历史发展时都是无能为力的。这种无能为力来自剥夺了人们共同行动习惯的社会原子化。托克维尔认为:“在民主国家，每个人都是非常软弱的，但代表众人并统治众人的国家，却是非常强大的。”⁽²¹⁾“每个公民都同样无能，同样贫穷，同样孤立无援，而且只能以个人的软弱去对抗政府的有组织的暴力……”⁽²²⁾托克维尔常常骄傲地回忆起自己的贵族祖先:他们拥有改变世界的勇气与激情;另一方面，他悲叹当代法国思想的堕落、感觉的平庸与民情的软化。⁽²³⁾他甚至称赞大革命中的革命分子“骄傲的自信心”。“诚然，骄傲自信心常常导致错误，但没有它，人民只能受奴役”。⁽²⁴⁾自由主义的批判者常常谴责自由主义的多元主义信仰导致人的行动能力的丧失，助长了恶的滋生，自由主义最终会导致自身的毁灭。托克维尔的自由观不符合这种指责。对他而言，自由不只意味着个人的独立，更不只意味着个人生活空间的安宁与不受打扰，它还意味着公民对自身能力的信仰，对政治行动的有力参与，对政治与社会改造使命的勇敢承担。时代的无能为力必然会削弱公民的行动能力，腐蚀公民的自我信心，最终导致专制者对政治自由的剥夺，铺就了通往奴役的坦途。

托克维尔对民主社会中人的生存状况的描绘:均质化、疏离、无能为力并不意味着民主社会的前途必然是专制主义，而是意味着:在民主社会的某些发展趋势中蕴含着专制主义的萌芽;民主社会走向自由还是走向专制，取决于人类对民主诸“恶”的认识与抵制，人类是自己命运的主人。在托克维尔的悲观、阴郁的描述与推理中，我们同时也会看到他对于未来的时强时弱的信心。民主时代的社会特征有通向专制主义的可能;同这种可能相对应，滋生于民主社会的某种文化氛围同样也为现代专制主义提供了养料。

二、专制主义的文化氛围

托克维尔的民情说实际上是一种文化政治理论。托克维尔不同于传统自由主义者之处在于，他把对专制政治机理的考察从表面的政府形式转向深层次的文化氛围。“托克维尔的民主不再是一种简单的民治政府的描画，而是对调节政府的非物质权力的复杂性质的叙述。”⁽²⁵⁾因此，他把民主认同于一种消融于整个市民社会的影响力，某种更接近一种社会或文化统治模式的东西。半个世纪后，涂尔干将其称为“集体意识”，一个世纪后被葛兰西称作“文化霸权”。因此，现代专制主义作为现代民主的异化之物，其危险性更多地隐藏于民主文化而不是民主政府的一系列特征中。

托克维尔认为，平等之爱是民主时代首要的、最强烈的大众情感。平等之爱与自由之爱是两种不同的情感，在民主时代还难以调和。民主时代处于支配地位的文化特征不是自由之爱，而是平等之爱;它是一种类似于孟德斯鸠所谓的原生性的、时代的主导“精神”。托克维尔不否认，民主时代的人们天生爱好自由，希望在自由之中享受平等;但当自由与平等不能相容之时，他们就宁愿在奴役之中享受平等。⁽²⁶⁾托克维尔在考察法国近代革命演进史时发现，革命初期的法国人融自由之爱与平等之爱于一体。但“当对自由的热爱按照这类事件的自然规律，在无政府状态和人民专制中被挫伤而软弱无力时，当慌乱的民族摸索着寻找他的主人时，专制政府便有了重新建立的极好机会”;而拿破仑正是一位发现并利用了人民的这种情感的天才。⁽²⁷⁾最后，托克维尔把平等之爱的政治效果归结为:它是一把双刃剑，“没有它的支持，就不可能实现自由，而专制制度本身没有它也难于统治下去”⁽²⁸⁾。

如果说平等主义激情为民主社会的原生性文化特征，那么在托克维尔的眼中，被学者作为自由主义特别是传统自由主义之理论基础的个人主义是民主社会的基础性文化特征，是民主时代特有的一种意识形态。“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e)一词首先出现在19世纪20年代早期约瑟夫·德·梅斯特和其他法国人的作品中，1825年后经常在圣西门的作品中出现。30年代法国某些评论家把它“引进”到美国。但是即使是在40年代，人们还很少使用该词，以至于托克维尔认为:“个人主义是一种新的观念创造出来的一个新词。我们的祖先只知道利己主义。”⁽²⁹⁾亨利·里夫在《论美国的民主》中的翻译使得该词第一次以英语的形式出现。但是，里夫感到不得不加上一个个人注解以解释他不能提供任何熟悉的英语对等词，并且为杜撰了这个新词而感到抱歉。⁽³⁰⁾在1840年之前，托克维尔本人对该术语的理解也表现出了相当大的不一致，直到他在1840年的《论美国的民主》中把个人主义与利己主义区别开来，才给予了它明确的意义。“利己主义是跟世界同样古老的一种恶习。……个人主义是民主主义的产物，并随着身份平等的扩大而发展。”⁽³¹⁾托克维尔赋予它的正式含义是:“个人主义是一种只顾自己而又心安理得的情感，它使每个公民同其同胞大众隔离，同亲属和朋友疏远。”⁽³²⁾在美国，随着19世纪社会生活的进展，该术语具有了和托克维尔与其他法国人所赋予它的贬义不同的积极含义，指的是广泛的政治与经济自由。对托克维尔而言，个人主义意味着一种极端的私人生活方式，每个个体从社会中撤离，而只忙于他自己、他的家庭及他的朋友圈子的活动。因此，私人化(privatism)或许可以更好地翻译出这个词的本来含义。

在托克维尔看来，个人主义在现代民主崛起之前是一种未知现象。由于贵族社会是由紧密纽带将其成员束缚在一起的一些整合的、等级的共同体。每个人必须属于一个群体，没有人把自己看作一个孤立的存在。在这种社会状态下，不可能会产生独立自给的个人观念。但是，民主消解了这些紧密的纽带。随着非自愿性社团的衰败或消失，没有人在未经自己同意的情况下再服从于任何其他人。因此，民主把社会从一个由既定群体——种姓、阶级、亲族、地域、吉尔特、贸易自治团体等构成的组织转变为一个个独立的个人的集合。托克维尔担心的是个人主义导致的生活私人化的专制主义倾向。个人主义导致了个人的疏离与软弱，使他无能为力，不能对付有组织的政府力量;个人主义造成对公共事务的“普遍的漠不关心”⁽³³⁾，“使公德的源泉干涸”⁽³⁴⁾，“几乎可以分毫不差地创造无政府状态与专制”⁽³⁵⁾。

我们似乎在托克维尔的思想中发现了一种困境。可以说，很少有人像托克维尔一样热烈地拥抱个人独立的观念，所以他攻击社会主义，因为“民主扩展了个人独立的领域，而社会主义限制它”⁽³⁶⁾。但是另一方面他又像孟德斯鸠与卢梭一样，强调自由不是随心所欲的独立，没有人比自由国家的公民更不独立。“如果你决心不投身于(和其他人的结社)，你无疑会保持了你的个性;但是你不能做任何愿意施予他人的善事，你的目标实际上是自私的。”⁽³⁷⁾个人与他人结社可以从事他想做的任何事情，但在结社之外，个人会发现自己无能为力而不再拥有政治自由。托克维尔的这两种相互对立的态度可以很容易地加以解释。他反对的不是个人独立，而是一种政治意识形态——个人主义。个人主义在保障个人独立之时，激发了自我利益，最终使个人撤出公共领域。他反对的是对个人独立的一种崇拜，由于它建立了现代专制的先决条件，最后会消灭所有的个人独立。实质上，托克维尔谴责的是一种合理化甚至颂扬社会原子化的一种政治意识形态。托克维尔所努力保持的在个人独立观念与公共意识之间的一种平衡，揭示了他的自由主义的中道性。

当人们专注于私人生活与个人事务之时，他们会脱离公共生活与丧失公共责任感，“他们一心关注的只是个人利益，他们只考虑自己”⁽³⁸⁾。个人主义使个人成为自利的追寻者，毫不介意公共的善。由于传统义务与约束的缺乏，人们一心关注于自身的物质快乐、舒适与财富的享有。因此，个人主义又伴生了现代民主的另一种文化特征——唯物主义，即常被后世极权主义批判者称作的资产阶级攫取性伦理。资产阶级攫取性伦理既和个人主义有着亲缘关系，也是资产阶级上升为经济与政治统治者后的支配性意识形态。托克维尔认为，民主意味着资产阶级的统治和贵族特权的消亡;“人对物质享乐的爱好……本质上是中产阶级的激情。……这种激情正是从中产阶级向社会的上层和一般老百姓扩散的。……变成全国性的和属于统治地位的爱好”。⁽³⁹⁾唯物主义对自由带来了什么危害呢?对物质享乐的追求使人们认为，“尽公民的政治义务是一种讨厌的障碍，使他们无法专注于自己的实业活动”;人们由于过分专注于个人事务，“而忽视了一件重要的事情:即自己应当继续做自己的主人”⁽⁴⁰⁾。物质福利之爱“比其他任何激情都把人们投入任何种类的政府权力之中，这种政府不会打扰他们的和平，而且会保证他们渺小事务的成功……”特别是在危机时期，“被贫者的需求所引起的恐惧使富者呼吁一个主子帮助自己，这个主子虽然压迫他们，却使他们放心”⁽⁴¹⁾。唯物主义不会带来社会秩序的动乱，但人们在追求享乐的过程中，“会忽略那些可使人类光荣和伟大的最宝贵的享乐”⁽⁴²⁾，导致个体的平庸与社会的停滞，最终丧失自由所必需的活力与精神。托克维尔注意到，一旦资产阶级攫取性伦理占据统治地位，“不顾一切发财致富的欲望、对商业的嗜好、对物质利益和享受的追求，便成为最普遍的感情。……它很快会使整个民族委靡堕落。……这些使人消沉的感情对专制制度大有裨益;它使人们的思想从公共事务上转移开……只有专制制度才能给它们提供秘诀和庇护”⁽⁴³⁾。因此，在托克维尔看来，民主的唯物主义倾向，作为资产阶级特质的意识形态，“把公民转变为消费者，把积极的参与者转变为被动的旁观者”⁽⁴⁴⁾。托克维尔比极权主义批判者汉娜·阿伦特更早地观察到了专制主义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之间的联系。由于公民堕落为资产阶级，由于资产阶级价值观获胜于公民的责任感，为专制主义打开了方便之门。

民主时代的唯理主义思维特征所导致的对理性的盲目信任和对一般抽象观念的爱好也为专制主义准备了观念基础。托克维尔发现，大革命的领导者希望“借助理性，光靠理性的效力，就可以毫无震撼地对如此复杂、如此陈旧的社会进行一场全面而突然的改革”;他们“所要求的乃是同时而系统地废除所有现行的法律与惯例”。⁽⁴⁵⁾他们不尊重人民的意愿，要求人民强迫接受自己认为是理想的社会改造方案，把人类作为自己政治实验的牺牲品。因此，“我们的理性，只不过发明了一些新的奴役形式”⁽⁴⁶⁾。民主时代的人们对简单、一般思想的欢迎也有利于政治权力的集中，一个民主公民只会看到周围或多或少和他一样的人民，“所以他们不会专注于人类的某一部分，他们的视野开阔，一直扩大到全人类。在他们看来，凡是可以用于本身的真理，都可以同样地或以同样方式用于每个同胞或同类”。由于他获得了在直接影响他的事物上的一种抽象化趣味，他就会将这种趣味转移于其他事物。于是，人们就获得了一种热烈而盲目的激情:“找出所有事物的共同准则，把大量的事物总括在同一的形式之下，只用一个原因来解释无数事实。”⁽⁴⁷⁾这样，民主时代的人们在政治中“厌恶复杂的制度”，喜欢把一个国家看作是“由同一模式的公民组成和由一个权力当局领导的”。在人们中产生了“单一的中央权力的观念”之后，又产生了“统一的立法观念”。⁽⁴⁸⁾更进一步，当社会条件变得更加平等，公民们彼此更加相像时，“每个人都消失在群众之中，除了人民本身的高大宏伟的形象以外，什么也见不到了”。这种情况自然会使人民感到社会权力的高尚与个人权利的卑下。结果，人们不太能够也不愿主张以自己的个人权利对抗社会，更愿意接受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的要求，并承认代表社会的政府不仅有权利而且有责任提供给社会一套详细规定每一公民行为的规则。因此，抽象的、一般的唯理主义观念使人民把“政府想象为一种独一无二的、奉天承运的、具有创造力的权力”，也使他们相信，“中央权力可以而且应该按照统一的计划亲自管理国家的一切事务和所有的人”⁽⁴⁹⁾。于是，在唯理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出现了一种权力，“这种新的权力，一种非人格的权力，不管主权者是谁总是相同的，具有抽象的名字:国家”。⁽⁵⁰⁾对个人权利的鄙视，对社会系统工程的信任，中央权力的集中，抽象国家的出现，为即将到来的现代专制主义准备了观念与实践上的先决条件。

理性主义的异化——唯理主义不但成为专制主义的观念工具，它的蜕变——公共理性至上主义也带来了对思想自由的压制和观念上的专制。托克维尔的政治思想中充满了一系列悖论，其中之一是，被视为一项自由权利的个人独立特别是个人的独立思考，反而会带来思想自由的丧失，导致意见的专制。平等的条件使所有人都求助于他自己的思想与情感，而促进了一种思维方式或模式。该模式的主要特色是:“每个人在运用他们的头脑时，大部分只依靠一己的理性努力。”“每个人都自我封闭起来，试图从封闭的小圈子里判断世界。”⁽⁵¹⁾在贵族社会，由于人民被永久的、明显的、等级的群体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自然会接受在意见与信仰事物上的权威。他们的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是被本阶级的思想与行为习惯、严格的家庭纽带、把社会整合为一体的传统，首先是被在社会等级中站立于他们之上的人的意见所塑造的。⁽⁵²⁾相比而言，在民主社会，人们往往依靠自己的理性与直接经验。当民主解放了一般的个人时，它也解放了特殊的个人理性或判断。民主通过平等化过程，消融了传统与权威，使人们把所有的信仰目标纳入自己的私人判断。然而同样的把思想从传统信仰的暴政中解放出来的平等也使思想成为大众意见的奴隶。由于贵族特色的中间团体的消失，除了多数之外，个人没有可以证实自己的信仰与意见的权威。当公民们开始相信“许多人联合起来总比一个人的才智大”时，多数就赢得了道德与智力的权威。托克维尔认为:“这是人的智能上应用平等理论。”这种双重的权威给予了多数“强大的管理国家的实权，又拥有也几乎如此强大的影响舆论的实力”⁽⁵³⁾。由于在任何时代，“在智力与道德世界都要有某种权威存在”，当民主国家中的人民依然需要为自己的意见寻找某一权威时，当他们变得几乎越来越平等和相似时，他们就越来越不可能把自己的信心置于某一个人或某一个阶级的人之上。于是，“在民主国家，公众的意见不仅是个人理性的惟一向导，而且拥有比在任何其他国家都大的无限权力”;当人们与其他人相比时，觉得自己与其他人一样平等，但当他同作为“这个大整体”的“同胞全体”相比之时，又觉得自己的卑微与无能。⁽⁵⁴⁾平等是一种解放性力量，也是一种恐吓性力量。平等既给予人们自我骄傲，也给予人们自我怀疑，从而产生了一种深深的困境。当每个人都平等之时，仅仅数目才重要;而当数目仅仅重要之时，每个个体都觉得自己是软弱与无意义的，每个人都被把自己提升到他人同样水平的原则所矮化。结果，民主国家中的公共舆论不是说服人们接受它的信仰，而是“以全体精神大力压服个人智力的办法”施加它的信仰。⁽⁵⁵⁾信仰之所以被采纳或接受仅仅因为它是流行的;流行性自身成为标准。由此产生的矛盾是个人主义削弱了个性，个人理性剥夺了理性的进步，从而导致了一致性而不是独立性，智力的萎缩而不是精神的自由。当更多的人依赖于个人理性时，他们就更少地独立思考和更多地顺从于大众意见。托克维尔认为，“这是一种新的奴役状态”，是对能够进行独立思考与理智创新的大脑的奴役，它剥夺了“智力活动自由”，⁽⁵⁶⁾导致了人的精神的萎缩和人类进步的停止。

托克维尔认定了可能导致现代专制主义的一系列现代民主文化潜质，它包括:对平等的专注之爱、个人主义、唯物主义、唯理主义和公共理性至上主义。和其他自由主义思想家相比，他的政治科学中的民情说使得他更关注专制主义的文化机制而不是制度机制。一些评论者常常批判托克维尔由于不理解现代工业主义的发展机制，没有像马克思一样把人的自由与对经济的分析结合起来，而使得他的思想过时了。但是，就托克维尔而言，“现代专制主义没有现代工业的出现是不可想象的”，“而经济生活的民主化，像文化一样，常常会反对政治民主化”，导致国家的非政治化，从而危及自由事业。⁽⁵⁷⁾托克维尔并没有忽视现代经济生活、工业发展与专制主义之间的某种联系。

三、专制主义的工业倾向

托克维尔的原创性之一表现在，他展示了希望自由的个人反而如何被奴役被束缚。在1835～1836年期间，托克维尔像贡斯当、德·斯塔尔夫人和杰弗逊一样，相信随着民主的进展，国家强力就会逐渐消失。《论美国的民主》的第二卷颠倒了这个主题。它展示了，当等级联系消解、阶级平等之时，社会权力会提高它的控制能力;全能国家与个人独立会走到一起。随着旧的贵族机构的消灭和通向平等的历史运动，集权看起来不可阻挡——托克维尔称之为一种真正的“民主本能”，和中世纪分散的、贵族社会的内在分权倾向相对立。“一个民主民族似乎是本能上倾向于集权。它只有靠反思才能获得地方制度。”⁽⁵⁸⁾由于人民被剥夺了曾经在贵族社会中保护个人的网络、群体与特权，他们在自己与国家之间已不再能找到一种缓冲装置。个人面对着一个新的资产阶级世界，既骄傲于自己的独立，又赤裸裸地暴露于权力面前。

托克维尔一方面证明和工业主义联系在一起的财富之爱在新的资产阶级秩序中会支配其他所有激情，于是，人们会呼吁政府保证对于商品和享受的积聚所必需的秩序，这样就使共同体所有成员不停地把自己的权利授予中央权力，托克维尔觉得，工业阶级由于只考虑私人利益，会倾向于加速集权，恳求政府帮助自己;另一方面，托克维尔主张集权也是工业社会所固有的倾向，更准确地说，随着时间流逝和工业增长的继续，它将会内在地产生于工业社会。

中央政府将会被要求调解工人与雇主之间的争端(尽管他从来没有主张政府是一个中立的裁判者)，并缓解由繁荣与衰败的循环而出现的悲伤。因此，欧洲政府集权的一个重大原因将来自于工业化。工业化带来了“时贫时富的变化”的循环，并且产生了经常牺牲工人阶级成员的“健康”甚至“生命”的运作条件。结果，托克维尔提出，工业生产将会要求政府的调整，尽管人们会奇怪为什么是国家政府而不是地方政府会从事这种调整。可是，工业调整将会是集权的最大原因。“因此，工业阶级比其他阶级更需要制度，更需要监督和控制，而随着这个阶级的队伍的扩大，政府的权限自然随之增加。这是一项可以普遍应用的真理”⁽⁵⁹⁾。

托克维尔注意到了，现代工业虽然产生了财富，同时也把贫困带进这个世界。更糟的是，工业生产所创造的中产阶级珍爱的财富使男人与女人堕落，把他们变成野蛮人与野兽，并把他们降低为服务于机器的工具⁽⁶⁰⁾。工业生产一方面导致了“产业人口所处的可悲的从属地位”⁽⁶¹⁾;另一方面也带来了一种新的不平等与奴役，“老板越来越像一个大帝国的行政长官，而工人则越来越像牛马”⁽⁶²⁾。工业生产带来了对财富的执着和对生活标准下降的不断恐惧。最终，民主参与将被置之不理，政府将会成为经济的看守人，国家将会成为财富生产的机器。

托克维尔对大工业和资本主义伦理有着强烈的不信任。尽管他总是相信它们在道德与政治上是不可欲的，但同时也怀疑它们在经济上的必要性。例如，在瑞士，他热烈地欣赏瑞士成功的小型工业模式——乡村中的合作工业。“这种生产的政治和道德利益看起来很明显;但是英格兰的例子看起来证明了，在经济方面(它是商业中的一切事情)，这种体系是有缺陷的。可是，正如我们已看到的，瑞士在同具有商业集权的英国与法国相竞争。”⁽⁶³⁾托克维尔最害怕的是工业权力同高度集权的国家的结合。“工业引导我们，他们(中央政府)引导工业。”⁽⁶⁴⁾的确，“平等到处不停地扩展它的统治——除了在工业，它每天在移向一个更贵族的方向”，资本慢慢地变得“集中于少数人手中”。⁽⁶⁵⁾工业发展与工业阶级“把专制引进了自己的内部，并随着自身的发展而使专制自然而然地加强”⁽⁶⁶⁾。

托克维尔厌恶新的资产阶级秩序的集权与专制倾向，也警觉新的工业生产社会对政治激情与政治自由的破坏。托克维尔认为，对物质福利的过分注意，对自利原则的赞美，削弱了所有公共关注。“商业精神……已压制了所有公共精神。”⁽⁶⁷⁾财富之爱不断地增长，最终会熄灭所有的政治与公共关注。托克维尔说道，“商业精神”和“发财渴望”清除了所有人类激情，只留下一个:“财富之爱”。⁽⁶⁸⁾当商业激情吞噬了政治激情之时，人们就会把政治自由交付给一个答应在丰裕中保证秩序的第一个主人。“在我们中间谁没有看到人类活动已经改变了它的目的，主导性激情、根源性激情已经改变了?不再是政治的，它已成为工业的。谁不能看到我们当代人当前几乎不关心自由权利与政府，而更关心财富与福利?一个沉溺于赚钱事务的人往往是一个怯懦和冷漠的公民。”⁽⁶⁹⁾不管商业有什么利益，会带来多少繁荣，它都会促进一种醉心于物质自利的伦理;这种伦理的潜在性是把公民转变为臣民。自由的个人为了伟大的政治原则及其运用而辩论;政治不能化约为经济问题和关于商业利益的争论。“我相信”，托克维尔说道，“有些政治利益，在某种程度上牺牲工业利益是明智的”⁽⁷⁰⁾。

在托克维尔看来，工业主义导致了专制主义的偏爱之物与物质条件——权力的集中，工业主义在经济与政治的互动中引进了一种新的奴役形式，工业主义促进了物质福利之爱，削弱了政治自由所必需的公共道德;工业主义、经济发展与自由并没有内在的联系，反而具有某种敌意关系。总之，工业主义的某些内在潜质为现代专制主义提供了可能性条件。

四、专制主义的政治潜在性

对专制主义的政治机理的分析既是政治学家研究专制主义成因的一种古老传统，也是传统自由主义者的关注焦点，托克维尔自然也不例外。但是，托克维尔在此处开拓了新的视野，当然不在于他对民主政府中潜在专制主义的分析⁽⁷¹⁾，而在于他对专制主义的另一种民主政治起因——集权的分析。

托克维尔接受了现代民主政府的合法性原则——人民主权学说。这个学说认为:“每一个个人⁽⁷²⁾，不管他(il⁽⁷³⁾)是什么人，上帝都赋予他以能够自行处理与己最有密切关系的事物所必要的一定理性。”⁽⁷⁴⁾他相信，一切权力的根源都存在于多数的意志之中⁽⁷⁵⁾;“人民主权原则是所有形式的政府的基础，它隐藏在最不自由的机构之下”，甚至沙皇巨大权力的基础也存在于俄国人民的愿望和热烈同情之中。⁽⁷⁶⁾这说明，托克维尔承认，人民的程序性的或非程序性的认可是一切政府得以存在的合法性基础。但另一方面他又认为:“‘人民的多数在管理国家方面有权决定一切’这句格言，是渎神和令人讨厌的。”⁽⁷⁷⁾托克维尔的这种陈述并不矛盾，他既承认人民是权力的来源，但又不承认人民的绝对权力，人民的权力应受更高的正义原则的束缚。他像传统自由主义者一样，反对一切绝对的权威。在他看来，“无限的权威”，“不管人们把这个权威称作人民还是国王，或者称作民主政府还是贵族政府，或者这个权威是在君主国行使还是在共和国行使，这是给暴政播下了种子”。⁽⁷⁸⁾他还认为“人民总是正确的”正如“国王不可能犯错一样”，两者都不是真实的。⁽⁷⁹⁾他以一种柏克式的语气说道:“一个完全的民主政府是这样危险的一种工具。”⁽⁸⁰⁾他并不反对民主的国家管理，他反对的是一种纯粹的民主制，一种毫无约束、到处渗透的民主制。在他看来，无论是君主政体，还是民主政府，都有专制的潜在性，因此，他才声称:“暴政无论是包裹在王室的斗篷中，还是穿着公民论坛的外袍，它对我来说有什么区别呢?”⁽⁸¹⁾他不但认为民主中隐藏着专制的胚芽，还认为民主会成为专制的伪装，所以在他的《旧制度与大革命》的笔记中出现了这样一段不连贯的思考:“民主形式怎样成为专断政府的斗篷。……在我们看来新的东西是一种旧的习惯。”⁽⁸²⁾托克维尔不但认为绝对的民主制、伪装的民主制是一种暴政，他还发现了民主政府中潜在的专制趋势。他认为，民主意味着多数对政府的统治是不可抗拒的，所以，“将全部力量集中于立法机构之手，是民主制度的自然趋势。……权力的这种集中……为多数的专制奠定了基础”⁽⁸³⁾。他甚至引用民主的辩护士杰弗逊来证明“立法机构的暴政”是民主政府最即刻的危险。⁽⁸⁴⁾跟随近代自由主义者的传统，对民主政府中立法专制趋向的担忧是托克维尔最初所关注的政治专制，而到了后来，他的视野又转向了行政(或官僚)专制的可能性——一个传统自由主义者尚未开拓的领域。这种专制不是人民通过政府所实行的直接专制，而是政府特别是其官僚机关通过权力集中对人民实行的专制。

集权是民主社会的政治特色;民主倾向于集中政治权力。在贵族时代，政治权力倾向于分散。一个或几个个人由于出身或财富而被置于其他人之上，自然会承担或被给予他们地区事务的管理权力。但是，在民主制中，所有公民几乎都是平等的，自然会抵制其他个人的更大影响，更别说接受他人的命令，并自然地把政府管理置于明显地站立于他们所有个人之上的，即中央政府这一惟一权力的手中。即使他们不愿这样做，但由于受自身虚弱和共同行动困难之所迫，也会默许政府对权力的篡夺。所以，托克维尔提出:“实行民主制的国家，人民凭本能就被推向中央集权制。他们只有凭深思熟虑才能走到地方自治制度。”⁽⁸⁵⁾民主时代中间团体的毁灭、对物质福利的爱慕、工业主义的发展及民主人的普遍划一的思维模式都在导致中央集权特别是行政集权。托克维尔当然会因为简单的、老式的暴政的缘故而恐惧来自于集权的潜在专制性。由于集中权力是所有政府的本能愿望，集权化政府会“塑造专制和毁掉公民资格”。⁽⁸⁶⁾但托克维尔厌恶任何集权，甚至是仁慈的或由人民选举的。托克维尔害怕政治压迫，但他更害怕社会进步的停滞与人民精神的麻痹。他认为，俄国是自由的最可怕的敌人，因为它的集权不但压迫人民而且麻醉人民。“自由中的一致性总是使我厌倦，但是对于那些这样完全相似的俄国乡村，被这样完全相似的人居住，在最深的理智沉睡中做着同样的事情，对于这种奴役中的完全一致性还能说些什么呢?我坦白地向你耳语，我会更愿意选择无序的野蛮状态。”⁽⁸⁷⁾对托克维尔而言，什么压迫也没有比压榨一个民族的精神活力的官僚管理更为危险;现代官僚将会消除公民的个性与社会的活力。由此可见，中央集权给自由带来的损害不但是一种专制者所喜爱的赤裸裸的压迫，还是一种专制者所欢迎的公共能量的削弱。所以，中央集权对自由的危害是双重的:在行为上限制人民，在精神上毒害人民，所以托克维尔才会明确地指出:“集权，一种民主的本能;成功地走出中世纪个人主义⁽⁸⁸⁾体系的一个社会的本能。专制的准备。”⁽⁸⁹⁾

在分析民主政治中的专制主义潜在性时，托克维尔对纯粹民主制的批判，对立法专制的预见并不是崭新的;他对政治集权给自由带来危害的认识也不是独一无二的;他的新颖之处在于认识到了，不像人们的通常观念，民主社会具有集权而不是无政府的倾向，民主的集权同样会通向暴政，而这种暴政的产生更多地来自社会生活的停滞而不是直接的物质压迫。

通过对托克维尔在民主社会、文化、经济、政治诸领域中专制倾向的分析，我们可以认识到，托克维尔对专制主义起源的认识不同于古典政治学家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也不同于传统自由主义者。他心中的专制主义完全是现代性的一种产物，根植于现代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生活的危险倾向之中，是一种现代专制主义。托克维尔对民主专制——现代专制主义形态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他所展示的现代专制主义的版本也是丰富多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