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实用主义的分析介绍

美国的实用主义

美国社会科学研究也一度盛行揭批风，但对大众传媒问题从一开始就显得更细致，更具建设性。美国知识界与绝对主义的决裂来得比欧洲温和，世俗化进程也没有经历那么多的矛盾和冲突。工业化冲击虽然催生了社群怀旧思潮和对资本主义的敌视，但是对科学和创新的信仰并没有丧失，启蒙时代的精神遗产并未瓦解，民主也不曾遭遇严重质疑。在欧洲，进步主义（如尝试在实践中弥合社会裂痕的圣西门主义）启发了凡尔纳的科幻小说和欧仁·苏的长篇连载小说——对知识界的影响却日渐式微。在大西洋的另一岸，这些思潮依然以其他形式被讨论，如预言性质的小说和对政治构建的反思。主导美国哲学思潮的实用主义希望扛起进步主义的旗帜，与马克思派的革命姿态、韦伯派的现实主义和涂尔干派的共和主义非常不一样的是，美国实用主义是以独特的方式为现代性欢呼的。威廉·詹姆斯、查尔斯·皮尔斯、乔治·米德、约翰·杜威等奠基人，使实用主义植根于拒绝由神圣秩序保证的绝对认识，即所谓“永恒真理”，在这一点上，大洋两岸的社会学发展趋势是吻合的。美国实用主义的第二个前提是其新意所在：意义使人存在，人是意义的真正生产者，这就意味着，人所做的不仅是忍受或屈从于已有的生活境遇，人还能经验，能改变，人有“行动的可能”（杜威）。个体是社会化动物，使用语言这个集体工具，先要把自己作为客体来认识，然后才能真正认识自我。反思就是通过定义把外在纳入自身的传播过程（米德）。重视行动和行动产生的新意，这是美国的传播研究者的特色，在他们眼中，科学与伦理的冲突也好，能力与知识的冲突也罢，甚至批判与进步的对立，没有什么问题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的。

向现代性和未来开放，不顾当下的社会解构；认为人类生活只有在经验交流和合作发展中才有意义（物质是人类的产品，不是决定社会行动的因素）——这些观点使美国学者以肯定的态度面对大众传播，视之为社群组织的过程。向新事物的转换有时也掩藏着怀旧的立场：哀叹小规模社群的消逝，梦想从局部开始，大家相互信任、人人都有发自内心的交好欲望，然后逐步扩大社会良知，最终建成一个盛大的民主社会。实用主义者当然也是20世纪具有广泛影响的传播乌托邦最早的推动者之一。米德认为，如果人与人之间的传播完美了，民主也就完美了。芝加哥学派中接近实用主义的社会学家查尔斯·霍顿·库利提出了“初级团体”的概念，他写过铁路交通的研究论文，还率先将语言和人际互动纳入传播的定义，并用经验主义的论据支撑自己的论点。他认为，传播手段的技术革命（火车、快速路、邮局、电报、学校、报纸等等）预示着建设真正的辅助社群的手段。当然，实用主义不能被简化成这两种极端，因为实用主义更关注的是交流的物质手段不断扩散，使人与人接触增多，就能治愈现代病（即众人所说的无知和冷漠）。杜威深入发展了库利的理论，他发现传播不仅延伸了社群，还开辟了新的领域，即“公共”领域，这个领域不是变态怪人聚成的无组织社群，而是一个渴望反思、期待表现自我、掌握分析工具的社群，一个让人理解并欣赏相互依赖现象的社群，一个通过真正的意见交锋赋予体制合法性的社群。新的民主是初级社群、公众和体制（大社群）的三重关系。与李普曼的观点不同（李普曼认为公众如绵羊般被滥用和类型化，必须加以警惕，他主张建设依靠专家领导的民主，因为只有专家才掌握知识），杜威认为个体拥有分析和反应的能力。杜威在1927年的《公众及其问题》一书中表达出来的思想，已经具有了公共领域这一概念及相关探讨的萌芽。大众在欧洲被视为威胁，在美国却让人联想到多元，即民主的实际运行的问题。

实用主义的科学主义根基和乐观主义论调经常为人所诟病。汉诺·哈尔特（Hanno Hardt）在其编撰的美国传播理论史著述（1992）中认为，实用主义包含了某种社会达尔文主义，对社会不平等不够关心，这与美国繁荣时期的主流精神相符。社会主义思潮在美国本来就没有太大的影响，主张政治自由主义的学者坚持事实高于一切，为此不惜损害关于社会秩序的理论探讨，这更使得批判理论被边缘化。这些实用主义哲学家在公共辩论中具有突出的分量，为功能主义开辟了道路。在30年代前后立足的功能主义一心追求社会稳定，其公众分析也越来越走向消费主义。不过，批评也应留有余地，因为实用主义学者的研究并没有天真色彩。库利和杜威都读过马克思，他们对信息的经济垄断加以批判，他们的思想带有浓郁的伦理关怀和政治关怀。皮尔斯反对个人主义无限发展，认为这样会侵蚀社群的基础。所以说，实用主义是给德国历史哲学家预备的答案，是德国哲学被在德国成长或从德国流亡到美国的哲学家介绍到美国、并与美国相适应的结果。^[3]它邀请人们超越对民主价值非捍卫即批判的境界。在杜威看来，大众传媒虽不完美，但是必需。结论应该是，正如托克维尔所言，传媒是民主的产物，也是民主所有缺憾的解决之道。现代传播手段，从艺术的角度被大大诋毁，但它使日常存在和文化更丰富：当代实用主义者，尤其是理查德·舒斯特曼（Richard Shusterman，1991）的理论观点和始于詹姆斯·凯里（James Carey）的美国社会学传统（寻求既进步又批判且具有表现力的立场），参考的就是杜威的《作为经验的艺术》（Art as Experience）。

皮尔斯和传播问题

皮尔斯的作品在问世一个世纪之后才常常被人引用，而在他生前长期被忽视，主要因为皮尔斯是个边缘人物。他没有大学教席，写作缺乏抽象和思辨，用的类型也非常特殊。在实用主义者当中，皮尔斯反对客观主义幻象的态度最坚决，他认为一切认识都是发散的，都依赖于一系列的假设关系，就像一根没有尽头的论据的链条。科学是有生命的进程，而不是一种抽象活动，它依赖的是作为主体的人和试图彼此协调的研究者群体：论据不会自己把自己变成不容置疑的实证事实（所谓“反笛卡尔主义”立场）。作为主体间的协调与分享行为，传播是知识和进步的酵母。但皮尔斯不支持否认真实的存在的唯名论。“真实”是存在的，即便它往往是以现实再现的面目出现，它可以分成三种现象：“第一种方式，是什么就是什么”，“第二种方式，是这个而不是那个”，“第三种方式，通过表明第二个和第三个之间的相互关系，说明这一个是什么”。真实的再现也有三个层面：影响我们的那些特质（符号）；那些抵抗我们的真实事实（物质和非物质的事物）；我们所看到并共同参与建设的世界规律（作为阐释者）。皮尔斯认为再现这个逻辑是没有尽头的：一切都是符号（或再现），以符号形式出现的再现本身就是一种再现，符号只是社会行动的一部分，作出阐释的个体不能被简化为诠释者，因为阐释者也是一个将自身与其他符号相连的符号。符号对某物有价值，但符号不是这个物的所指。皮尔斯创立了符号学，并且试图在语言的独特逻辑中找出意识生产的境况。他将符号分成三类：第一类是“icônes”（因为与所代表的物“相似”，模仿所代表的物，所以是“自然的”），第二类是“indices”（也是“自然的”，但是不模仿，而是指向），第三类是“symboles”（像口语和书面语的词汇一样，是“约定的”）。

符号学的理论根基很难厘清，它的贡献也一言难尽。“scmiose”这个概念没有被界定，使得整个符号学理论非常模糊，难以被应用，而符号学认为自己是实用主义理论，且希望在经验中得以应用。但是，符号学的主导思想使得以科学之王自居的语言学难以将它收归门下。符号学当中符号概念的三重性与索绪尔语言学主张的符号二重性（能指/所指）冲突。索绪尔的语言学突出了语言的其他方面，后来成为意义、人类思想甚至整个世界运作的模型。诠释者的概念本身不允许将言语中的真实假设为封闭状态，这一概念还为传播研究开启了更宽广、更全面的空间，即不同阐释或冲突或分享的社会空间，从而使共同的符号达到稳定。只不过，符号学虽然谦虚地表示其目标仅在于描述符号的世界，其实也有宏大的野心。符号学学者希望通过区分现象（归纳—推理—演绎，分别属于前文所述的三层真实）覆盖认知活动和逻辑，正如哈贝马斯所批评的（1968），矛盾在于皮尔斯的认识论旨在得出超越传播研究的总逻辑，实际上却是从语言哲学出发，而语言哲学并不通盘考虑全部的社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