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主体间性传播的历史进程（—）

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向全国人民指明了革命胜利之后国家的发展方向和人民群众实践的中心任务，并且科学预见了新中国成立之后社会主义建设的艰巨性和长期性。正如毛泽东指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只是“使人们感觉到那好像只是一出长剧的一个短小的序幕。一出剧必须从序幕开始，但序幕还不是高潮。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1]。在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探索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设道路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践既有成效也有曲折，全面总结这一历史阶段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对于辨清当前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主体间性传播的必然性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1949—1978年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主体间性传播实践的历史进程基本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1949—1956年，国民经济恢复和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主体间性传播快速发展；1956—1978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设探索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主体间性传播遭遇曲折。

一、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主体间性传播的新探索（1949—1956）

自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经过28年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奋斗历程，全党全国人民的思想逐渐走向一致，共同的信仰——马克思主义最终被确立为根本的指导思想。但是，革命的胜利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终结。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社会主义改造的全面展开，马克思主义又有了新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也随之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1949—1956年是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向社会主义过渡，确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关键时期。这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中国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制度变革的同时，继续在实践中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程。

1950年6月以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为标志，毛泽东所做的《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报告提出了包括继续加强党的建设、密切联系群众等八项主要内容。毛泽东还提出了普及历史唯物主义的教育要求，为全党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奠定了基础。就在力图恢复国民经济、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好转的同时，中共中央在全党发起了为期半年的大规模整风运动。《关于在全党和全军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要求各级党组织，结合总结经验，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克服党员干部中的骄傲自满情绪、命令主义作风，以及少数人的腐化堕落、违法乱纪的错误。这次整风的主要任务是，提高干部和一般党员的思想觉悟和政治水平，改善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1950年整风运动是党执政以后第一次全国范围的系统化大规模整风，是在继承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经验与成果的基础上结合新中国成立后党内、国内的思想政治状况，针对全党和人民大众所进行的一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是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开篇之作，具有开创性的历史意义。通过此次整风运动，中国共产党迅速调整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思路与工作重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由革命思维向建设思维转变。随着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角色的转变，其历史使命也由革命时期的破坏旧世界转变为建设时期的开创新世界。开创新世界的关键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发展国民经济，使人民群众迅速从战争创伤中恢复过来，走向富裕安康，并以此作为人民群众的阶段性利益目标，通过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建设实践，坚定人民群众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这一新的历史任务以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充分尊重了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而要顺利完成它则仍然需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凝聚社会各阶层、各领域和各行业的行动指南和精神力量，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通过此次整风运动，全党的工作作风得到了极大改善，党的纪律性得到加强，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高度统一于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实践。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必要条件之一就是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的编辑出版，这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内容来源。为此，党中央成立了《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于1951—1953年相继出版了《毛泽东选集》三卷，于1954年出版《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两卷本），于1955—1956年出版了《列宁全集》中的三卷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这些都成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最好教材，并迅速掀起了全国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热潮。

在人民群众主动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迅速发展的良好态势下，党中央根据客观情况对人民群众进行了分类指导，协同推进。1951年2月的《关于加强理论教育的决定》客观分析了理论脱离群众的状况，认识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制度化的必要性，并且针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根据人民群众的理论水平分层次进行政治常识、理论常识、经典著作学习的意见。此外，还再次明确了党的高级干部不仅要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中国化成果，还应成为发动人民群众学习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力量，从而提高党员群众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觉悟。这是对人民群众主体性尊重与马克思主义宣教者主体性发挥的结合，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主体间性传播的积极尝试。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从来不是对理论的照搬照抄，中国共产党始终是从中国实际情况出发，在领导人民群众进行阶段性历史任务的实践中实现全社会的马克思主义认同。此一阶段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背景下进行的，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是要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工业化，逐步实现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此阶段，党中央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置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宣传教育中，并为此颁布了《为动员一切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斗争——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在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将对农民、手工业者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者的社会主义教育相统一，在尊重中国社会各阶级正当利益的前提下教育群众，在鼓励人民群众生产积极性的同时，提高群众的理论水平和政治觉悟。以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凝聚社会共识，昭示社会主义的必然前途，促成了社会主义改造提前完成。

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提前完成，党的八大对这一阶段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行全面总结，成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程中的又一里程碑。党的八大首先强调针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主体进行群体划分，对分类指导予以高度重视。在提出继续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普及教育工作的同时，尤其重点强调要抓好知识分子和党内高级领导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对人民群众中的不同群体全面兼顾、重点突破、分类教育、协同共进的主体性尊重的表现。与此同时，对宣教者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则提出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继延安整风运动提出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文风的口号之后，在党的八大上，毛泽东再次向全党提出反对主观主义，理论联系实际的工作要求。他号召全党在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工作中，要深入基层开展调查研究，学会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从而全面把握国情党情，立足于人民群众的思想理论水平，将马列主义真正运用于指导党和人民群众的社会建设实践，在实践中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毛泽东在带领全党开展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同时，丝毫没有放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并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充实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实践，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向全国人民指明了适合中国的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回应了人民群众的理论诉求和关于中国未来发展道路的疑问。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最有力的途径就是通过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成果来证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真理性。也正是新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引起了毛泽东的深刻思考。当时的苏联被认为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样板儿”，然而苏联高度集中计划经济体制下社会主义建设辉煌成就背后的隐患却最早已被毛泽东注意到。为此，1956年在起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时，毛泽东就明确提出要汲取苏联的教训，“应当更加强调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强调开动脑筋，强调创造性，在结合上下功夫，努力找出在中国这块大地上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2]。如何让人民群众接受马克思主义教育，并且能够更好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去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以苏为诫，走出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给出了答案：通过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检验并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增强马克思主义的感召力和凝聚力，使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呈现——社会主义最终成为人民群众自觉的价值目标与信念归宿。实践始终离不开理论的指导，对党内曾经出现的教条主义，毛泽东指出：“如果每句话，包括马克思的话，都要找照搬，那就不得了。我们的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通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3]“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路。”^[4]理论与实践的结合，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与中国化的交融，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社会主义改造中针对全党全国的马克思主义宣传教育开启了新的历程。

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主体间传播在曲折中发展（1956—1978）

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标志着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中国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阶段。然而，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探索过程中，由于对中国国情和主要矛盾判断的失误，中国共产党在探索实践中偏离了八大制定的正确路线，社会主义建设出现严重曲折。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与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紧密结合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同样也伴随这一历史阶段的社会主义建设进程在曲折中发展。这一阶段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虽然遭受了严重挫折，但是却成为当前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主体间性转向的最重要经验。

党的八大之后，《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成为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纲领性文件，其中毛泽东指出：“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5]而正确的政治观点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宣传教育。按照毛泽东的设想，“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6]。既定教育目标的实现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教育方法的影响。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思想政治教育，“企图用行政命令的方法，用强制的方法解决思想问题、是非问题，不但没有效力，而且是有害的”^[7]。也就是说单向度的灌输对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而言是事倍功半的，只有在认识上和实践中都对人民群众的主体性给予充分认可，以民主的说服教育的方法，通过宣教者和人民群众之间的良性互动，才能使人民群众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自觉地以马克思主义为实践指导，尽早形成大众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自觉。毛泽东强调马克思主义宣教者和人民群众之间要通过讨论、批评教育等民主平等的方式实现马克思主义共识的同时，一再重申要高度重视充分发挥人民群众自我教育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使人民群众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中尝试学以致用的益处，通过不断的实践检验，更加深刻地感悟和认识马克思主义本真精神，以达到有意识地自我内化，最终实现提高自身政治觉悟、思想修养和行为控制的高度内省和自律的马克思主义教育目标。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成为执政党即将领导人民群众开展全面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际，在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进程中尊重人民群众主体性的突出表现。而要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体性，尊重人民群众的自觉性，就要尊重人民群众的自主选择，而对于真理的最终皈依也往往是在实践中比较、选择的结果。对此，毛泽东给予了客观的分析：“历史上新的正确的东西，在开始的时候常常得不到多数人承认，只能在斗争中曲折地发展。”^[8]但是通过对比鉴别、实践检验，人民群众在历史的经验教训中将做出最终的科学判断，即“把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摆在我们同志面前，摆在人民群众和民主人士面前，让他们受到锻炼”^[9]。从五四运动前后，各种救国的社会学说涌入中国，经过28年的革命斗争，在中国最终只有社会主义道路赢得了人民群众的认同，马克思主义最终赢得了人民群众的信仰。这是在实践中经过比较分析做出理性选择的最有说服力的历史证明。

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程中，对人民群众主体性的肯定与尊重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质决定的，直接关系到马克思主义宣传教育的实效性。但是，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践过程中，对人民群众主体性的尊重要控制在合理的限度之内，正如列宁所说：“只要再多走一小步，看来像是朝同一方向多走了一小步，真理便会变成错误。”^[10]所以，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主体间性传播将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性同坚持宣教者主体的宣传教育主导性相统一的，宣教者要引导人民群众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性认同并最终走向信仰自觉。然而，中国共产党的人民群众主体性思想在党的八大之后被推向“巅峰”。1956年之后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成为将人民群众主体性扩大化的开始，毛泽东认为应该放手发动大规模的人民群众运动，因为人民群众的力量是解决一切困难的根本。所以，1958年，党的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随后，全国掀起了“大跃进”热潮，工农业生产计划指标被不断提高。同时，沿用战争动员方式进行生产的人民公社化运动也全面铺开，基层农村形成了“劳动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的生产管理组织形式，人民公社被认为是形势发展的必然趋势，甚至是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所必须采取的基本方针，最终将发展成为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基层单位。国民经济发展的“左”倾冒进，反映了当时党内思想上出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际相脱离的倾向；这种“左”倾也逐渐演化渗透到意识形态领域，直接影响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程，实质上是走向了马克思主义宣教者与人民群众主体性相分离的两个极端并存的态势，在马克思主义教育的指导方针以及教育方法上强化了宣教者的主导性与权威性。在指导方针上，以对待“大跃进”的态度为标准，主观划分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无条件地搞“大跃进”就是革命派，是举红旗，而对于“大跃进”的问题提出善意批评与意见的就被贴上了白旗保守派标签进行批判。在教育方法上，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服务于政治运动。虽然在马克思主义教育实践中提出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教育方式，看似是对人民群众主体积极性的发挥，其实是以阶级斗争论取代教育民主原则，这也导致了后来“文化大革命”的严重后果。与宣教者主体性极端化相对应的另一端则是人民群众主体性被过度放大。在国民经济生产中，客观经济规律被严重脱离，人的主观能动性被无限夸大，这在宣传上表现为生产的高指标和高速度。

然而，脱离客观规律的主观能动性发挥必然会遭遇实践挫折，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以政治挂帅的方式激发人民群众的积极性，盲目投入不切实际的大生产中所导致的结果是经济困难。中共中央逐渐认识到了国民经济建设过程中指导思想和工作方法存在的严重问题，于60年代初及时对此进行了纠正和调整。1960年9月，中共中央批转国家计委党组《关于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的报告》，提出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1961年，中国经济处于最困难的时刻^[11]，党的八届九中全会前后，毛泽东多次重申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12]。毛泽东认为，国民经济建设中出现的问题与困难同党的领导干部缺乏调查研究直接相关，所以号召全党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保证做到“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13]。同时，党内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工作作风与方法也在随之发生变化。1962年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又称“七千人大会”）初步总结了“大跃进”的经验教训，重申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恢复了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的工作作风。虽然此次大会未能彻底纠正党内的“左”倾，但是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错误，对于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全党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探索起到了积极作用。

在反思“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问题的同时，毛泽东认识到经济建设出现问题的根本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不到位，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不深、不透、不细。所以，从1964年开始，党中央首先组织高级领导干部学习马列著作，同时列出包括30部经典文献的《干部选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目录》，组织地委以上的领导干部系统学习研究马列经典。这一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工作成效显著。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全党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次系统化学习，学习的重点有别于暴力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而是侧重于社会主义建设和国民经济发展实践，以满足领导干部指导人民群众相关实践的理论需要。再者，此次系统学习有助于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更深刻地领会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发展，是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武装人民群众的重要实践。这对于集中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智慧、经验，继续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激发人民群众自觉地将马克思主义自我内化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不仅与国内的社会主义建设息息相关，而且也受到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影响。就在中国对社会主义建设进行积极调整，以不断创新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过程中，中苏之间关于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一场争论又给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带来严重的影响。中苏之间的论战始于1956年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的《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之后中苏之间的分歧与争端不断升级，直至1966年两党两国关系中断达到高潮。中国共产党认为苏联已经在意识形态上堕入修正主义；对此，毛泽东指出：必须反对修正主义和“左”倾冒险主义，必须相信和依靠群众。与苏联进行意识形态论战，对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群众而言，其本身就是一种特殊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而毛泽东再次提出了发挥人民群众主体性，依靠人民群众抵制苏联修正主义的观点。为了防止苏联修正主义的渗透，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点被锁定在“反修防修”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集中全面地论述了“反修防修”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之后，全国围绕“反修防修”开展了大规模的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由于对修正主义影响的严重性估计过高，毛泽东甚至认为当时国内还存在阶级斗争，存在滑向资本主义道路的危险，存在政党变质、政权变色的威胁。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因中苏两党两国关系的恶化而导致的对国内局势，尤其是对意识形态领域基本态势的判断失误，给后来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乃至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都带来了严重后果。

1966年，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十一中全会相继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和《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全面爆发。“文化大革命”的主要目标是批判修正主义与资本主义，但是由于对阶级斗争形势的错误估计，其最终与马克思主义背道而驰，与社会主义原则相左，很大程度上否定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探索的正确方针和伟大成就。“文化大革命”实质上背离了马克思主义与毛泽东思想，也直接导致意识形态领域，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和大众化出现了混乱。

“文化大革命”期间，马克思主义教育中一切以阶级斗争为纲，教条主义盛行，民主平等说服教育的原则被彻底破坏。此时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对宣教者和人民群众主体间性的彻底否定。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宣教者都被划为搞修正主义或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对象并遭到批判。对于另一主体——人民群众，形式上是要发动人民群众进行一场自下而上的真正的“触及人们革命灵魂”^[14]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际上却演变成为违背党长期以来的民主集中制原则、脱离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政治运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主体间性教育传播的基础遭到严重破坏。此时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从表面上看如火如荼，当时传播最广的马克思主义宣传著作——《毛主席语录》的发行量甚至使《圣经》都自愧弗如。然而，“文化大革命”本质上是脱离了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轨道，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进行所谓“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既没有经济基础，也没有政治基础。它必然提不出任何建设性的纲领，只能造成严重的混乱、破坏和倒退。“文化大革命”中，人民群众不是作为历史创造者向实践主体性回归，而是成为“左”倾教条主义借以发动政治运动的工具，这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遭受了严重曲折。所以，“文化大革命”十年，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所受的经验教训深刻，而这也成为未来中国共产党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引以为戒的最为宝贵的经验。经过十年“文化大革命”的政治动荡，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同党的社会主义建设一样，都面临着拨乱反正的考验，这个考验摆在了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面前。

1976年粉碎“四人帮”标志了“文化大革命”的结束。此时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最重要的工作就是给予毛泽东思想正确的评价，把毛泽东思想同毛泽东晚年所犯的错误区别开来，为人民群众解决思想上的困惑。然而，“文化大革命”中形成的“左”倾教条主义仍然存在，尤其是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思想被奉为判断一切是非标准的真理。党内甚至存在“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15]的观点。“两个凡是”是“文化大革命”后“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内的主要表现，要彻底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肃清“左”倾教条主义对思想文化领域的影响，恢复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必须冲破“两个凡是”的严重束缚，重树实践检验真理的客观标准，坚持实践对认识的决定作用。为了正确而迅速地解决“文化大革命”遗留问题，冲破“两个凡是”和“左”倾教条主义的思想束缚，结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长期徘徊不前的状况，1977年邓小平针对“两个凡是”首先提出了“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我们党的事业、社会主义的事业和国际共产主义的事业推向前进”^[16]的主张。邓小平认为“两个凡是”是对毛泽东思想的教条化，“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说过‘凡是’，列宁、斯大林没有说过‘凡是’，毛泽东同志自己也没有说过‘凡是’”^[17]。“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是指坚持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及由这些基本原理组成的理论体系，而非照搬照抄毛泽东个别论断。不久，《光明日报》发表了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由此开启了“文化大革命”后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到1978年12月，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全党、全国应将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提高到思想路线的高度上予以认真对待。

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是一次全国范围内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它打破了过去盛行的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的精神枷锁，冲破了长期以来“左”倾思想对人民的束缚，促进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解放，澄清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质，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程，使全党积累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宝贵经验，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本质及工作方法有了全新的认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重新回归宣教者和人民群众主体间性传播的轨道。同时，这场大讨论还为即将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开始思想、政治、组织等各领域的拨乱反正，调整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开创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设的新局面做好了思想与舆论准备。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在宣教者的引导下，在指导人民群众实践的探索中逐渐凝聚全民族的马克思主义认同，最终使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