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研究范式的演进

人类在近3 000年的翻译探索与实践中，对翻译的认知经历了由点到面，再由面到多维立体的过程。也就是说，从着重琐碎的语言技巧，到着重整体的语言系统，再到着重语言系统之外的多元文化系统。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翻译研究逐步突破语言学、哲学等传统学科疆界，向文化学、政治学、生态学等意识形态领域扩张，各种翻译理论与思潮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翻译研究的跨学科视阈从来没有如此广阔。如果说传统的翻译研究是自闭在一所房子里面，仅仅囿于语言本身和语言系统内部的分析，那么，近三四十年来的翻译研究就像是打开了这所房子的一扇巨大窗户，译者和翻译研究者就像是这所房子里的主人，把目光从语言内部和文本里面收起，转身眺望窗外的巨大空间与世界，试图看清楚外面的世界与屋子里面的语言及文本的真实关系。

这样一来，对等理论、结构主义、交际理论等以语言学理论为基础的翻译研究范式就逐渐被边缘化，并随之被多元系统理论、目的论、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生态学等非语言学翻译理论学派所挤压。翻译理论的研究重心不断地被转移，翻译研究的视野不断被突破，意识形态因素成为翻译研究领域的主要关切点。操纵学派代表学者勒弗维尔的翻译观点典型地说明了这种转向。他认为，翻译无异于文化改写，制约翻译的因素主要不在语言本身，而在于语言之外的其他因素，按重要程度可排列为：意识形态、诗学、文化万象与语言^[1]。这真是一种翻译观念上的巨变，勒弗维尔在人类对翻译探索了近3 000年以后，却认为语言是翻译中最不重要的问题，因为有更重要的问题需要优先考虑。在他看来，翻译与其说是知识与智力的问题，倒不如说是权力与操纵的问题。看来，翻译研究已经走得太远，语言与文本被学者们抛离了探索翻译的视线与焦点，而这又会把翻译带向何处呢？

那么，翻译究竟是“忠实”（faithful）的，还是“自由”（free）的？是竭力贴近原文（形与神），还是力求满足目标语读者的意识形态和诗学期待？按道理讲，译者不仅是作者作品的译者（尊重原文事实与作者个性），也是译语读者的译者（保障译语读者的认知权利与阅读期待），更是译语社会的译者（维护译语社会道德与规范），因而担负着三重责任与义务。所以，翻译是难的，也是难以做到完美的。翻译应体现其功能与目的，功能是传达信息，目的是服务读者。翻译又颇具时代局限，面对原文本，译者首先是一个读者，一个“历史某个当儿”的读者，对原文本的理解存在时代性、局限性，自然不会有像原语读者阅读原文本一样的感受；在翻译成目标语时，只能是译者理解意义上的贴近原文，而不是事实上的贴近原文。译本的读者也是“历史某个当儿”的读者，客观上对翻译存在时代性需求，也存在时空性阻隔，对译本的阅读反应也不会有像原文读者一样的感受。所以，翻译其实就是译者在具体历史境遇下的态度或选择，一种动态的适应与选择，是译者游走在历史某个瞬间的理解与反应。正像列维所认为的那样，翻译并不是遵循、运用规则的过程，而是进行选择的过程^[2]。选择什么样的翻译材料（原文本），采取什么样的翻译策略，使用什么样的翻译技巧，这些都会体现出译者受自身所处时代、社会、文化、观念等方面的束缚；或者说，翻译就是译者所沐浴的社会观念及其个人素养的综合反映。翻译的使命不是要译者固守自身或社会的既成习俗和观念，但有时译者却不期然促成了这样的结果。

因此，无论何时，翻译都不单单是两种语言符号之间的转换游戏，译者不会在真空中完成翻译的使命，而是始终都在受目标语文化的影响与制约。勒弗维尔认为，翻译的过程是两种语言在两种文学传统的语境下发生碰撞，译者周旋于两种文学传统之间，心中有一定目的，按自己的主张进行翻译，不可能是中立的、客观的^[3]。按照他的解释，翻译根本就是一种文化选择。这也许能部分地说明，为什么翻译从来都是一件无法统一的事情。

在历史的跋涉中，译者与翻译研究者历经无数探索，形成了林林总总的翻译理论与方法。翻译研究从古代文艺学与语言学的二元方法论，到近、现、当代的哲学、文化、政治、生态等意识形态突显的多元方法论，令人眼花缭乱，倒也耳目一新。奈达基于功能与效果的考量，把翻译划分成字面对等与动态对等；韦努蒂基于对文化战略的考量，把翻译分成了归化与异化两大策略；纽马克基于功能与交际的考量，把翻译分成语义翻译与交际翻译；巴斯奈特、勒弗维尔基于文化与意识形态的考量，把翻译定义成操纵与改写；赛义德、斯皮瓦克等基于政治与殖民的考量，把翻译理解为强权与殖民行为；胡庚申基于翻译外部环境的考量，将翻译定格为译者的多方适应与选择等，真是令人眼花缭乱，以至于有学者叹问，“理论对译者有用吗？”（Can theory help translators？）英国学者查斯特曼（Andrew Chesterman）和瓦格纳（Emma Wagner）针对这个问题展开了象牙塔与语言工作面^[4]之间的对话。当然，谁也不能否认理论对实践的重要指导作用，但我们又不能仅仅阔谈其指导作用，还应重视理论对实践的认知、解释与感悟作用。理论与实践像一对孪生姐妹，无法割裂：一方面，实践不可能不上升到意识层面的认知；另一方面，认识层面的判断不可能不再付诸实践检验。但我们应该认识到，当代的翻译理论研究与实践之间的脱节危害，理论依然没有摆脱高高在上的姿态，即理论研究者过于侧重理论本身的研究，而实践者（译者）过于侧重自身的实践（实际工作任务），对理论的指导作用处之漠然。

要厘清翻译理论与实践的关系，还需弄清翻译理论与译者实践之间的关系，对翻译的功能、目的、类型、策略、译本读者、译者素养、翻译工具等问题更是不能忽视。拿文本类型来说，当前国际环境下，译者的实践行为大多侧重于应用型文本，而翻译研究者的理论视角似乎还不能说切合了现实中译者所面临的翻译实践的变化。对译者来说，理论应该是实践可依赖的，可以具体指导翻译实践、解决翻译实际问题。尽管自英国学者图里（Toury）界定规定性和描述性翻译研究类别以来，学者更趋于翻译事实与翻译现象的研究，但翻译的规定性研究模式并不能从此被抛开，被弃之不理；因为如果这样的话，翻译研究就会滑向另一个极端。翻译的规定性研究模式某种程度上说侧重的是翻译理论的指导性层面的探索，它与侧重翻译实践的事实性层面的描述性研究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而是互依共生的关系。正像瓦格纳（Wagner）所提倡的，“在更好的描述的基础上建立更好的规定：产生更好的指导”（Leading to better guidance：better presription based on better description）^[5]。

的确，无论怎样研究翻译，无论怎样对翻译研究分类，无论创造出什么样的翻译理论与方法，站在研究者自身的视角，观点都站得住脚，但就个体而言，都只是一个视角或一个切面而已。它们注定只能成为翻译研究这个整体当中的一部分，甚至像是每个盲人摸到的大象的那一部分，所以，注定只能成为人类翻译研究海洋中的一朵浪花。面对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地域，不同的群体，翻译只能是不同情景中的需求；译者面对不同文类的文本，任何理论与方法都可能是“旧药”，难以医治“新病”。毫无疑问，只要人类的语言依然是丰富多元的，人们就不会停止对翻译的实践与探索，并不断会有新的理论与观点产生，以满足时代、地域及群体需求。而无论任何时代的翻译，都不会是译者非左即右的单一取向与选择，而是适合“时令”而做出的灵动适应与调整。毕竟，翻译只是人文科学，它不同于自然科学的严密逻辑与实证性质，我们无法规定翻译的模式、程序和步骤，译者无法成为流水线式的操作员，在规定时间内整齐划一地完成某个翻译任务。面对原文本，译者若仅仅是传达其中的信息，那无异于一台翻译机器。因为，人是情感动物，需要情感共鸣；人是审美动物，需要“美”的浸润；人是文化动物，存在观念惰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