芝加哥学派的传播观

二、芝加哥学派的传播观

1．传播：人类关系之本质

芝加哥学派，无论是库利还是米德、无论是帕克还是杜威，对于“传播”都有着与后来的“传播学者”不同的认识：《牛津英语字典》和《哥伦比亚百科全书》将“传播”定义为“思想”或“信息”的“传输”；奥斯古德和香农、韦弗将之理解为观念的“影响”或“效果”；施拉姆则将之定义为“信息”的“分享”……而在芝加哥学派那里，帕克将“传播”定义为“一个社会心理过程，凭借这个过程，在某种意义和某种程度上，个人能够假设其他人的态度和观点；凭借这样一个过程，人们之间合理的和道德的秩序取代了那个仅仅是心理的和本能的秩序”^[8]；米德运用“主我”和“客我”概念，阐述它们如何相互作用构成一个“出现在社会经验中的人”——自我，而这种互动过程就是他眼中的“传播”；库利则更明确地“一言以蔽之”：传播就是“人类关系存在与发展的机制”。

可见，芝加哥学派的“传播”观念，不仅是信息的传递或分享，更非效果的达成，而是社会得以可能的基础、人类关系的本质。正是在这一点上，“社会”和“个人”并不代表两个事物，而只表示同一事物的个体和集体方面。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上面已经提到，芝加哥学派的成员多是进步主义者。而在1890年至1919年这段美国历史的“进步主义时期”，实用主义是兴起的一种哲学思潮，许多进步主义者同时也是实用主义者，杜威就是典型代表。实用主义的基本信念是认为思想与行动是了解把握世界的途径。实用主义者关于人的观念，不再是服从于自然规律的客体，或独立于他的社会过程的旁观者的观念，而是行动者的观念，那些把人视为自然（天性）的现成的产物（如本能主义）的观点，或视人的心灵为一块白板，被动地接受自然或社会环境的刺激的观点都与实用主义人性观格格不入。这也符合芝加哥学派“传播”观念中的重互动、重动态的特征。相比于哈佛学派的实用主义者如詹姆士等人，芝加哥学派的实用主义者们如杜威和米德的倾向更少形而上学，更为关注“此岸世界”的主题——如民主、传播、现代生活的机遇与公平。

既然传播被视为人类关系的本质，它也被顺理成章地作为共同体创建与维持的积极的过程。即使缺少共享的文化与情感，共同体也可以经由成员之间的讨论、辩论、协商与传播来组织。杜威在这个层面上对传播的作用和意义作了最著名的判断：“社会不仅通过传递、通过沟通生存，而且简直可以说，社会在传递中、在沟通中生存。”^[9]在杜威看来，“传播”就是使人们积极参与到共同体的公共生活中去的问题。没有这一公共分享，社会就只是一种共生依附关系，而非一个民主的、人性的联盟。“‘公共’将会受到侵蚀，直到‘大社会’转变为一个‘大共同体’，而传播就能创造一个‘大共同体’”^[10]，这就是杜威对于美国民主问题的回答，是解决社会转型带来的民主危机的良药^[11]。“传播”在杜威这里包括了文化形式（由科学研究与艺术创造产生的“智能”）与社会论坛（“当地的共同体生活”）两层意义，是道德、政治、伦理、社会等一切的原则，任何阻挡传播、抑制经验分享、扩展的行为都必须被克服。

由是观之，“传播”在杜威这里不仅具有“Logos”的意味，而且它提醒我们注意：杜威是将人类心灵、“共同体”与“自我”视为由传播所创造，而非先于传播存在。

2．从传播到媒介

杜威正是从对共同体生活、对民主的思考入手，经过“传播”概念，逐步涉及大众媒介的问题，而不是相反。19世纪在美国迅速发展的传播媒介及其技术，让芝加哥学派的成员们看到了共同体的希望所在。他们认为大众传播是美国民主社会面临城市社会问题而生存下去的一个可能的手段，对借助现代技术成长起来的大众媒介服务于美国社会的民主与进步充满希望。杜威相信，除非报纸那样的现代传媒可以在大城市中将人们再次彼此联结，否则民主就难以存活。他认为，媒介是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加入更宽广的公民社区（共同体）的机会，并且不需要像加入特别的社会团体那样牺牲个人身份。库利欢迎“现代传播”，认为它可以在更大空间范围内帮助实现互动，在他看来，地域作为社会生活的原则已经在衰落，而借助现代传播，人们由于共同兴趣建立的联系可以跨越原先出生或居住地的局限。他兴致勃勃地指出：“19世纪发轫的现代传播媒介，实现了把美国变成一个真正的民主国家的梦想，因为现代传播媒介具有下列四大特性：‘能够表达各种观念和思想，可以长久保存记录，不受时间限制，传递迅速，不受空间限制，而且可以抵送每个阶层的人’；维系初级团体的姿态和语言；透过现代传播媒介，可以改变现代生活和心理；可以提高人类‘在社会整体中表达自我的能力’，由此迈向更具人性的社会，促成道德进步”^[12]。帕克则在《报纸的自然历史》中将现代报纸看成是以往街谈巷议功能在城市的自然翻版和延伸，以此来期望大众媒介在新的社会形态下维持和发扬民主。至于他协助福特办《思想新闻》，则更是欲将这理念付诸实施。

在以上的逻辑陈述中，有两个问题必须说明：首先，既然前面提到当时对社会转型的分析，例如“大众社会”的理论中，都包含着人们之间的关系变得疏离的思想，那么芝加哥学派设想的传播、沟通又如何可能？

作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连接欧洲思想的一个重要据点，芝加哥社会学家们受到了德国思想家如齐美尔等人的影响，但他们并没有无批判地吸收欧洲社会学家们关于大众的思想。的确，已有许多研究表明20世纪早期美国的社会学家们受到了欧洲大众社会概念的影响。通过群体心理学，“大众”的思想也赢得了美国知识界的瞩目。但是，在概念引入的过程中，正是由于像杜威这样的芝加哥学派成员对传播的希望，欧洲关于无知的、疏离的大众的形象受到了美国特色的关于民主生活的乐观主义的改变。芝加哥学派的库利、帕克及其弟子布鲁默等，都流露出对公众的乐观主义的观点。库利说“进步的现实存在是一种信念而不是一种证明”^[13]，他相信大众对社会是有正面影响的，因为他们没有上层社会所带来的特殊化、精神孤立与贫乏，也许他们缺乏对复杂社会问题的理解，但他们有能力选择好的领袖。帕克区分了对公共议题的粗略感知（“大众”/“乌合之众”，即英文“crowd”的领域）以及对社会问题的中肯讨论（“公众”，“public”的领域），他认为这两者对社会都是有益的。因此，芝加哥学派的思想家们拒绝了一般的认为现代社会造就原子化个人的欧洲想象。库利的社会心理学思想还强调，即使在现代社会，人的个性或人格也会在社会生活的情境中形成，在社会互动的网络中形成。然而，这里还必须回答一个问题：即原先小规模的、19世纪的乡村共同体被大规模的城市和全国性的社会所侵蚀后，是什么取代那些当地共同体成为个人性格形成的中介机制、成为形成“自我”概念的“他者”之镜。库利提出的新概念是“首属群体”，大致包括最核心的家庭、外圈的朋友和亲属，以及都市中的邻居。有趣的是，库利这个意义上的“首属群体”在当时普遍被认为已经被现代社会破坏了，而卡茨和拉扎斯菲尔德数十年后关于媒介效果的研究再一次证明了它的存在。

其次，芝加哥学派对现代传媒寄托的期望已经表明了他们是把大众传播媒介看作人与人之间传播、互动的延伸和类比，是沟通、交流的渠道和纽带，若非如此，传媒断不能起到“构建新的共同体”的作用，这一点在帕克对现代报业产生的分析中即可见一斑。当然，大众媒介能否在现实中做到这一点值得怀疑，李普曼随后的思想就道出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