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精神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飞跃

二、民族精神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飞跃

不可否认，中国在人类历史的较长时期都是经济、文化非常发达的国家，对人类的文明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由于封建统治者的腐败无能，近代的中国落后了。尤其是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偌大的东方帝国，成了西方列强争相瓜分的对象，一个长达2000多年的强大的封建王朝被沦为半殖民地。这种民族灾难使得无数的中国先进分子走上了救亡图存的民族振兴之路。他们努力向西方国家寻求真理，希望能从根本上引进一种能使中国摆脱落后与挨打状态的主义和学说。林则徐、康有为、严复、孙中山是他们的代表。他们虽然向西方学了不少东西，但是拿回中国，总行不通，总免不了失败的厄运。即使像孙中山这样伟大的革命先行者，提出了三民主义这个在那一时代最具进步性的思想，并且领导了席卷全国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专制制度，但最终还是失败了。1917年，俄国爆发了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从此，俄国的革命理论和实践给中国的知识分子以深刻的觉醒，让他们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使他们看到了中国的前途和为之奋斗的光辉事业。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带领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在革命实践中产生、发展并且得到检验的毛泽东思想成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

马克思主义能够被引进中国，这是中国人“穷则思变”思想的反映。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前夜”，那时的中国确实不堪回首。如前所述，中国已经被沦为帝国主义的附庸，是世界上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最激烈的国家之一。面对这样的悲惨命运，觉醒的中国人那颗被掩藏的不甘落后，不甘挨打，不甘被奴役的民族自尊心和创新求变的民族精神被激活了，他们发愤图强，寻找救国救民的良方。他们向西方学习，这亦是我们民族尚“和”精神的反应，它表明，我们中国人的心态是开放的，是敢于承认自己的差距并勇于向别人学习的。无奈，限于时代的局限和这批先知先觉们的个人局限，他们还没有找到真正能够救人民于水火，救国家于危难的济世良方。

十月革命虽然给中国人民送来了马列主义，但是，马列主义并非万能的灵丹妙药，她不可能直接提供解决各国革命或建设中遇到的具体问题的现成答案，而仅仅提供认识规律，掌握规律，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拥有中国的民族智慧，那就是“中庸”的民族智慧。也就是要从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中找到适合自己的办法。实际上也就是一种“通变”的思想。而这样的思想，说来简单，但并非每个人都能做到。就拿马克思主义刚传入中国的十多年来说，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和中国共产党内都曾盛行着一种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前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中国革命一度几乎陷入绝境。显然，这是一种“同而不和”，是一种简单的重复和盲目的“拿来主义”，所以，注定要失败。在领导中国革命的实践过程中，在同上述教条主义倾向的斗争中，毛泽东显示了他作为民族伟人的民族智慧。他一方面坚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的一般原理指导中国的革命运动，使中国革命的航船始终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引的方向破浪前进；另一方面，他又不拘泥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更不是照抄照搬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本本、条条，反对离开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实际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而这正是“和而不同”的思维方式，也即“中和”的思维方式。由于毛泽东同志有这样的个人和民族智慧，有“执两用中”的理性思辨，不走极端，故能掌握中国革命的发展规律，在实践中开创一条从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革命新道路，这是一条不同于俄国十月革命以城市为突破口夺取革命胜利的道路。它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暴力革命原则，又丰富和发展了这一原则，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人民解放斗争提供了重要经验，成为毛泽东思想的核心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