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从20世纪末到现在，关于市场化与全球化给中国国家治理带来的现实风险，在理论层面主要有“转型崩溃论”与“结构适应论”两种不同争论。针对上述关于中国国家治理的两种争论，转换成现实问题是中国国家治理模式的转型与发展逻辑的转换，即从缘起于革命年代、定型于改革年代的中国国家治理模式与发展逻辑关系具有典型的结构性依赖特征，能否成功建构国家治理的制度性认同决定了中国能否有效完成现代国家的建构。
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发展逻辑_国家治理现代化丛论
丁长艳[1]
从世界文明发展进程看，现代化已经从简单阶段进入复杂阶段，现代政治风险容易将国家治理带入更多不确定性中，个人、组织、社会与国家如何实现不同程度的自我保护，个人认同与社会认同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这都是现代国家治理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随着信息化技术日益渗透政治生态，重塑了权力、权利与民主的关系，国家治理形态及其结构也发生本质变化。从政治发展角度看，权威理性化、结构分化、政治参与扩大是现代政治生活的主要特征，并成功地建立起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治认同。从20世纪末到现在，关于市场化与全球化给中国国家治理带来的现实风险，在理论层面主要有“转型崩溃论”与“结构适应论”两种不同争论。前者认为，局部危机容易导致国家治理的全面问题，就中国的国家治理与执政能力而言，中国共产党不一定是处在即将崩溃的危险中，但是它却面临严重的治理危机[1]；后者认为，中国国家结构仍具有相当程度的弹性与适应性[2]，两者聚焦的核心问题是中国国家治理的可持续。
针对上述关于中国国家治理的两种争论，转换成现实问题是中国国家治理模式的转型与发展逻辑的转换，即从缘起于革命年代、定型于改革年代的中国国家治理模式与发展逻辑关系具有典型的结构性依赖特征，能否成功建构国家治理的制度性认同决定了中国能否有效完成现代国家的建构。从应对国家体系的外部风险与解决内部问题两个角度出发，本文认为，中国日益融入全球治理的进程，越来越需要建构稳定的制度性认同，支持现代国家治理需求的发展趋势，一个具有“合法性、透明性、责任性、法治化、回应性、有效性”的国家治理体系是实现与维护公共利益的基本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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