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舆论的政治理论的分析介绍

第十三章　公共舆论的政治理论

——回归强大效果说？

第二部分介绍了将传播社会学化的研究，这种做法是用人类行为的构建逻辑反驳功能主义的传递逻辑。传播是信仰与实践形成、复制、对抗的空间，权力和文化被卷入其中，不可分割，所有因素彼此参照。这种逻辑的危险已被多次指出，它可能把社会行为看做自我封闭的既定因素，逃不出某个系统，即要么走向文化主义，要么走向以象征统治为中心的结构主义。从传递逻辑走向建构逻辑，这还是用社会学主义代替自然主义，因为诸多矛盾和冲突（如传媒领域显露的问题）不支持自然主义的论断。面对这个危险，社会学对人类行为做了另一种描述（社会学从不把人类行为简化为一成不变的产品）。在民主社会，阐释和变化是一切活动的中心，它以冲突、自我和他者经验等形式表现。传播社会学的下一步，是把信息生产和信息接收的动力理解成传播者、内容和公众之间的关系（就像在信息生产与接收的章节里谈到的微观社会学），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把传媒放进冲突的社会关系和民主化进程的广阔范畴中。

把大众传播看成民主的发生地之一，这一思路首先是由20世纪70年代的舆论政治理论提出的。那些理论用“议程设置”和“沉默的螺旋”等模型，重新认识信息，也重新提出效果的概念。这一回归带来许多新的发现，使许多潜在的问题浮出水面：在整个社会生活的构成中（包括构成社会的文化和文化之外的东西），传媒扮演着怎样的角色？能否根据传媒领域的渗透性高低来衡量政治的矛盾和风险？回归效果论的表述坚持实证，且有开历史倒车之嫌，所以遭到许多反对，但它实际上包含着一个重大突破，即用认知和构建的观点看待政治再现。从这个角度看，公共舆论理论抓住了社会学的发展趋势——从效果论转向了事实的社会构建，而且是在宏观社会学层面，即围绕整个传媒和全社会的对抗展开理论研究。在功能或规范的概念和以民主为中心的想法之间，公共舆论理论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