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哲学在当代中国的历史演进

科学哲学在当代中国的历史演进

郑晓松

一

科学哲学有广义和狭义之分。早期人类对宇宙、自然开始进行去神话化和去巫术化的思考和认识时，相应会产生一些具有浓郁哲学色彩的科学知识，广义的科学哲学随之出现，古希腊历史上最早出现的自然哲学可以说是一种广义的科学哲学。在西方，狭义的科学哲学也只有一百多年的历史。“科学哲学发展为一个独立的学科，是19世纪中期前后的事情。休厄尔（W.Whewell）的《归纳科学的哲学》（1847）可以说是第一本专门的科学哲学著作。”⁽¹⁾科学哲学真正形成自己的研究纲领和学术共同体并产生较为广泛的国际影响始于20世纪20、30年代。1929年，维也纳大学的石里克、卡尔纳普等人发表《科学世界观：维也纳学派》宣言，标志着作为严格意义的科学哲学思潮——逻辑经验主义的诞生，而随后维也纳学派在捷克的布拉格组织召开的“精密科学的认识论”国际研讨会，使逻辑经验主义发展为国际性的哲学运动。

广义的科学哲学在近代中国的传播和发展是与新文化运动同步发生的。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等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深受西方科学思潮特别是进化论的影响，他们高举科学的大旗，批判一切旧观念、旧伦理和旧政治，使科学文化在当时中国得到了广泛而迅速的传播。1923至1924年间发生的“科学与玄学之争”开始涉及科学哲学基本论题，其核心是科学的伦理价值问题——科学与人生观的关系。这场论战最终以科学派大获全胜而告终。从民国初到新中国成立，出版的与科学哲学相关的书籍主要有张东荪的《科学与哲学》、方东美的《科学哲学与人生》、罗克汀的《自然哲学概论》等。当然，严格意义上的科学哲学家首推洪谦。洪谦是维也纳学派中唯一的中国成员，1934年，洪谦在导师石里克的指导下完成了《现代物理学中的因果性问题》博士论文，在文中，洪谦以海森伯的测不准关系理论为基础，批评了当时流行的新康德主义的因果观。获得博士学位后，洪谦参加了维也纳学派，之后继续在维也纳大学从事哲学研究工作。回国后，洪谦曾在清华大学、西南联大、武汉大学等校任教，从事翻译、研究和教学工作。20世纪40年代是洪谦先生学术上最活跃的时期，他系统而全面地介绍了维也纳学派的思想，为逻辑经验论在中国的传播奠定了基础。

1949年以后，洪谦继续从事西方哲学特别是科学哲学和逻辑哲学方面的翻译和研究工作。他通过石里克和维特根斯坦的比较研究指出，石里克关于哲学的任务在于澄清命题的逻辑意义的思想，这方面明显受到维特根斯坦的影响，但石里克坚决反对维特根斯坦的“图像说”和“超越论”，因而不能把石里克哲学看成维特根斯坦的翻版。对于20世纪50年代逻辑经验主义所受到的各方面批判，洪谦作为一个坚定的逻辑经验主义者，也作出了自己的积极回应。同时，洪谦也看到了维也纳学派和分析哲学的一大弱点，指出了一个完整的哲学体系既应有理论哲学也应有实践哲学。循着洪谦研究轨迹而比较有影响的是江天骥。江天骥主要翻译和研究逻辑学、科学哲学和英美分析哲学，在20世纪50、60年代，他就先后出版《逻辑问题论丛》（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逻辑经验主义的认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等著作，发表了《批判结构理论的发展与近代科学》等论文，对科学哲学和逻辑学的一些基本问题进行了很深入的研究。

20世纪50年代后，在苏联和中国政治社会发展的影响下，具有中国特色的科学哲学——自然辩证法开始兴起发展起来，并且不断壮大，影响力也远远超过了这一时期洪谦和江天骥为代表的“正统”的科学哲学研究模式。1955年，于光远等人所翻译的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由人民出版社出版。1956年，为响应中央提出的“向科学进军”的号召，由于光远主持、召集一批自然辩证法工作者和对哲学感兴趣的自然科学家，制定自然辩证法十二年研究发展规划；同年6月，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成立“自然辩证法研究组”，于光远兼任组长，这是我国第一个自然辩证法的专业研究机构；10月，《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创刊，开始发表相关论文和译文。1960年8月，在哈尔滨召开“全国自然辩证法座谈会”，这是建国后第一次大规模的全国性自然辩证法学术会议。从1956年到1966年，自然辩证法研究迅猛发展，不仅学科建制、科研机构和刊物等都建立起来，而且翻译出版了一些重要的学术著作，其中有代表性的作品，除于光远翻译的《自然辩证法》外，还有龚育之的《关于自然科学发展规律的几个问题》、《哲学研究》编辑部的《外国自然科学哲学资料选辑》等。这一时期，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成了我国科学发展规划和科学家政策的指导性文献。由于阶级斗争的需要，自然辩证法研究也得到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毛泽东先后几次找于光远、龚育之谈话，并谈了自己对自然界辩证发展问题的看法；一些文章比如《关于新基本粒子观的对话》、《从设计积木式机床论机床内部矛盾的规律》经毛泽东审阅批示后在《红旗》等刊物上发表后，产生了广泛的政治影响和社会反响。“文化大革命”十年期间，自然辩证法的研究基本处于停顿状态。不可否认，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我国自然辩证法研究建立起了比较完整的制度框架，也出了不少成果，但总体来讲，自然辩证法研究的学术思想被意识形态所指引和掩盖。

二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相当一段时间，我国自然辩证法主要是围绕研读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一书而展开，这时仍然把自然辩证法理解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部分，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自然哲学基础。1979年，自然辩证法编写组编写的《自然辩证法讲义》在总结归纳恩格斯思想的基础上，提供了一个自然观、科学观和方法论的“三大块”框架体系。应该说，“三大块”框架体系逐步摆脱了苏联思维模式的影响，同时又结合了我国改革开放的现实国情，充分考虑到作为第一位生产力的科学技术对我国社会生活的影响。在“三大块”的框架下，自然辩证法既包括自然界的辩证法，也意指自然科学理论中所体现出来的辩证法思想，从这一层意义看，自然辩证法是哲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中间学科，当然本质上属于哲学；20世纪80年代后，各种新思潮、新知识蜂拥而至，交叉学科、跨学科和边缘学科研究方兴未艾，这其中，方法论的研究更是一浪高过一浪，“老三论”（控制论、系统论和信息论）之后，又兴起了“新三论”（耗散结构理论、突变论和协同论）研究热潮，受此影响，自然辩证法也开始积极关注自然科学研究过程中的方法论问题，于是，自然辩证法的内涵和研究很自然地拓宽到科学方法论领域。科学方法论的研究以周昌忠、张巨青为代表，周昌忠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就出版了《科学研究的方法》、《西方科学方法论史》等著作，而张巨青差不多在同时期也先后出版了《辩证逻辑与科学方法论研究》、《科学研究的艺术》等，这些都极大地推动了当时科学方法论的研究热潮。

1978年到2000年间，绝大部分自然辩证法研究都是以自然观、科学观和方法论三大块为基础，比较典型的有舒伟光主编的《自然辩证法原理》（吉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邓树增的《自然辩证法》（湖南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陈其荣的《自然辩证法导论——自然论、科学论和方法论的新综合》（复旦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当然也有着重从其中一块来研究自然辩证法的，比如沈小峰、王德胜的《自然辩证法范畴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就是仅仅从科学方法论的角度理解自然辩证法，这其中，尤其深受新老“三论”的影响，该书把自然辩证法的精髓归结为21对半范畴，绝大多数都是直接取材于新老“三论”。除教材外，还发表了大量学术论文。除“三大块”模式外，还有从自然辩证法的发展历史和学术、社会影响切入的研究路径。1983年，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组织编写的《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历史与现状》一书，比较完整地再现了我国自然辩证法研究的发展历程；1988年，黄顺基、周济主编的《自然辩证法史》系统勾勒了从古代朴素的辩证法到德国古典自然哲学，最后到19世纪马克思、恩格斯建立科学的自然辩证法体系的思想脉络，当然，书中还介绍了20世纪以来，自然辩证法在苏联、中国等国家的发展状况；于光远的《一个哲学学派正在中国兴起》和龚育之的《自然辩证法在中国》则强调自然辩证法作为一门具有马克思主义特色的学科，在中国具有特殊的学术地位和社会影响。从学科建制上讲，1981年10月，在原先自然辩证法研究组的基础上，成立了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并于1985年创立了《自然辩证法研究》杂志；1984年，山西大学与山西省自然辩证法研究会联合创办了《科学技术与辩证法》杂志，另外，还创办了《自然辩证法报》（由《自然辩证法研究通信》改名）、《医学与哲学》和其他一些地方性刊物。此外，自然辩证法专业人才培养体制也不断完善，1978年，于光远教授首次在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院招收自然辩证法专业的硕士研究生，1984年，舒伟光教授开始在吉林大学招收自然辩证法博士研究生；20世纪80年代全国开始大规模招收研究生后，教育部把自然辩证法规定为理工农医类研究生的政治必修课，并且延续至今，其意图是想把“三大块”基础上的自然辩证法作为统领自然科学研究的哲学指导，这一制度的确立使自然辩证法的学科地位更加牢固。

“三大块”研究模式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果，但其僵化的框架体系制约了自然辩证法的深入发展，因而也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质疑之一，其思辨意味太重，与唯物辩证法划界不清，很多自然辩证法教材都是依据甚至直接把辩证唯物主义的框架照搬照套：自然观方面的内容基本就是“古代有机自然观”、“近代机械论自然观”和“现代辩证论自然观”；科学观方面则是在辩证唯物主义科学观的基础上展开；方法论基本离不开“分析与综合”、“归纳与演绎”、“逻辑与历史”等。质疑之二，其空泛流于形式，有“大口袋”之嫌，改革开放后，我国开始空前强调科学技术的作用，科学技术与生产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其对经济社会的影响也越来越大，于是乎，剔除纯粹的科学技术理论研究外，只要是从人文社会科学角度思考科学技术，诸如，自然科学中的哲学问题、科学思想史、科学学、科技政策、科技规划、科技管理等都被划归为自然辩证法的研究领域。质疑之三，其政治意味和中国特色太过鲜明，与国际通行称谓不符，自然辩证法这门学科在我国兴起和发展，既带有苏联研究模式的痕迹，又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但其研究内容却随着时代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充实拓展，学科名称与研究内容不匹配的现象越来越明显，在与外国特别是西方国家进行学术交流时，自然辩证法的名称也容易产生误导。此外，从起源上讲，自然辩证法原本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分支，但是，在学科分类时，却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平行，并列为哲学的二级学科，的确有些不妥。有鉴于此，198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在组织修改研究生学科目录时，将自然辩证法正式更名为“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并成为哲学的二级学科。同年，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加入了国际科学哲学与科学史联合会科学哲学分会。

三

改革开放后，我国对西方科学哲学经典著作的译介首先从库恩的作品开始。20世纪80年代初，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0年版）和《必要的张力》（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最早被介绍进来，1981年，还召开了库恩科学哲学学术讨论会，在神州大地掀起一股不小的“库恩热”，时至今日，库恩著作中的一些术语，比如“范式”、“不可通约”和“张力”等依然是学术圈内比较流行的词语。在此之后，波普尔、卡尔纳普、拉卡托斯、法伊尔阿本德、劳丹等人的著作先后被翻译进来，直至最近的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相关著作。通过大量的翻译工作，我国学界对西方科学哲学发展的历史脉络有了比较详细的了解，除翻译西方科学哲学的经典著作外，还翻译了一些西方科学哲学的学科教程，取名《科学哲学》或者《科学哲学导论》的就不下六、七个版本。

大量科学哲学著作的翻译和引进，为我国的科学哲学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较早系统化介绍、研究西方科学哲学的是江天骥，1984年，在《当代西方科学哲学》一书中，他首先从不同流派界定了科学哲学的内涵，然后较为系统全面地分析了从逻辑经验主义到历史主义的发展脉络，这其中，重点介绍了维也纳学派、波普尔的批判理性主义、库恩的历史主义、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法伊尔阿本德的多元主义方法论以及夏皮尔的科学实在论。此书对当初我国学者了解西方科学哲学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同年出版的邱仁宗的《科学方法与科学动力学——现代科学哲学概述》则从另一个角度系统介绍了西方科学哲学的众多流派，不同于江天骥按人物和学派的研究路径，邱仁宗从科学方法、基本观点的视角，比较深刻地阐述了西方科学哲学理论历史发展的逻辑进路和理论之间的内在关系，并对科学哲学的未来发展态势提出了自己的判断。此书清晰明了，是众多科学哲学研究者的入门读物。在介绍性地研究西方科学哲学理论和学派之后，为了学科的发展需要，我国学者编撰了一系列科学哲学教材，这些教材的编写既普及了大量科学哲学的基本知识，又展现了我国科学哲学研究的重要成果。1991年，沈铭贤、王淼洋主编的《科学哲学导论》一书，在介绍西方科学哲学主要流派的基础上，重点讨论了科学哲学和科学方法论的一些基本问题，还从更深层次分析了科学哲学与人类的文化精神之间的关联，应该说，该书较早提供了一个新的结构框架，既有科学哲学主要学派的理论介绍和基本问题的探讨，又从文化这一更大的思想背景中反思科学哲学和科学精神。此后，类似于“科学哲学导论”、“科学技术哲学”的教材先后出版了十来个版本，这些出版物都具有一定的特点和创新之处。1998年，由李醒民、程承斌主编，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以及2006年，由李醒民、张志林主编，中山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科学哲学论丛》的推出，向学界展示了我国科学哲学研究在不同历史阶段的科研成果。

除了从整体上研究西方科学哲学流派和科学哲学的基本问题外，根据国外科学哲学发展的最新动态，演绎出新的理论生长点也是我国科学哲学研究的一大亮点。这其中，最有影响的当属科学实在论的研究。围绕科学实在论的发展及其与反实在论的论争，一些有影响的科学哲学工作者都参与其中，从早期的李醒民，到后来的郭贵春、周昌忠、张志林和成素梅等，先后发表出版了一批有影响的学术论文和著作，形成了一股科学实在论的研究热潮。笔者认为，科学实在论之所以在国内外学界引起如此大的讨论，根本原因在于它关乎科学的形而上学根基，换言之，它涉及科学哲学自身的合法性问题。不论是从西方科学发展的历史轨迹看，还是对科学作形而上学的哲学反思，一种温和的实在论、或者说更广义的涵盖经验的物质实体（甚至微观世界）和抽象的形式化体系的实在论，对于科学哲学的研究是必要的。当然，反实在论研究在我国也大有市场和影响，反实在论的主要理论依据是社会建构论（或科学知识社会学）和建构经验论。20世纪60、70年代，以爱丁堡学派为代表的科学知识社会学把社会学的方法引入到科学哲学的研究中，开始对科学知识本身进行社会学分析，在他们看来，科学知识本身必须作为一种社会产品来理解，从科学探索过程到其内核在利益上和在建制上都是社会化的。科学知识社会学甫一产生，就在西方思想界产生广泛的影响，当然也受到了我国学者的热捧。20世纪90年代后，科学知识社学的主要代表人物巴恩斯、布鲁尔、拉图尔、夏平和皮克林等人的著作被翻译引进来，评介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学术论也大量涌现。当时，科学知识社会学尤其受一些自然科学理论背景较少、喜欢从哲学角度反思科学的学者欢迎，造成这一现象不仅因为我国科学哲学专业人才的培养不太强调自然科学背景，还因为存在以为依托科学知识社会学，可以生发出广阔理论研究空间的观念。建构的经验主义是反对科学实在论的另一理论武器，正如范弗拉森在《科学的形象》一书前言中指出的那样：“本书旨在形成一种建构的观点，以代替科学哲学界最近广为讨论和倡导的科学实在论。”⁽²⁾在建构的经验论看来，科学活动的目的是理论模型的建构，从而在经验上形成准确描述和预见可观察现象的适当理论。除了围绕实在论和反实在论的论争而展开的相应研究外，当代科学哲学中的自然主义研究态势也对我国部分学者产生了重要影响。从1969年奎因在维也纳国际哲学会议上发表论文《自然化认识论》至今，科学哲学的自然主义在认识维度上发生了明显转折：从完全自然化科学哲学，强调认知的个体维度，到接受科学社会学的影响，开始关注科学知识生产和辩护过程中的社会本质，即社会认识维度，最后到将科学理解为实践，在实践中把握科学的本质的实践维度。当然，其共同的口号就是反对将经验科学知识的权威性依附于形而上学的哲学基础上，反对先验论的逻辑建构，主张用自然科学或社会学的经验研究方式对科学知识进行哲学反思。当前，我国从事自然化认识论研究的主要学者有李侠、李淑英等人，但是，由于群体较小，著作论文也不多，所以产生的学术影响也不是很大。

四

科学哲学的发展，除了自身内部的逻辑张力，依循逻辑经验主义、历史主义和知识社会学这些基本历史发展脉络外，还受到外部三个“大环境”的影响：一是科学特别是重大科学理论发展的状况，比如，20世纪上半叶的物理学革命对后来的科学哲学的发展就产生了重大影响；二是哲学主流的走向，比如，随着后现代思潮的兴起及盛行，后现代科学哲学亦成为一个重要的影响力；三是科学特别是技术与社会生产生活的关联度。在我国，除了第三节所述“元理论”式的正统研究外，科学哲学研究越来越呈现多元化的发展态势。

自然科学中的哲学问题研究一直以来都是科学哲学发展中的一个重要支脉。在我国，历时最久、影响最大的当属量子哲学的研究。围绕量子力学中所衍生的一系列哲学问题，形成了一个具有相当活力、且人数较多的量子哲学研究共同体，其中以张桂权、桂起权、成素梅和万小龙等人为主要干将，他们发表出版了一系列有学术分量的论文和著作，把量子力学哲学的研究不断推向新的高度。特别是成素梅，大胆地运用“语境分析法”系统研究至今仍然令众多物理哲学家深感困惑的量子测量难题，讨论并分析量子测量解释与非定域性和分离性等概念之间的内在关联，并试图以测量语境为基底，解决当代科学实在论所面临的非充分决定性论题的诘难。其中，对量子测量问题的产生、研究现状、研究视角和几种解释的系统研究，原创性地拓展了当代科学哲学的研究视域。除量子力学哲学的研究外，近年来，关于生命科学哲学和信息技术哲学的研究也方兴未艾。当然，产生较大学术影响和社会反响的则是从伦理学的角度反思生命科学尤其是克隆技术的哲学意义，从邱仁宗的《生命伦理学》到沈铭贤一系列关于生命伦理的论文，还有其他学者众多相关文章，并且一些从事生命科学研究和政策管理的人员参与，使生命伦理问题得到社会各方面的积极关注。循着自然科学的哲学问题，也生发出对一些重要科学家的哲学思想的研究，特别是那些改变科学发展进程的科学家，比如爱因斯坦。《爱因斯坦文集》很早就被译成中文，并成为科学哲学研究中被频繁引用的文献；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沈铭贤较早发表一系列爱因斯坦的科学哲学思想文章至今，关于爱因斯坦及其相对论方面的哲学研究依然具有不小的热度。

科学哲学研究还深受同时代哲学思潮发展的影响。众所周知，后现代已成为当今哲学发展的主要维度，后现代作为一种广泛渗透于众多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思潮，其对科学哲学的影响不言而喻，后现代科学哲学俨然是我国科学哲学研究的一个热门话题。“目前，国内学术界关于后现代科学哲学主要存在两种不同的理解和界定。一种观点认为，后现代科学哲学是20世纪中叶以后在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后现代性’向科学哲学渗入的结果；后现代科学哲学的生成既有其外部的思想文化因素，也有其内在发展的逻辑必然性。郭贵春、郑毓信、洪晓楠等人即持这一看法。另一种观点以周昌忠教授为代表，认为，西方哲学从柏拉图主义形而上学转变到现象学存有论，标志着西方哲学‘从现代到后现代的转型’；而科学哲学实现从现代到后现代的转型，则是随着从逻辑实证主义和波普尔批判理性主义过渡到库恩的历史主义而发生的。”⁽³⁾对于后现代科学哲学，笔者认为，不能简单的界定为后现代思潮渗透到科学哲学中的结果，它应该从更深层次理解为科学哲学自身发展的逻辑必然。除后现代科学哲学外，根据海德格尔的存在论分析科学，特别是技术的研究方法在我国科学哲学界也有众多拥趸，海德格尔的《技术的追问》这篇文章频率非常高地出现在各类科学哲学的论文索引中。此外，由于科学是现代性的一个基本向度，很多西方哲学家对现代性的论述都绕不开科学和技术，因而对一些哲学流派或者哲学家的科学哲学思想的研究也成为一个着力点，这其中，当属对马克思的科技思想和法兰克福学派的科技批判理论的研究人数最广、论文最多。

当今时代，技术发展的速度已经远远超过了科学，特别是随着20世纪下半叶迅速崛起的以信息技术为主导的新技术革命，社会生活的技术化趋势日益明显。如今，技术已经渗透到社会的各个层面，进入人类生活的每一个领域，并且起着决定性的影响。人们日常的衣、食、住、行、交通、通讯、健康甚至政治、经济和文化，都深深打上了技术的烙印。当代技术最基本的特征是自主性，在这个“技术时代”，技术建立了很多人们赖以生活的规则和社会运转的制度系统。技术在当今社会生活中的极端重要性也促使技术哲学迅速发展起来。近些年来，我国技术哲学发展势头很猛，三大专业期刊发表的技术哲学论文也非常之多。概括来说，技术哲学主要呈现两种研究态势：一是为了学科建构的目的，从纯粹理论上梳理分析技术哲学的内涵、基本范式和框架体系，这一研究主要以陈昌曙、陈凡为代表，陈昌曙的《技术哲学引论》、陈凡的《社会技术哲学引论》、《解析技术》等论著，为技术哲学的学科建设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二是社会、文化和政治等多重视角的技术哲学研究，与科学相比，技术一个最突出的特点就是与社会诸要素有更密切的相互依赖和相互作用的关系，围绕这一问题，就产生了以工具论、社会决定论（或价值决定论）和技术决定论为主要观点的论辩，当然也有很多学者认为技术与社会之间并不是一种因果对应的简单决定论关系。⁽⁴⁾在社会决定论的背景下，从文化观念、政策管理等角度反思技术的论文较多，但前者往往过于哲学化，陷入比较空泛的思辨之中，而后者更多是从制度化层面比如政策、管理来讨论科学技术的社会发展，因而似乎有偏离科学哲学之嫌。由于理论研究的生长空间有限，持技术决定论的学者大多翻译、评价国外相关哲学家的思想和观点，尤以埃吕尔和温纳的技术自主论最为流行。值得一提的是，近些年，通过技术哲学的引申研究，工程哲学也开始兴起来，但是自2002年李伯聪出版《工程哲学引论》开创我国工程哲学研究先河以来，我国工程哲学的研究大多依然局限于两个方面：一是纯粹抽象的理解，把工程看作是人类一般的改造自然的物质实践活动；二是偏离了哲学的视角，转入工程社会学的研究维度。

由“李约瑟难题”引发的中国文化与科学技术的讨论也是科学哲学领域（甚至科学界和社会民众）关注的热点。除直接研讨“李约瑟难题”之外，中国古代到底有没有科学技术、中医是否科学一直以来都引起了多方论争，但至今仍无定论。在笔者看来，导致争论不休的根本原因是没有对科学与技术进行严格区分。今天，科学与技术联称“科学技术”，已成为现实生活中的习惯用语，这有其合理性。但在文化和哲学层面上，必须将它们区分开来、分别对待。技术是制造活动和制造物，而科学是知识观念系统，科学与技术的文化和哲学本质是不同的，科学与技术不加区分的使用，往往会使我们面临“李约瑟难题”式的悖论（中国古代的技术曾经遥遥领先于世界，但科学精神和科学思想却始终处于萌芽状态）。此外，科学特别是科学精神，包含一定的文化普适性，而技术作为人的一种在世方式，并没有一个超越文化界限的统一标准，不同文化传统中产生的技术具有不同的合理性标准，比如，中医技术和西医技术就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性，中医最基本的诊断手段是望、闻、问、切，而西医则借助于各种仪器，通过各种测量、化验和定量分析来进行诊断；中医的草药虽然经过了晾、晒等工艺，但它直接取材于自然界的各种植物，而西医的药物完全是经过化学的方式人工合成的。中医和西医的差异，从本质上讲是中西文化的差异，因而不能以现代西医的范式和标准去断定中医的科学性。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

【注释】

(1)江天骥：《当代西方科学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

(2)【美】范弗拉森：《科学的形象》，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版。

(3)刘高岑：《国内后现代科学哲学研究现状述评》，《哲学动态》2003年第8期。

(4)朱葆伟：《技术哲学研究综述》，《哲学动态》2001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