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体性思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

整体性思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

靳书君^[1]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具有整体性的历史进程，要从根本上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问题和基本规律，就必须用整体性的观点和方法去研究它。新时期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前进中历经时代发展的不同阶段性特征，面对实践提出的各种重大的根本问题，涌现出一代又一代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但理论发展的阶段性和理论范畴的相对性丝毫没有割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只有用整体性的观点和方法去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角度去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才能够全面地、深刻地、准确地整合改革开放以来党的理论创新成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了和中国化着的与时俱进的过程，既不会一蹴而就，也不可能一劳永逸的，而是通过理论的传播、丰富、创新、飞跃等从初级到高级多种发展形势，逐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形似”上升到“神随”。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依照中国社会历史的实际进程创新马克思主义原初语境的理论逻辑，形成自己的理论逻辑，以中国实际为起点重新实现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并遵循新的理论逻辑解答中国社会的重大时代问题，实现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主题的中国化、主力的中国化和主体的中国化，形成新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性飞跃。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近30年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把马克思主义的立足点从“物化的人”转到“智化的人”，或者说从“从物出发”到“以人为本”，抓住了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改变了马克思主义原初的理论逻辑，即从生产资料公有制→增加财富→人的自由发展，调整为市场竞争→增加财富→人的能力发展→财富充分涌流→人的自由发展。沿着新的理论逻辑，我们党创造性地探索和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依靠谁来发展”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问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实现了主题的中国化、主体的中国化和主力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完成了深层的理论逻辑转换和理论体系重构，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发生了第二次历史性飞跃。

一、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主题

邓小平同志说：“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研究和解决任何问题都离不开一定的历史条件。”^[2]新时期之所以“新”，首先是出现了新的历史条件。而推动世情、国情、党情发展变化的最深层动因，是世界范围内生产力内涵发生了质的飞跃。江泽民同志指出：“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是一个生产力飞跃发展的大阶段，从工业社会到信息社会又是一个生产力飞跃发展的大阶段。”^[3]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新科技革命推动了以知识创造为基础的新经济形态的产生和发展，信息技术和知识经济改变了生产力的内部结构，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成为先进生产力的主要标志和集中体现，支撑生产力运行的基点由生产资料向生产者的知识和创造转移，从物向人转移，人成了生产力中最活跃也是最重要的因素。生产力的飞跃发展第一次使马克思预言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成为可能，这种可能在其现实性上表现为知识财富能够实现个人所有制和社会所有制的统一，如果采用符合实际的经济体制，个人的全面发展可以产生巨大的社会生产力，创造的社会财富会远远多于其消费的社会财富，人与人之间在知识和创造方面竞争的结果就可能是共同富裕，而不是两极分化。根据变化了的历史条件观察和处理中国的实际问题，就必须瞄准世界先进生产力发展的趋势，针对我国生产力不发达的实际，把握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道路。实践证明，过去的计划经济体制通过和生产资料公有制相结合，在新科技革命以前满足人民群众基本生活需要方面是成功的，而生产力的基点由生产资料向生产者转移，动摇了计划体制赖以发挥作用的物质基础，越来越不能吸收和容纳新科技革命的成果，以提高和满足人民群众全面发展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不改革原有体制的弊端，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群众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

在深刻分析国情的基础上，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就是我们的中心任务。”^[4]根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和需求的矛盾，中国共产党人把通过发展生产力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作为中心任务，把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逐步改变用手工半手工、机械半机械搞饭吃的状况，推动生产力水平的跨越式发展，提升人民群众的需求水平和层次。邓小平同志指出：“为了发展生产力，必须对我国的经济体制进行改革，实行对外开放的政策。”^[5]“国与国的情况有很多不一样，各有各的特点，各有各的发展体制。当然，我们要研究他们的经验，但是不能简单地吸收别人的经验，要根据自己的条件来决定。”^[6]我们党根据自己的条件探索和选择适应以知识和创造为基础的先进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目标模式，把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一般市场经济运行中生产者之间对物质财富的竞争导致两极分化的趋势，开始让位于通过知识和创造方面的竞争达到共同富裕的趋势，使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优胜劣汰的功能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下转换成鼓励知识和创造的压力和动力，发挥促劣变优的功能。同时，吸取中国历史上政府主控自然经济总体结构关系积累的传统经验，把重农抑商的国家调控由经济社会发展的阻力变成在市场经济总体框架下促进发展的助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创造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中，逐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四位一体”的布局，走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实现了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主题的中国化。党的十七大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所以完全正确、之所以能够引领中国发展进步，关键在于我们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

二、发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主力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能不能建立和完善，能不能有效运行，取决于它能不能最大限度地激发社会活力，调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主力军。马克思说过，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农民还是一支没有发掘的力量。在生产力发生新的飞跃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条件下，如何把全国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建设者的力量，充分地发掘和显示出来，使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探索和回答的重要课题。胡锦涛总书记指出：“相信谁、依靠谁、为了谁，是否始终站在最广大人民的立场上，是区分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的分水岭，也是判断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试金石。”^[7]中国共产党人从发展观的高度明晰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相信谁、依靠谁、为了谁”的问题，提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组织和调动了千千万万和浩浩荡荡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大军，实现了主力的中国化。

以人为本，是对中国“以民为本”思想传统的提升。民本思想在中国源远流长，中华文明包含深厚的人民性精华。但在旧中国，占人口大多数的“民”尽管以其智慧和力量支撑起了全部上层建筑，但统治阶级的政治家和思想家没有也不可能把“民”看作社会历史发展的主要动力。在人成为生产力当中最活跃和最重要的因素的新时期，邓小平同志敏锐地把握时代发展的脉搏，提出“劳动人民都要知识化”的号召，依靠提高劳动者素质推进改革和发展，让广大劳动者共享改革和发展成果。沿着这个思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传统的民本思想施以马克思主义的改造，把利用好、保护好、发挥好最广大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作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要动力，倡导“以人为本”。这里的“人”，不再是与“君子”相对的“小人”，而是马克思大写的“人”。2006年胡锦涛同志在“7·1”讲话中指出：“只有深刻认识人民创造历史的伟力，真诚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我们党才能得到人民的充分信任和拥护，才能无往而不胜。”以人为本的发展观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观，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劳动、尊重创造的基础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让越来越多的人有所发现，有所创造，有所作为，有所前进，从而推动社会的全面进步。

以人为本，是对资本主义“以物为本”观念的扬弃。以个人主义为基础的资本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崇尚个人的努力和奋斗，追求个人欲望和需求的满足，相比过去“以神为本”的价值观，是一次的巨大历史进步。在生产资料私有制为主体的社会制度下，这种核心价值体系体现在发展观上就是“以物为本”的观念。战后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观不断演进，20世纪五六十年代由增长到发展，六七十年代由单一面到全面，七八十年代由征服到保护，八九十年代提出了以人为中心，这种演变和进步表明资本主义面对生产力飞跃发展所进行的适应性调整。发展观的适应性调整在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同时，并没有打破资本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无法摆脱见物不见人的趋向，使发展始终不能摆脱人的片面性和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对抗性所设置的历史局限。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摒弃了西方资本主义发展观的核心价值观念，借鉴和吸取了战后西方资本主义发展观演变进步的积极因素，从最大多数人的利益出发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观。在生产力基点从物转向人的前提下，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计划经济体制不再是生产社会财富的直接的、自动的加速器和助推器，公有制的主体地位转变为引导社会财富为大多数人的发展需要服务的控制力，人的全面发展走到社会历史前台成为财富创造的第一推动力。在这种情况下，胡锦涛同志要求：“既重视物的发展即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又重视人的发展即全民族文明素质的提高”。^[8]这里的“人”，不是少数人，而是最广大人民群众，以人为本，就是江泽民同志讲的“以人民群众为本”，既不能见物不见人，也不能丢弃群众路线走精英路线。以人为本体现在发展观上，就是要通过各方面统筹兼顾，使社会成员各尽所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提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总体素质，保持和发挥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

以人为本，是对“以官为本”意识的否定和反正。“所谓‘官本位’，就是‘以官为本’，一切为了做官，有了官位就什么东西都有了”。^[9]“官本位”意识至今仍有很深的影响，一些人为了官位不惜劳民伤财搞所谓政绩工程、形象工程、面子工程，有的为追求短期效益甚至涸泽而渔、杀鸡取卵，牺牲后代人发展的能力。2004年胡锦涛同志在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提出以人为本的发展观，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这种发展观把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当做发展的出发点和立足点，要求在人的理性实践基础上达到自然生态系统和社会经济系统的和谐，实现可持续发展。

三、塑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执政主体

把最大多数人的知识和创造、智慧和力量，通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机制，汇聚到中国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发展上来，关键在党。我们党要始终成为中国工人阶级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使自身民族化、中国化，就必须适应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际要求，通过驾驭市场经济把最大多数人的力量用于发展中国的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江泽民同志指出：“我们进行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我国社会主义增加了活力，也使党的建设增加了活力。”^[10]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积极探索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的途径和方法，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使我们党始终植根于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之中，实现了主体的中国化。

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成为生产社会财富的加速器和助推器。人类社会的发展，就是先进生产力不断取代落后生产力的历史进程，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中掌握先进生产力发展的主动权，是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的基础。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科学技术是先进生产力的主要标志和集中体现，党把提高劳动群众的素质和技能作为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必须履行的第一要务，把推动科技创新、建设创新型国家作为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必须履行的重要职责，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财富的增加不断促进人的能力发展，充分发挥促劣变优的功能，人的能力发展又反过来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成为生产财富的加速器和助推器。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江泽民同志指出：“坚持什么样的文化方向，推动建设什么样的文化，是一个政党在思想上精神上的一面旗帜。”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弘扬中国先进文化的主旋律，是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的灵魂。物质贫乏不是社会主义，精神空虚也不是社会主义，坚持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推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增加社会财富的同时，让人民群众的精神世界经受市场经济的洗礼，逐步打破自然经济对人的个性的束缚和限制，提升和推进人的社会化进程，促进人的自由发展。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中把最大多数人整合为利益共同体。在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中成为中国最广大人民的主心骨，是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的核心。在自然经济和过去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社会整合通过外部的、超经济的手段和力量进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矛盾成为社会矛盾的核心，我们党就要通过利益整合机制从社会有机体内部把最大多数人整合成利益共同体，调动最大多数人的力量用于发展中国的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党首先实施利益综合，把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辩证地统一和结合起来，把握最大多数人的利益这个最紧要最具有决定性的因素。在此基础上，行使党的利益表达功能，通过法治途径将利益综合的结果变成国家意志，实现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的统一，并对社会利益关系变化和冲突进行利益协调，巩固党执政的社会基础。

【注释】

[1]靳书君，男，99级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硕士研究生，现为广西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副教授、中共中央编译局博士后。

[2]《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19。

[3]《江泽民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97。

[4]《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82。

[5]《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38。

[6]《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96。

[7]胡锦涛：《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研讨会上的讲话》[J]，《求是》，2003（13）。

[8]胡锦涛：《继续把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推向前进》[J]，《求是》，2008（1）。

[9]《江泽民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133。

[10]《江泽民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3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