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心理结构的重构

二　“散聚”与“离愁”：文化心理结构的重构

南京是一个伤感的城市，也是一个文人共聚的城市，这里我没有用“荟萃”一词，是因为，1949年前的南京，这个城市一直有一些“文化下人”，甚至文化流氓占据的学术圈子。但是，南京当时的中央大学仍然保持着学术研究氛围，如中国化学学会就曾在1948年召开了第五届中国化学年会。

“查本会订于民国三十七年二月一日，假四牌楼中央大学校友会会所举行中国化学会第五届年会，集化学界同人于一堂讨论今后中国化学之倡导及应用。当日上午九时为年会开幕典礼，特呈请。”^[22]当时的南京，应该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的世界，学术界有可能堪称“世外桃源”，一直以学术研究为本，能如此心定地研究学问是难能可贵的。1948年的南京政府对当时经济的判断也说明这一点：当时的政府成立了一个专业的经济委员会，以试图改变经济凋敝的状况。

一份档案记载了当时国民党政府“政务院”提出了推动经济发展的措施，并就当时的经济形势做了某种分析，从中可以悟出一点道理来。

“我国生产事业本极落后，国民经济向不发达。近十年来，由于外患内乱相继为灾，原有产业迭遭破坏，各地物资不能畅流，以物价日益高涨，民生日益困苦，国家财政也随之日益艰难，同时通货膨胀更与物价的高涨相互影响成为恶性循环。政府为挽回颓势一贯是从增加生产和实施营利两方面配合努力。三十六年度（1947年）因鉴于经济病态的愈趋严重，并特成立全国经济委员会及行后订颁经济紧急措施方案与经济改革方案，以作全盘而有计划的治疗。惟因病势以深，……所作种种努力总竞难收大效，至于如何方能从根救起转危为安则目前正继续筹划进行。兹将一年来经济方面的重大措施分述如左：一、成立全国经济委员会……”^[23]其当时一项重要措施就是“经济计划起见”，“将前最高经济委员会改组为全国经济委员会，以商讨重要经济政策及计划方案并对经济各部门的工作负联系督导之责。该会除本院院长兼任委员长又以本院副院长主计长、中央银行总裁以及经济、交通、农林、财政、粮食、社会、地政、水利、资源行总等各部会署首长为当然委员外……”^[24]。由此可见，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可谓是“近十年来”经济不景气，“民生日益困苦”，很显然，这与政权的更迭是存在着某种必然联系的。

1948年9月中央研究院成立20周年合影，前排右4为蔡元培夫人周峻

在这种形势下，学术界难得的淡定，社会经济发展的凄凉图景肯定是聚散无时，生活无常态。《南京解放》一书记载南京大事记说：“1月19日至20日，国民党政府各机关忙于撤退，大肆裁减中下级公务人员。被裁公务人员2 000余人先后到行政院请愿，要求政府发给返乡旅费和6个月的薪水。”^[25]后在查阅南京民国档案时发现了一个告示，可验证当时国民党遣散公务人员的情况，标注的时间是“元月十七日”，根据相关资料判断有可能是1949年的1月。实际上，国民党忙于撤退，在1月17日就开始了，这个告示的标题是《紧急通知》：“被遣散同仁等于本日午后三时，在本院食堂开临时会议，（关于）疏散费用及旅费太少不敷开支，经大众提议三项如下：一、遣散费请增为六个月（照一月份标准六个月的请增实物如煤炭油米糖请折发代金）。二、请增发旅费一万元（总统府已发，其他各部会已发动请求）。三、本条在未获准前每人请借两万元。以上三项如蒙。贵科同仁同意请准于明（十八日）上午九时举行数位代表到本院食堂开会商讨进行办法。事关同仁切身利益，希勿存观望态度。特此通知。疏散同仁临时团体启。元月17日。”^[26]与此同时，其他相关的部门职工也出现了对遣散费的要求，如“1月25日，邮电职工包围国民党电讯总局局长陈树人和邮政总局局长沈养义，要求发给每个职工5万元应变费，经过一天斗争，局方同意每人先发3万元，其余2万元由工会派代表去上海找总局交涉。”^[27]

1949年前的中国，全国战事不断，中国共产党军队逐步在全国取得胜利，很多城市被解放，农村推行土改，城市里在进行管理与稳定的制度建设。在这个时刻，当看到离散通知时，人们感觉到离散、惜别的滋味，这是一种生活的无奈，也是一种政治无奈。在看这一段历史记载的时候，我有这样一种伤感：当时的人们在经历着离散之后的社会巨大变迁，在为“疏散费”而离愁的时候，如果能够预计到后来沧海桑田的变化，也许就不会为此而奔走呼号了！或许这就是历史的价值，或者换句话说，历史是不能被假设的！1949年前夜的国民党政府和当时的南京人民还预料不到这一年天翻地覆的巨变。

另外一份资料证明了这一时期国民党各机构疏散的情况：这是一份由当时中国共产党地下武装游击队提出的关于南京的情况分析，标题是《南京近况》^[28]，其内容报告了南京国民党政府在1948年11月就开始了人员疏散工作，证明了南京国民党政府已经感觉到大势已去，可谓是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了。当时的报告是这样说的：“南京自从去年（1948年）11月紧急疏散后，一、二级机关如伪行政院、国防部等业已迁穗，空军总司令部已迁台湾，此二级机关之重要档案、会计报表均被带走，留下空房子很多。第三级机关大部留在南京，业务多数停顿，仅维持形式。此级机关原在城外者，多已迁入城内，其因城外原址建筑物有部分被破坏。部分公务员被遣散，部分机关以原经费60%维持，生活较前更苦。”可见1948年下半年国民党政府内的一些官员已经逃离南京，留下的人员生活费用无着落而聚众请愿了。从当时的情况看，这份报告还说，当时留守政府中的机构还很多，如“卫戍司令部仍在。今因李宗仁在南京，伪立法院亦在此开会，宪兵巡逻较前增多，警察机关照常维持秩序，并协助训练自卫队。”李宗仁作为当时的“影子政府”，仅仅是得以苟延残喘而已。就当时的社会秩序来说，表面上虽然仍然在运转，百姓并不知道暴风雨即将来临，城市生活表面照旧，而国民党内部已乱成一团。“京沪铁路仍通车，明故宫及大校场两机场尚完整，不时仍有中航飞机降落。市内小火车照常，私营江南汽车公司车辆往来市区，但班次大为减少，首都公共汽车公司已停顿。由于煤矿困难，公用事业陷于僵局，电灯每三天停二天，自来水常中断，电话、电报仍通用。”^[29]

而在大学里，情况却稍有些变化，爱国学生组织应变会，开明教授梁希、刘庆云等及助教、学生、工友共维校政。

中央大学《应变快报》

1949年4月解放军怀抱难民孩子

1949年4月学生张贴的宣传单

1949年4月坐在城墙下的老妇

1949年前后的中国处于一种典型的，而且是一种突变型的社会变迁中。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曾说过“都市变迁也与历史之演化相互交织在一起”，“都市社会变迁制约了都市实践的各个面相，因此都市社会变迁的理论乃是城市之各种其他理论的基础。”^[30]他提出了都市变迁的四种原因：一是既定社会之统治阶级，拥有机构性权力，根据其利益与价值再结构都市形式（与城市）；二是被统治阶级的社会革命，对城市建设的改造等；三是一个社会运动在既定之空间中发展出的与结构地统治意义相矛盾之自己的意义，即一个新的理论对城市的某些影响等；四是社会改革运动对城市社会变迁的推动，包括工人革命等。张鸿雁教授所著《侵入与接替——城市社会结构变迁新论》第二章^[31]对这一论述有明确的分析，南京1949年的变革也是中国社会整体变革的一部分，是被统治阶级兴起长期革命的结果，这是一种典型的城市社会结构突变，具有社会进步的意义与价值。

1949年逃亡的军官

时间到了1949年，南京市民也意识到了社会的动荡，开始对这种不稳定的时局有了担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