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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概念框架的政治哲学

时间:2022-03-21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同时,如果对“普遍”和“真理”的这种抽象和概括是可能的,那么政治哲学史也就自我终结了,或者说政治哲学史的研究也就丧失了其必要性和意义。不过,事实上并不存在这样的东西,也没有哪个政治哲学史家或政治哲学家向我们提供这样的东西。如果我们把历史上的诸种政治哲学理论看作思考“政治”的“概念框架”,那么政治哲学史也就被转换为诸种“政治哲学的概念框架”亮相、争论和互竞的舞台。
作为概念框架的政治哲学_论证与解释:政治哲学导论

就区别于“史学式”的政治哲学史的“学术”研究方式的探求而言,冯友兰的“抽象继承法”和伽达默尔所说的“真理之认识和分享”,之所以不足以为我们指明方向或道路,更为深层的原因在于:我们很难搞明白政治哲学史中蕴含的“普遍”和“真理”是什么,或者说,我们很难确定这里的“普遍”和“真理”的概念是什么意思,更不用说确认其中的“普遍”和“真理”了。如果我们向一个政治哲学史研究的专家提出这样一个要求:请不要给我们讲解诸如柏拉图、洛克或者孟轲、韩非的政治哲学了,请您直接地把自己确认和析取的政治哲学史中蕴含的“普遍”和“真理”告诉我们吧。那么,我们得到的恐怕不会是肯定的答复或者会心的微笑,而是专家的不知所措或者尴尬的表情。当然,我们也可能看到其他的情形,比如专家对我们的请求感到莫名其妙,或者觉得我们的请求很荒谬。这种很可能出现的假想情形有助于使我们看清问题的所在,因而也特别值得玩味。让我们对此进行一些必要的辨析。

大致说来,政治哲学是研究“政治”的,政治哲学史是对“政治”进行哲学研究和思考的历史,因而历史上的政治哲学家总要告诉我们关于“政治”的“什么”;而关于“政治”的“什么”,可能是政治哲学家所构想的某种理想的或合理的制度框架,可能是某种合理的或实际可行的“治道”,可能是某种政治理念或政治价值,也可能是对“政治”的实际情形的某种认识和解释,等等。那么,对于历史上的政治哲学家所告诉我们的诸种关于“政治”的“什么”而言,其中的“普遍”和“真理”是什么呢?回答只能是:普遍合理的制度框架、永恒合理的“治道”、永恒的政治理念和政治价值,或者具有普遍有效性的关于“政治”的认识和知识,等等。而如果政治哲学史的研究者能够抽象和概括出这样的“普遍”和“真理”,那么我们就可以得到“政治真理(知识)大全”或者“治道汇编”之类的东西。但问题是,即便这样的抽象和概括是可能的,我们要拿这样的“政治真理(知识)大全”和“治道汇编”之类的东西干什么呢?我们又能够拿这样的东西干什么?熟读“治道汇编”不会使一个人成为富于政治技艺的政治家,熟读“政治真理(知识)大全”也不会使一个人洞悉政治生活的详情。同时,如果对“普遍”和“真理”的这种抽象和概括是可能的,那么政治哲学史也就自我终结了,或者说政治哲学史的研究也就丧失了其必要性和意义。不过,事实上并不存在这样的东西,也没有哪个政治哲学史家或政治哲学家向我们提供这样的东西。因此,当我们面对政治哲学史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总是“某种理想的或合理的制度框架”、“某种治道”、“某种对政治的认识和解释”,等等,而政治哲学家也总是生活于“某种政治社会”。当然,与历史上的政治哲学家一样,政治哲学史的研究者和学习者也总是生活于“某种政治社会”,而生活于“某种政治社会”的研究者和学习者,也不可能在政治哲学史中找到解决自己所面对的政治问题和思想困惑的现成方案和答案。所以,试图抽象和析取可以直接分享的“普遍”和“真理”,不可能成为一种政治哲学史的“学术”研究方式。

区别于“史学式”的政治哲学史的“学术”研究方式是什么?对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的追问,使我们的思想之旅颇为曲折。让我们重新唤起思想的兴趣,再来尝试一次。当我们从以上诸种政治哲学史的研究方式或者思想理路中脱身而出,我们也许就会看到一个简单的事实。当我们面对政治哲学史的时候,历史上的政治哲学家给予我们的,不就是诸种政治哲学的理论吗?诸种政治哲学的理论不就是在概念的基础上搭建的思想框架吗?当然不用说,诸种在概念基础上搭建的思想框架,是用来思考“政治”的。让我们把这种用来思考“政治”的思想框架就命名为“政治哲学的概念框架”。

如果我们把历史上的诸种政治哲学理论看作思考“政治”的“概念框架”,那么政治哲学史也就被转换为诸种“政治哲学的概念框架”亮相、争论和互竞的舞台。而在这一思想视野和思想理路的转换过程中,那些在特定的历史时空中出场的种种政治哲学理论的历史关切和历史性的内容,就被我们“抽象”掉了,或者说,在思想操作的过程中被“减掉”了。通过实施这种思想的“抽象”或者“减法”,政治哲学史上的诸种政治哲学理论就被“纯粹化”了;“纯粹化”之后的诸种历史性的政治哲学理论,就成为诸种“政治哲学的概念框架”。由于诸种历史性的政治哲学理论的“历史性”内涵被“抽象”掉了或者“减掉”了,这样一来,作为“纯粹化”了的诸种“政治哲学的概念框架”,它们就跨越特定的历史时空,纷纷挤上前来,呈现于我们面前。在这一思想转换的过程中,政治哲学史之中的“史”就被“抽象”或者“减去”了,“政治哲学史”也就被转换为一个共时性的舞台;而在这个共时性的舞台上,诸种“政治哲学的概念框架”登台亮相,相互遭遇、辩驳和竞争。

对于政治哲学史或者诸种历史性的政治哲学理论的这样一种思想操作和思想转换,人们可能会说,这不是一种无聊的思想游戏吗?在这一转换而成的思想图景中,“政治哲学史”的研究又如何得以展开?我们又能够以什么方式从事“政治哲学史”的研究?对于可能出现的这样一些疑问,我们应该有所应答。首先,这样一种思想操作和思想转换,确实是一种思想游戏,但是否无聊,却有待讨论。在这一思想操作和思想转换的过程中,我们“纯粹化”的只是在特定的历史时空中出场的诸种“政治哲学理论”,而不是作为诸种“政治哲学理论”出场之舞台的特定时空或者“历史”;我们“纯粹化”的也只是作为研究对象的“政治哲学史”,而不是作为研究者的“我们”。其次,在这样一种思想操作和思想转换的过程中,作为研究者的“我们”搭建了一个共时性的思想舞台,而作为研究对象的诸种“政治哲学理论”则被带到台前。至于在这个共时性的思想舞台上,诸种登台亮相的“政治哲学的概念框架”要演出一幕幕什么样的戏剧,则取决于作为“导演”的“我们”。再者,在“我们”搭建的这个共时性的思想舞台上,作为“导演”的“我们”与作为“演员”的诸种“政治哲学的概念框架”,被置入一种新的互动模式或关系状态中,而在这种新的互动模式或关系状态中,一个新的政治哲学史的研究方式就呈现在我们面前。至于这个新的政治哲学史的研究方式是否无聊和无意义,那要待我们走上一番之后,才能做出判断。

至于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这个新的政治哲学史的研究方式,到底是怎么样的,无疑需要进一步的说明和讨论。首先,这个新的政治哲学史的研究方式,无疑是非“史学式”的,虽然这种研究方式依然致力于对政治哲学史的“学术”研究;作为一种非“史学式”的政治哲学史的“学术”研究方式,它也不再致力于对政治哲学史的历史解释。不过,这里应该说明的是,这种新的政治哲学史的“学术”研究方式,并不排斥“史学式”的政治哲学史的研究方式;换言之,前者不是对后者的“替代”,而是对后者的“补充”,或者说,两种政治哲学史的研究方式之间是共存互补而又相互竞争的关系。其次,对那些在特定的历史时空中出场的政治哲学理论,实施一种思想的“抽象”或“减法”,本身就是这种政治哲学史的研究方式的一个内在构成部分或必要的步骤。而这一首要步骤或思想操作的目的,就是对历史性的诸种政治哲学理论的“纯粹化”,通过这种“纯粹化”,我们把历史性的政治哲学理论转换成“政治哲学的概念框架”。至于这一“纯粹化”的思想操作或理论转换是如何进行的,我们不妨举例说明。比如,对于柏拉图的《理想国》这一政治哲学的经典著作,我们就可以这样来实施观念性的“纯粹化”[20]。我们知道,在《理想国》的第二至五卷的主体部分,柏拉图相当完整细致地构想和勾画了一个“理想城邦”的具体样态,这个“理想城邦”无疑具有丰富的历史内涵,而柏拉图之所以会为我们勾画了一个如此这般的“理想城邦”,也无疑与自己置身于其中的希腊城邦世界的特定历史情景密切相关。但是,不管是这一“理想城邦”的具体样态,还是这一观念构想的特定历史情景约束,我们都不感兴趣;我们既无意辩论这一“理想城邦”是否“理想”,也无意对这一“理想城邦”的具体样态的历史内涵,以及柏拉图的观念构想活动本身,做出一种历史解释。因此,我们就“减去”这一“理想城邦”的具体样态和历史内涵,而把这一“理想城邦”“纯粹化”为一个没有具体规定的“理想城邦”。当然,柏拉图不仅构想和勾画了一个“理想城邦”,而且对这个“理想城邦”何以是“理想的”进行了理论论证。这一理论论证及其理由和根据,毫无疑义也具有相当多的历史性内容,对此我们也照样可以把其中的历史性内容“抽象”掉,再通过对这一理论论证及其根据和理由的“纯粹化”,从而将其转换成一个“论证性的概念框架”。同样,我们也可以以此方式对《理想国》实施整体性的“纯粹化”,并将其转换为一个“政治哲学的概念框架”。再者,对于“纯粹化”之后的“政治哲学的概念框架”,我们可以进行系统的概念分析和理论辨析。准确地把握其中各个概念的含义,呈现其论证理路,辨明其理论论证之根据和理由。但我们的概念分析和理论辨析,将不限于对其论证理路和思想逻辑的追踪和再现,我们也可以进一步,对作为研究对象的“政治哲学的概念框架”进行多方位的理论权衡和理论检讨。比如,作为一种“政治哲学的概念框架”,它是否持之有故而又言之成理,其论证的理由和根据是否充分,它对于“政治”具有多大程度的论证和解释的能力,它是否可以成为我们当下的政治哲学思考可以依赖的一种“概念框架”,它能教给我们什么,它又遗留下了什么需要我们进一步思考的问题,等等。最后,通过对政治哲学史上各种在特定的历史时空中出场的政治哲学理论的“纯粹化”,我们就把它们转换成为诸种“政治哲学的概念框架”,并从而把诸种“政治哲学的概念框架”置入一个共时性的思想舞台。而在这个共时性的思想舞台上,我们不仅可以让它们各自充分展现自己,可以让它们相互之间进行多样的沟通和交流,也可以让它们处于多样的论辩和争论关系之中,让它们在各个层面竞争互动。我们可以让柏拉图与洛克遭遇,也可以让哈耶克与孔丘之间进行思想的交锋。而作为这个共时性的思想舞台的“导演”,我们也在导演与观看一幕幕戏剧的过程中,学习和熟练政治哲学的理论思考及其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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