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商业的特点
贸易与商业的扩张与自由竞争的信念密不可分，但是，自19世纪中叶始，个人奋斗和自力更生无所不能的信念已经开始动摇。而这种信念正是自由主义的根本，并统治着按照第一次改革法案产生的中产阶级议会。由于联合已逐渐变成现代商业体系的灵魂，因而一个个行业的经营与管理逐渐从个人转移到国家创立的法人手中。这次革命体现在过去70多年间所有的立法全书中，尤其体现在1823年[1]之后通过的一长串的铁路公司法和1856—1862年间通过的股份公司法中。这些立法得到了自由主义者的欢迎与支持；[2]虽然体现于这些法案中的这次革命至少表面上并不否认个人行动的重要性，但是，这些法律为国家干预商业活动提供了空间，提供了论证；而在过去，英国很少或从未干预这些商业活动。同样极其重要的是，由于这次革命，公众日渐习惯看到政府为了真实或虚假的国家利益而对个人的私人财产权利进行持续干预。1830年，一个煤矿主同时又是客运和货运的运输商，而1905年，我们最大的运输商是铁路公司。只要比较这两者就可以看到上述观点的正确性。煤矿主按自己的意志打理自己的生意，并（宽泛地说）按自己的心意继续经营自己的生意；[3]他并不拥有合法的垄断地位，他也不要求合法的特权；他无须议会法案允许他通过强制征收而取得他人的财产，或一般而言，无须干涉他人财产权的权力。他的勤劳会使他变得富有，他的成功是由于他自己的资源与智慧，体现的只是一个极简单的道理，即财富是对每个人的天赋和勤奋的报酬。在煤矿主经营的生意中，没有任何一项可以表明政府能更加便利地承担起承运人的职责。相反，铁路公司是国家建立的。它按照议会的法案建立起来。或多或少地按照议会的法案条款经营自己的生意。事实上，除非被授权干预他人的财产权，更重要的是，按照强制征收体系从土地所有者那儿获得土地，否则，铁路公司连一英里的铁路都铺设不了。而对土地所有者来说，那些土地具有的价值要比它们被强制征收的对应价格高许多，或者无论多高的价格土地所有者也不愿意出售自己的土地。铁路公司的成功不是个人主义的成功，而是团体力量的胜利，它使公众注意到集体行动而非个人行动的优势。再者，像铁路公司这么庞大的生意，适当的经营对于国家极其重要。因此，在现代的生活条件下，它必须由一个大公司管理。而这一事实也增强了国家控制，甚至管理铁路观点的说服力，尽管说服力的大小还有待讨论。[4]
但是，支持国家接管铁路的论证思路同样可以运用到其他领域中。[5]因为毕竟有许多行业对国家都极其重要，并且其经营都必须依照议会立法授予的权力和特权进行，铁路公司只是其中之一。
因此，商业公司的现代发展不止在一个方面培育了集体主义思想的发展。它削弱了商人个人的重要性。所有财产尤其是地产在一定意义上都属于国家这一抽象的原则，被其转变成一项现实的格言，因此，议会每年都可以在国家批准下按照这一格言来行事。它不断地暗示人们，所有庞大的生意都可以被垄断，而所有被垄断的行业都可以明智地交由国家经营管理。从这点来看，现代商业的特征构成了社会主义的一部分。
【注释】
[1]就在这一年通过了铁路公司法，并按照该部法律成立了斯托克顿（Stockton）和达灵顿（Darlington）铁路公司。参见Annual Register，1823，p.241。
[2]正如在其他情形下一样，支持联合权的法律必然具有两面性，在一定程度上会产生相互矛盾的影响。铁路公司法引进了有限责任的合伙原则，因而扩张了个人自由的范围。但是，同样，这些法律将公司的经营管理从个人手中转移到公司团体的手中，因而又用联合行为取代了个人行为。
[3]关于承运人的普通法责任，参见Leake，Contracts，4thed.，p.132。关于议会立法对普通法的修正，参见the Carriers Act，1830，11Geo.IV.＆1 Will.IV.c.68。
[4]穆勒写道：“在交由自发机构处理的事务中，那些只能由股份公司完成的工作如果仅就实际的工作而言通常也能由国家完成，并且有时国家能更好地完成这些工作。诚然，众所周知，政府都是零敲碎补、粗心大意、效率低下的，但股份公司通常也是如此。……政府管理的缺陷似乎并不必然比股份公司管理的缺陷大。”Mill，Political Economy，ch.xi，s.xi，p.580。
[5]Leonard Darwin，Municipal Trade。概述详尽地讨论了一个行业在何种情况下由国家经营能带来好处、何种情况下又不能带来好处，并告诉人们，国家参与某一行业的经营既可以通过地方政府也可以通过中央政府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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