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囚徒解放理论的意义
在柏拉图的个人解放理论中，哲人实现了自我解放，但最终成为拯救者。这是个人解放的最高归宿，但又是解放洞内其他囚徒、建构正义城邦的前提条件。因此，这种解放是目的与手段的统一和至善性的归宿。柏拉图深化了哲人的概念。哲人是真与善的统一，其实际生活实现了纯粹的求知生活与贯彻至善的实践生活的统一。如果仅以知识为愉悦，哲人顶多是个智者。基于至善的考虑，哲人会把普遍理念加以实践。后来的西方政治哲学塑造“哲人”，强调“知识分子”在解放中的启蒙和引导作用:尽管亚里士多德强调哲人对现实政治生活的超越性和知识追求，但他仍然认为:“国家的目的似乎无论如何是更伟大更完全的东西，值得去取得和保存”[49]。伊壁鸠鲁强调哲人必须救世，并用一种新哲学为世间疾苦提供一种新的治疗方法。中世纪的“修士”不是道家的超凡脱俗的“仙人”，而是追求个人信仰的强化和知识的修炼，同时也具有义无反顾地传达上帝的福音和拯救同伴的精神与行为。西方近代政治哲学家塑造了“贤明君主”、立法者、启蒙者等，认为这些人治世不会从偏私的个人幸福、感性愉悦和关于事物的意见出发，而只会从理性出发。而现代西方政治哲学在消除“英雄”，反对解放的“引领人”，强调群众的自我解放。英雄情结在现代性的世俗化和民主化中黯然消融，柏拉图非常担心的是高贵的灵魂被世俗的心灵和感性愉悦的习惯倾向所同化的现象却常有发生;尽管强调英雄的呼声偶尔有所显露，如尼采，但总体上，个人英雄主义往往为集体主义所湮没。不过这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在现代市民生活中，出于个人利益的考虑被合法化，社会生活被理解为自私性价值的博弈过程。如果没有哲人——以至善为目标的个人及其拯救行为，仅靠自私者之间的博弈、协商、契约和强制能建成一个“正义城邦”吗?
综上所述，柏拉图的囚徒解放理论是一个完整的体系，把解除枷锁、灵魂转向、获得真知、见义勇为与外在性——解除枷锁、引领启蒙、走出洞穴的矛盾统一，在理想化的层面上确定了这种解放的个别性。显然，柏拉图的囚徒解放理论对西方政治哲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首先，柏拉图所构想的囚徒困境似乎成了西方政治哲学在解放问题上难以逾越的前提，自然束缚和社会束缚的问题成了西方政治哲学不同流派的出发点并以此来建立解放理论。从自然束缚出发，孟德斯鸠、密尔、现代环保主义者们看到了自然束缚对人的解放的最终限制意义;从社会束缚出发，公平正义论者把解放的重点放在社会价值的分配制度的构建和改革上;从自然束缚和社会束缚的矛盾出发，马克思主义者强调生产力的提高与生产关系的变革。现在则要强调，人的解放需要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的双重并举。其次，柏拉图所提出的解放的内在性与外在性的矛盾问题成了西方政治哲学关于解放的实质内涵争论点。从解放的内在性出发，晚期希腊的众多哲学流派和大多数信仰主义者强调解放的自我克制、信仰归真和精神纯化;从解放的外在性出发，近现代的大多数理性主义者坚持解放的实质意义是不断地扩大物质福利和社会自由;现代政治哲学的许多流派如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等强调解放的内在性与外在性的统一，强调人的全面发展和个性自由，但在由内到外还是由外到内上常常发生分歧。最后，柏拉图所提出的解放的机制——知识与道德的功能问题，成为后来西方政治哲学建构解放道路的出发点。政治科学主义者强调科学知识在人的解放中的决定地位，如弗兰西斯·培根说:“知识就是力量”;政治道德主义则强调道德规范和人性的善化是人的解放的关键;马克思主义试图把两者结合起来。不管怎样，人的解放是一个永恒的过程，包含着物质与精神、行为与思想的双重内涵，两者都必须充分地关照。非包容性的解放理念和单一的解放道路对人的解放的推动往往会适得其反，没有知识、没有内在心灵的善化、没有至善的生活方式，人就不能实现彻底的解放。
【注释】
[1]马克思认为，柏拉图的理想国家制度“只是埃及种姓制度在雅典的理想化”。
[2]［英］A·E·泰勒:《柏拉图生平及其著作》，谢随知等译，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1页。
[3]［美］弗兰克·梯利:《伦理学导论》，何意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页。
[4]《柏拉图全集》第2卷，王晓朝译，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86、310页。
[5]《柏拉图全集》第2卷，王晓朝译，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86、310页。
[6]《柏拉图全集》第2卷，王晓朝译，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01页。
[7]王晓朝:《中译者导言》，见《柏拉图全集》第1卷，王晓朝译，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4页。
[8]《柏拉图全集》第2卷，王晓朝译，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77页。
[9]《柏拉图全集》第2卷，王晓朝译，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79、279、285页。
[10]《柏拉图全集》第2卷，王晓朝译，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79、279、285页。
[11]《柏拉图全集》第2卷，王晓朝译，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79、279、285页。
[12]［法］卢梭:《爱弥儿》，李平沤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53页。
[13]《柏拉图全集》第2卷，王晓朝译，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13页。
[14]《柏拉图全集》第2卷，王晓朝译，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13页。
[15]北京大学哲学系编:《古希腊罗马哲学》，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327页。
[16]《柏拉图全集》第2卷，王晓朝译，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13、514页。
[17]《柏拉图全集》第2卷，王晓朝译，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13、514页。
[18]《柏拉图全集》第2卷，王晓朝译，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15页。
[19]《柏拉图全集》第2卷，王晓朝译，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15页。
[20]《柏拉图全集》第二卷，王晓朝译，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15、516、516、516、518、518页。
[21]《柏拉图全集》第二卷，王晓朝译，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15、516、516、516、518、518页。
[22]《柏拉图全集》第二卷，王晓朝译，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15、516、516、516、518、518页。
[23]《柏拉图全集》第二卷，王晓朝译，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15、516、516、516、518、518页。
[24]《柏拉图全集》第二卷，王晓朝译，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15、516、516、516、518、518页。
[25]《柏拉图全集》第二卷，王晓朝译，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15、516、516、516、518、518页。
[26]汪晖、陈燕谷主编:《文化与公共性》，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422页。
[27]［法］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修订版，第8页。
[28]［法］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修订版，第8页。
[29]［美］列奥·斯特劳斯等主编:《政治哲学史》，李天然等译，河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6页。
[30]［古罗马］西塞罗:《国家篇法律篇》，沈叔平等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57、158页。
[31]［古罗马］西塞罗:《国家篇法律篇》，沈叔平等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57、158页。
[32]《柏拉图全集》第2卷，王晓朝译，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10页。
[33]《柏拉图全集》第2卷，王晓朝译，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11、511、511、510页。
[34]《柏拉图全集》第2卷，王晓朝译，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11、511、511、510页。
[35]《柏拉图全集》第2卷，王晓朝译，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11、511、511、510页。
[36]《柏拉图全集》第2卷，王晓朝译，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11、511、511、510页。
[37]参见海德格尔:《论真理的本质》，华夏出版社2008年版，第一部分第四节。
[38]《柏拉图全集》第2卷，王晓朝译，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11页。
[39]《柏拉图全集》第2卷，王晓朝译，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11、511、511、512、512、512、512页。
[40]《柏拉图全集》第2卷，王晓朝译，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11、511、511、512、512、512、512页。
[41]《柏拉图全集》第2卷，王晓朝译，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11、511、511、512、512、512、512页。
[42]《柏拉图全集》第2卷，王晓朝译，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11、511、511、512、512、512、512页。
[43]《柏拉图全集》第2卷，王晓朝译，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11、511、511、512、512、512、512页。
[44]《柏拉图全集》第2卷，王晓朝译，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11、511、511、512、512、512、512页。
[45]《柏拉图全集》第2卷，王晓朝译，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11、511、511、512、512、512、512页。
[46]《柏拉图全集》第2卷，王晓朝译，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13页。
[47]［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贺麟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295页。
[48]北京大学哲学系编译:《古希腊罗马哲学》，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327、318页。
[49]北京大学哲学系编译:《古希腊罗马哲学》，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327、318页。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