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极政治文化的替代性价值选择

二、两极政治文化的替代性价值选择

白鲁恂发现，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基本层面存在七对相互排斥的价值观：①平等主义的“义”(egalitarian brotherhood)与正式规范的“敬”(formal respectability)；②忠诚与效率；③对不公的抗议与斯多葛式的宿命观；④自我牺牲与自我扩张；⑤自豪与谦卑；⑥符号主义的力量与现实主义的怀疑和愤世嫉俗；⑦悖论、矛盾与坚定、持续。^[36]它们构成中国政治文化两极——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的主要边界。然而每一对价值矛盾除了相互排斥外，彼此间又都有着强大的内在吸引力，在一定条件下均可成为另一种文化的替代性价值选择，由此形成人们在两极价值观之间摇摆的矛盾心理。无论在精英群体还是普通大众那里，这种矛盾心理均时常通过人们在两极文化间的滑移表现出来。

平等主义的“义”与正式规范的“敬”。一般来说，平等主义的“义”主要属于农民文化^[37]，正式规范的“敬”与“礼”属于精英文化。不过精英们由于“义”所包含的忠诚性质往往愿意将“义”理想化，而农民却常常告诫自己不要被平等主义的修辞所迷惑，更愿意通过正式关系的保护获得安全感。对于正式规范的“敬”与“礼”而言，所有人都认为“获得最终的安全感，必须保持最基本程度的社会距离，而这种社会距离从本质上来自对‘礼’的维护”^[38]。但由于在平等关系和正式关系这两种构建关系的极端形式中，哪一种能提供最安全的保护，往往是不确定的。因此，没有人将平等主义的“义”或正式规范的“敬”视为任何情况下的唯一选择。何者为上，取决于其保护力量的强弱。

忠诚与效率。在中国人眼中，“忠诚是‘义’的信念的延伸”^[39]，而效率往往是一个与忠诚相反的概念。尽管所有中国人都赋予忠诚极高的价值，但由于中国人情感与行为的两分使得人们“普遍认为很难知道他人的真实想法，如何探明忠诚出于真诚而非佯装，非常困难，对其他人的行为是否确实出于真诚，相当地不确定”^[40]。这种时候，效率往往成为一种替代选择。

对不公的抗议与斯多葛式的宿命观。抗议不公一向是大众反叛文化的主题，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精英文化的容忍和赞许。大众通过公开地表示愤怒、声诉其不公平遭遇，满足了弱者以羞辱权威打击强者的心理。精英们则看到了对抗议的容忍在政治上所起的安全阀作用。儒家文化甚至承认，“不仅官员们应该容忍老百姓受到不公平对待时发出抱怨，使官员的行为回归正义之途，他们自己也应该在皇帝行为不当时提出抗议”^[41]。与此同时，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又都对毫无怨言承受不幸的斯多葛式的宿命观表示出敬意。对大众来说，“挑战有权者的智慧毫无意义，搞不好还会有将没有道德的权威的注意力吸引过来的危险”^[42]，明智的做法是听天由命，等待好运降临或者权威对生活秩序的重新安排。儒家传统则劝诫人们控制攻击性情感的表达，承认差别与等级，耐心等待权威主持正义。

自我牺牲与自我扩张。中国文化传统，整体上具有强烈的集体取向。集体取向鼓励牺牲“小我”、成就“大我”的价值观，赋予自我牺牲的理想以极深的敬意。这种自我牺牲的价值观在集体取向尤为浓厚的大众文化里往往赢得无比的崇敬。不过“在自我牺牲的另一头，那些集好运、机智与努力于一身从而发迹的成功人物也能让人持有同等的敬意”^[43]，因为他们依靠其成就获取回报的努力实现了“光耀家庭与祖先的文化义务”^[44]。

自豪与谦卑。以集体取向为特征的传统文化强调中华文明的历史伟大感，重视面子与尊严的维护。同样的主题，在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中却以不同风格表现出来。例如“传统反判文化的理想化领导人以拥有超人权力和善于机变的机敏将自己与凡夫俗子区别开。相反，精英文化的理想化领导人则是一个将伟大掩藏在质朴与谦恭的保护性面纱之后的政治家。当然，反叛的领导人并非不屑于谈及老百姓的需求，但他的合法性更多地建立在他那些超凡脱俗的伟大气质上。……同样，儒家的权力概念也不缺乏伟大感……但是，官僚的风格基本上都是在谦虚与超然中寻求尊严”。^[45]

符号主义的力量与现实主义的怀疑、愤世嫉俗。中国传统大众政治文化赋予符号以神奇力量，相信现实可被公式化的语言和口号的宣讲所改变。^[46]相反，“精英文化蔑视将所谓的法宝和来世因素引入政治的做法，支持理性观念以及现实主义……不相信大众文化里的巫术与其他旁门左道”^[47]。不过这并不意味着精英文化完全不依靠神奇的符号力量。儒家文化“认为依靠道德楷模的力量可以唤醒大众的良知或超我，从而约束其行为，其背后正是出于符号力量大于实体内容的信念”^[48]。而在相信符号的神奇力量的大众文化里，同样对立着强大的现实主义传统。“人们普遍认为，万事都来之不易，任何成就的取得都需要全力投入、辛勤努力以及献身精神。”^[49]这种“矛盾态度让中国人在不知疲倦地工作的同时，又总是疑心自己的命运掌握在别人手上”^[50]，从而对现实持怀疑主义和愤世嫉俗的态度。

悖论、矛盾与稳固、连续。中国人的世界观常常在两极中摇摆。有时“倾向于认为世界总是处于不断地变化中，充满了矛盾和无可预知性”^[51]，有时又“认为世界在本质上是稳定的，持之以恒的专心与努力会得到回报”^[52]，所有问题都有一个单一的最佳答案等。不过中国人并没有为这种认知上的失调(cognitive dissonance)所困扰。中国人不仅可以怡然自得地同时接受几种宗教思想，并且在现实生活中随时以“折衷主义”(eclecticism)的原则调整对生活的态度与行为方式，选择不同的价值观。^[53]

这七对可替代性价值选择，在白鲁恂看来，贯穿于中国历史，并持续到了共产主义时代，不仅构成中国传统大众政治文化和精英政治文化的分界点，还构成毛泽东这一派富有革命热情的理想主义和邓小平这一派富有吸引力的实用主义这两种文化冲突的基础。^[54]他认为，很多情况下，毛泽东的理想主义体现了传统大众反叛文化；邓的实用主义也在诸多方面表现出儒家精英文化价值观的回归。不过必须指出，白鲁恂并不认为可以简单地“把毛主义理解为仅仅是一种以现代形式表现出来的对于传统大众反叛文化的延续，或者认为邓小平的实用主义只不过是中国历史上精英政治文化理性传统的一种复兴”^[55]。他认为，“二者都包括精英文化和大众反叛文化的因素，也都具有创新性和独特性”^[56]。白鲁恂所意图表达的是，“从传统一端到当下，总会有一些独特的连续性因素以各种复杂的方式存在着，同时也总会存在一些引人注目的逆转”^[57]。上述七对可替代性价值观正属于这些连续性因素，在当代中国政治文化中依然显示出特别富有动态性的生命力，并透过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的逆转表现出其内在的吸引力与排斥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