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包括城市土地利用在内的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西方哲学主要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即“人类仆从主义”、“人类霸权主义”和“人类共生主义”阶段。
在人类社会的早期到现代科学出现之前，人类对自然和社会的认识非常有限，在受到大自然的威力和作用之下，人类认为大自然具有神灵的本质，神灵主宰和统治着世界及其世上的一切生灵，人是高高在上的自然界诸神统治和支配对象，是客体。古希腊神话中，宙斯（Zeus）是众神之神，地上万物的最高统治者，治理天和地；狄俄尼索斯（Dionysus），罗马又称巴古斯，是植物神；波赛东（Po‐seidon），是海王，海洋和水域的一切主宰；德墨忒尔（Demeter），是谷物和大地女神。世界上各民族都有自己的神话传说，马克思认为“神话是通过人民的幻想，用一种不自觉的艺术方式加工过的自然和社会形态本身。”神话反映当时人们的世界观，把自然界视为人和人类社会主宰者的历史时期，是“人类仆从主义”哲学观形成和发展时期。
在人类和自然界的长期交互中，人类积累了越来越多的知识和技能，发明了越来越多的利用和改造自然的工具和手段，对自然的认识能力和掌控能力不断增强。到十七世纪，出现了经典力学、天文学、数学等所谓“精确科学”的现代科学。现代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人类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人类感到自身力量和欲望在无限膨胀，迫不及待地把自己变成自然界的“统治者”，无所节制地开采资源和无所顾忌地干预甚至破坏生态环境。此时人与自然的关系颠倒过来，哲学观念也颠倒过来，从“人类仆从主义”变成了“人类霸权主义”。
人类霸权主义通过哲学观念表现出来，主要有笛卡尔—牛顿的机械论哲学观、经济主义哲学观、个人主义哲学观、科学主义哲学观、人类中心主义哲学观等类别。这些哲学观共同特征是：人类是世界的主体，其他一切生物和自然界是客体；人类的存在、动机和行为具有内在价值，自然界和生态系统没有任何内在价值，最多只是满足人类需要的外在价值；人类具有征服自然的无限能力，为了自己的目的和利益可以不受任何限制和约束。
人类霸权主义是对人类仆从主义的否定，却走到了另一个极端，一个对人类自身生存发展基础和自身价值否定的极端。人类霸权主义指导下的人类行为，在创造大量财富的同时，也带来了有限资源的枯竭和环境破坏、生态失衡等直接影响人类生存发展的巨大危机。
随着20世纪60—70年代现代生态学的兴起和现代工业社会对生态环境破坏的加剧，西方学者开始将目光转向生态学，将解决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各种危机以及人与自然的危机寄希望于现代生态学。在此背景下，出现了西方的人类中心主义和自然中心主义（非人类中心主义）的激烈辩争，产生了生态哲学。
生态哲学在本质上强调人与自然的依存关系及价值平等关系，突出了人与环境及整个物质世界的共存、共生性，实质上是人—社会—自然关系上的“人类共生主义”世界观、方法论及伦理学。
从人类仆从主义、人类霸权主义到人类共生主义的演进，是人类智慧和人类人文精神发展的航标。
人类仆从主义反映出人类对大自然的敬畏，感受大自然的恩赐，渴望大自然善待的丰富想象力。人类霸权主义使人类社会走向探索自然奥秘和利用、征服自然界的自信，展示智慧的升华和能力的跨越式提升，现代科学技术的兴起和工业文明的迅猛发展，为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使人类进入了一个自信而丰腴的世界。没有现代科学技术和工业文明的发展，就很难想象人类会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从哲学的演变来看，没有现代科学就不会有现代生态学，生态哲学就不能产生。换言之，人类霸权主义是人类智慧和自信的不太成熟的表现，也是一个不可避免的恣意妄为阶段。
人类霸权主义哲学观具有自身固有的缺陷：
（1）它所依据的科学技术理论是阶段性的，存在机械、片面性；
（2）它的心态从自信走向了盲目自信，在伦理道德上存在被利己主义扭曲了的准则和教条。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表现为对自然资源的粗放利用、掠夺式开采和对环境的随意破坏。在人类社会内部关系上，直接和间接地表现为国家霸权主义、民族霸权主义、人文霸权主义和极端利己主义等。人类霸权主义的哲学观，由于其智慧缺陷和道德扭曲，几乎带来与物质、精神财富同步增加的自然生态危机和人类社会危机，或者至少是这些危机的深刻根源。
生态哲学观在人类困惑与反思中出现，标志着“人类共生主义”阶段的到来。这是西方哲学思想的转向，但不是“第一次”而是“第二次转向”。这种转向既是人类科学技术发展的结果，也是人类对自己生存发展危机的反思，更是人类道德精神的进一步完善。其意义和作用表现为：
（1）人类智慧得到提升，新理论和新技术得到运用；
（2）人类道德水平进一步提高，伦理价值体系更臻完善；
（3）为正确处理人与自然及生态环境的关系提供了指导；
（4）为解决各种社会矛盾和危机提供了新的思维方式和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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