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式意义与具体意义的理论

他者性的两种表现：拟像和实质，不是交流和公开仅有的意义概念化。两者需以某种方式统一起来。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皮尔斯的两种方法代表着权威或来源，这并非偶然。然而皮尔斯作为一个彻底的现实主义者，其所有“效度要求”来自于经验。此种现实主义有破坏两种思维形式的“原则”的潜力。拟像理论沦为形式主义时与现实主义不相符合，自立性理论承担着形而上的风险。在符号实用主义中，第三因素进入等式，即未加工事实，不是因为真实世界在那里，而是用作对认知过程的纠正。但又在哪里和如何能使认知整合未加工事实呢？因为相应的原因，上述理论没有一个意图更不用说成功回答这一仅在现实主义语境下出现的问题。经验服从于并能够具备方法论素质，尤其有益于公共舆论主体。其他原因包括允许演员视角进入研究方法。演员若缺席，舆论几乎不可避免地仅被用作一个超验概念：一个没有任何认知价值的概念。这样在符号实用主义的还原，却被拒绝成为原则，因为每个符号使用都包含一般性与可能性的连续关系。在以下论述中我们会循着这一线索，但不是在收获两种方法——拟像和实证的果实之前。

我们发现，我们的对象本身——仅在非他者情形下可观察到的他者，和对待自然的观察态度截然相反，好像在直接掌握内。对象化的多样性对于认知实践结果影响深远。这又转而意味着客观性可以作为认知分配法得到推广。因此，客观描述符合于两种根本不同方法：描述的（历史编纂的）和形式的。媒体现象是什么、如何、哪里可被观察？如果亲眼所见不是对象所期待的；相反，如果该对象仅是由媒体以某种方式所表达，那么我们需要一种不直接的观察方式。在传播学框架下，拟像通过观察历史偶然事件（e．g．电视实践），试图获得一般的（认知）。另外，如果可用同种方法，为了防止武断，它必须打算让这一认知客体可被证伪。如果不能首先假设意义是无可置疑的，这些叠加的要求是不可想象的，更重要的是，不能将意义形式化为可再生对象。无论谁将意义概念化都必须意指意义形式，而不是个人使用，或甚至是所有人使用的总和。这一洞见原则上由符号学和符号化分享，即使他们从中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符号的中心定义是其表达，其他一切据此而转移。

为什么意义需从形式上来掌握？答案是：因为普遍性，只有如此才可能把握意义。在任何内容出现之前，如果沟通有可能，意义必须是任何人可处置的，进入与分配世界的方式。除了广泛以符号理论为基础外（后再述），是否这形式如符号学声称的必定是语言却无法确定。目前，解决问题可收获的是假设意义作为形式而非作为心理状态（是社会科学现象学传统的趋势）而呈现。另外，衍伸条件是意义形式和其性质不同，以便通过操控形式产生不同意义。

但是通过什么形式我们可以产生意义内容？形式仅是间接方式突破现实进入行为和潜能，形态和材质等原则吗？形式作为本体论概念无法逃避这些问题，但我们这里研究对象是意义形式，实际上不是重铸亚里士多德宇宙物形主义本体论的存在形式。意义作为一个概念，并无意比现象更具穿透力。没有认知干预，它就没有能力分析自身存在。意义接受世界自身呈现的样子，而不争取一个自在的世界。还有一点和本体论形式主义本质上不同：我们仅能从意义的具体内容来感受意义。因而意义形式只能是从具体内容抽象而来，且不是实际存在无法体验的形式。两种现存的抽象模式是以单元形式和以总体形式。前者以“从下”的方式，即从最小单位以最低限度来塑造不同意义。后者以“从上”的方法来推导，即从总体形式来规定每一项具体意义。因为探究总体形式不是一门像语言学、结构诗学那样的具体学科，没有单位（句法或语义）或组合规则可辨识意义形式。水准最高的抽象是一个总体抽象形式即三元符号关系概念，具体的总体形式随历史和文化而发展。符号关系和其分类理论上代表逻辑视角，它们是偶然的而非超验的。一旦他们开始存在，它们就能够强制预先决定任何影响到的意义。就其本性而言，在理论上掌握总体形式非常困难，除非有人有意沉迷于历史哲学。倘若人们将之看作一个社会的世界观，语言（langue）意义上的语言也是意义的总体形式。在总体抽象中这已成为习惯，语言哲学传统可上溯到赫尔德、法兰兹·鲍亚士和韦伯，并往下衍伸到哈贝马斯。语言可以意味着具体的世界观，比如古代世界，但即使是古代世界观也仍是一种意义的总体形式。世界观作为一个形而上术语，被用来赋予总体形式，然而，通过理念和形式，人们可以区分各类异质世界观。没有形式概念，人们只能看到混乱、不一致的现实，各霸一方、各察其境，但是甚至激进的构成主义都并非如此相对。以形式交换“观点”为核心概念，人们却可能进行回溯探究或拥有世界观：探究构成原则的总体意义。符号学明确那种抽象对构成意义有兴趣。相反的是，仅有世界观无法进一步拓展，只能走向相对的集体主体，一种集体主观性的角度。

从历史、文化角度看这些总体意义形式是不言而喻的，想选择而不能，而某些直接强制的预先决定横行。在语言使用方面，人们仍然可以，也必须选择词语，但某种文化形式似乎甚至连这一点也要取消，历史上我们就在其中。在这近乎自动预定意义的领域里，和意义相关的选择只在原则上有可能，比如决定承认钱为钱，所有事物都有其“价值”。我们在稍后会查看公众舆论的决定，影响很大且涉及重大意义。形式概念在意义的实用主义理论框架下，将允许我们把公共意义和其他形式意义区分开，比如宗教机构意义。舆论被认为是一种总体的前形式（普遍）意义。但它已成为形式意义，而非自在的超验主义意义（每事皆有意义和后果，因此，意义变成没有区别度的概念）。此外，该意义没有强行有必要。然而，一旦“它”在那里，任何事都要服从于它特有的两极分化模式。如此分化，比如宗教不是公共就是私人事物。“罪”是私人行为，而“不诚实”留给层次结构中的公众人物（新闻批评的一般化的惯用语句）。“无可指责的无罪”（或是精神模范的榜样示范）也是积极意义上的一种非罪的公开对应物。一般来讲，一旦公众舆论形成，个人内在显示的忠诚和私人信仰就变成强加的选择，其中就有宗教机构。

抽象形式和历史偶然如何相一致？抽象和具体意义并非相互排斥。两个概念是互为条件，必要的劳动分工。在实用主义－符号学形式中，该分工自我呈现两个不同问题。最终结果是，这一问题与规范科学和简单描述科学即皮尔斯所说的“现象学”（ideoscopy）有关。形式作为逻辑抽象，只能意味着规则。如果总体形式理解为规则，才有可能描述为一般规则的具体化或应用，进一步的历史意义汇集。我们的主题导向发现和描述了两种相互区分的意义元形式：公共舆论元形式和绝对君主神权的元形式。这两种形式相对抽象，但它们同样是历史的偶然。在各自的时代，两种形式不言而喻，但每一种形式同样在对方的时代令人无法理解。用孟德斯鸠的话来说，横在两种形式力量之间的深渊仍然会被感受到（后详述）。

形式手段构成了符号学和理性导向理论的差异。如果舆论可被分析总体意义，那么，对其方法论的掌握变得很关键。当然符号学不是仅有的竞争者，自从哈贝马斯在其公共性理论中将理性程序两极化后尤其如此。此外，他用此概念描述了媒体系统约束的负面特点。该途径的先决条件和方法论后果已被论述，后面我们将显示比理性更富成效的基于符号的手段。

在公众舆论中，最高文化层面的总体意义也要归功于文本运作。和小说的便利比较呈现在这里：小说本身的虚构世界紧凑连贯，貌似可信，它依赖于分解明确行为。在一些文学理论中，这一“在两种交流解读之间”世界（维因里希）和阐述相关。该操作将叙说者的世界（评判）和叙述世界（叙述）分隔开来，依次被激发、模仿伽达默尔游戏中的“美学分化／非分化”。大众舆论形成一个类似世界。该世界的特别之处却是并列大于替代：我们无须决定是否潜入叙述世界，正如玩游戏或读小说一样。“舆论”文本是对意义的处理，它位于两个平行的同步世界，但同时又被尘世舞台的虚拟乐池分割。如果指导概念是“理性”而非论域，通过分解操作，会失去与其的关联。

从分析公众舆论的客观性得出实际的方法论结果，我们现在可以假定基础门槛，低于此，就无法掌握对象本身。这一可与现象等量的方法必须至少满足三个要求：第一，不将公众舆论称为没有意义的自然现象，而是在方法论上限定其本质完全由意义决定；第二，将意义分析为形式而不仅描述其历史；第三，从操作中决定功能和规则（不作为格式塔或已给定）。在批评传播学某些一般化方法和讨论其他可能的候选后，我们必须做出选择。皮尔斯的符号理论（或以其术语理论语法）满足了这些方法要求，也因此在社会科学被称作“符号方法”。其他方法可能也符合要求，但我们不会进一步追问。我们会着力发展我们自己的符号分析方法，并围绕公众舆论对象。符号叙述方法已被用于这一主题，其优势是能够同时正规化和体验化。

有人可能表示反对，认为人们无法从形式方法上学习新东西以及认知经验。的确，形式本身只是一种抽象，但这种情况对于我们的对象来说有些特别，因其并非经验对象。意义的所有纯粹产品、所有认知实际上是理解。只有在类型、理解典型的帮助下这一切才成为可能。此种理解从不对新奇经验感到奇怪，即使到社会意义的先前理论必须被反转的程度，这也是事实。然而，“经验”学习这一点已被描述为“社会学变量”，或者“变量范例”（阿尔伯特1997，1149），习惯上（预见性地）呈现它们令人惊奇的结果。社会意义总是已被人理解，是其功能的先决条件，这一事实也必须是方法论的重要部分，同时必须保持开放以发展新的理论洞见。

要认真对待异议，问题在于普遍要求的方法在原则和推测上都已经预见一切，目前它成为仅是形式方法的决定性因素。皮尔斯的“符号理论”并不意味着一旦它变成具体意义，形式意义就没有惊喜。形式意义仅是意义的可生产性（但必须在原则上有可能），然而此意义可能采取任何形状。若有具体形状，它就吸收可被描述的个别案例，若没有，祭坛上意义盲目客观性的祭品，在描述中人们已领会这层意义。这一方法论正确地在不同程度上已进入社会和传播学主流。对于我们来说，它允许公众舆论的形式分析，参与决定意义，进而决定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