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行政决策理论的构成分析介绍

三、其他决策理论

理性决策论与有限理性决策论基本上可以称为决策科学研究的两大基础理论。除此之外，还有许多的理论观点，综合起来，便构成了行政决策理论的丰富内容。

（一）团体冲突均衡理论

这一理论源于政治团体分析理论。该理论认为，团体是社会构成因素之一，团体间的冲突是政治的一种重要表现方式。社会团体往往要借助政府的力量来实现自己的目的，而政府的职能之一就是通过立法、决策到仲裁等政治环节来实现团体冲突后的政治均衡。

美国学者戴维·特鲁曼认为，人作为一种社会动物，不能单独存在，其必须以某种相同特征和最低的交往为基础结成某团体。团体的存在可以维持人类生存的平衡。而一旦这种平衡被打破，或是团体本身的利益受到危害，各种团体就必然要作出相应的反应。如果威胁不大，团体的领袖们会努力去恢复原先的平衡。在恢复平衡中，政府起着不可缺少的作用——冲突协调。因此，在社会现实中，具有共同利益的个人会借助团体的力量向政府提出要求，通过政治压力谋求有利于自己的仲裁结果。而立法和行政决策实际上就是政府的仲裁态度，是团体冲突协调后的一种政治均衡的表现形式。在团体利益冲突中，政府的任务就是建立团体竞争规则，促成妥协，平衡利益，从而解决冲突，实现新的均衡。

这一点正如美国学者厄尔·拉兹姆所说，政府的决策是任何特定时间内团体竞争后所造成的一种平衡。这是竞争党派或团体间努力争取自身利益后的一种平衡。立法机构是这种团体竞争的裁判，它仲裁团体竞争的胜负，以法律形式记录胜负、妥协和征服的情形。这一理论同时认为，要想通过政府的决策达到社会团体竞争冲突的均衡，那社会环境就必须要具备达到均衡的机制与前提条件。第一，社会中必须有一个相当大的“潜在团体”的存在。其基本思想倾向是对现行体制的认同和支持。这一团体虽然是潜在的、无形的，但是其又普遍存在于整个社会中，它是反对以破坏现行体制为手段来威胁政府职能的社会基本力量。第二，社会团体的成员要有思想和行为倾向的多重性。有些人既属于这一团体，同时又可能属于另外一个或几个团体。这种多重性可以制约社会团体的个性，防止某个团体偏离社会规范而不接受政府决策的协调。第三，政府决策所达到的均衡制约关系要有助于社会政治体制的稳定。如果政府的某一决策结果引起了新的、不可调和的团体冲突，那均衡的状态仍旧不会出现。第四，每个团体的权力都应受到其他各个竞争团体的相互制约。个人不应受到任何团体在任何政治名义下的伤害。如果失去以上这些均衡机制与条件，那么面对社会团体的竞争冲突，政府的决策将无法达到协调冲突，实现政治均衡的目的。

这一理论从一个分析角度阐述了政府行政决策的职能，说明了政府行政决策的一个方面的重要原因。政府作为立法者或行政决策者经常会受到各种社会团体的政治压力，并且必须对其作出反应，建立议程，作出决策，以平衡团体冲突。这一点对于认清行政决策的本质与特征有一定的意义。同时，也要认识到，这一理论是一种宏观性的理论，没有运作环节的说明。另外，这一理论将政府视为完全被动的压力接受者和冲突协调者，没有说明政府作为公共权力机构和公共管理机构的代表，更应该主动地预测问题、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

（二）渐进决策理论

渐进决策理论是由美国学者查尔斯·林德布洛姆在有限理性主义的基础上，针对现代西方发达国家的民主政治现状所提出的一种行政决策理论。

这一理论认为，由于现代西方民主制度与传统的政治制度有了本质的区别，所以政府的决策也应该重新选择一个符合民主实际的角度。在西方现代民主制度下，政府的决策是国家权威机构与非权威的社会团体、社会民众相互作用的结果，是政权系统内作用的结果。政府的决策不仅规范和指引着社会公共行为，而且要调适和平衡社会利益。政府的决策过程要充分体现出社会政治的民主，体现出决策解决问题的功效和决策的民众监督。因此，政府的决策是一个广泛参与性的决策。“在众多的不同参与者中，每一个人都扮演着特定的角色:普通公民、利益集团领导人、立法机关的成员、党派积极分子、政党领袖、法官、公务员、技术专家和企业经理。”⁽¹⁰⁾而政府决策正是这些参与者价值观和利益调适后的综合。在这种社会政治背景下，政府的决策，包括法律和行政抉择只能是社会政治互动基础上的一种调适和先前基础上的一种渐进。

林德布洛姆认为，人类解决问题有两种模式。第一种模式是在假设人类具有全知理性，对人类的智慧和能力持乐观态度的前提下，由人类理性来引导出决策，实现问题的解决；第二种模式是在承认人类智慧能力有限的前提下，通过社会互动、调适来作出决策，实现问题的解决。这两种模式的特点可如表5.1所示。⁽¹¹⁾

林德布洛姆认为，在假设人的知识能力有限的情况下，模式二是现实中普遍采用的决策模式。在西方民主政治体制下，政治与市场有着类似的特点，政府的决策也就是在这种模式的条件下产生。面对市场中的商品，人们不必全盘分析价格的种种来源，而只需要根据目前了解的价格信息便可达成交易。政府的决策也是如此，不需要对全部价值和方案进行分析，而只需要把握自己的价值偏好，通过社会互动，彼此妥协让步，即可作出各方满意的决策。由于政治的多元化和局部利益的相互制约，使得政府的决策很难达到全面性的革新和全知理性，其仅是一种局部的调整，是先前政策的边际性变革。因此，政府决策体现为一种“断续渐进”的、“调适性”的决策过程，即在先前决策基础上进行一定的修修补补，从而形成一种新的决策。

表5.1　两种决策模式比较

渐进决策论是在批判理性决策论的基础上，以有限理性主义为核心的决策理论。这一理论一方面更贴近于西方社会的现实，有利于保持决策的连续性；另一方面也体现出明显的局限:第一，现实条件很难完全具备。渐进决策需要以下三个先决条件:①现行政府决策基本上满足社会需要，即现实中存在有关决策并基本上使社会各界满意，这样才能有所谓的边际变革；②要解决的问题在本质上必须与先前有紧密的连续性；③决策技术方法必须与先前有一致性和持续性。然而这三个条件只能出现在高度稳定、发展变化缓慢的社会状态中。在发展迅速、复杂多变的现代社会条件下，这些条件不能满足。第二，这一理论注重短期目标和缓慢的决策变更，意在维持现状，趋于保守。对于重大国策的制定和解决全新问题及剧变性问题的决策制定，明显地表现出不适应。

（三）系统分析与混合扫描分析

系统分析是指以定量和定性分析为基础方法，通过对各种相关影响因素的综合性整体分析，寻求可行、有效决策的方法和理论。这一决策理论最早由以色列籍的美国学者叶海卡·德洛尔提出，后经众多学者的完善和美国政府的推动，从而成为现实中普遍采用的一种行政决策理论和方法。

叶海卡·德洛尔认为，要想整体、全面地认识问题和有效地解决问题，必须将问题及与问题相关的各种因素看成一个相互关联的动态系统，并针对决策目标制定出决策运作的系统模型。然后根据系统各构成因素的变化所引起的决策目标的变化来制订决策方案。由于一个决策系统由许多复杂的子系统构成，所以整体系统也可以称做“系统群”，这一决策方法也可称做“系统群操作法”⁽¹²⁾。系统群决策模型的建立，首先需要把有可能对实现决策目标产生影响的相关因素排列出来，再根据各因素之间的影响制约关系建立系统模型，然后根据影响因素的变化所引起的整体系统的变化作出决策。

这种决策方法最早出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英国对德国的空中防御系统。二战后，美国采用这种方法首先制定了打击苏联空军的战略和空中防御系统。随后，为了适应战后经济发展的新形势，创立了现代企业的系统管理方法。随着社会发展的需要，系统管理已经进入了各种管理领域。尤其是随着电子计算机的发展和普遍应用，系统分析的计算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得到快速提高，目前已经成为各国政府决策及各领域决策普遍采用的一种重要决策方法。

这种决策的过程可以概括为以下步骤:①分解需要解决的问题，确定相关决策影响因素；②根据因素的影响、制约关系建构系统模型；③展开必要的定量与定性分析；④提出有效、可行的决策方案；⑤描述决策过程和结果并提交给最终决策者和有关参与者；⑥试点执行验证和方案修正；⑦形成全面推行的最终决策。这种决策过程所采用的定性分析手段可以包括价值分析、超理性因素分析、政治可行性分析、交叉文化因素影响分析、预测分析等；定量分析手段可以包括线性规划、排队规划、马尔柯夫矩阵、博弈分析、规划管理和损益分析等确定型分析手段，以及动态规划、计算机模拟、库存分析、回归分析、贝叶斯概率分析、时间序列分析等随机型分析手段。系统分析决策方法在现实中得到普遍运用，对于问题的解决体现出全面性和高效率。但不容忽视的是，这种决策方法，需要充足的信息、高水平的技术设备和专业人才，同时需要长时间的大量的工作过程。因此，在一般条件下，无法运作实施。

混合扫描分析是美国学者阿米泰·艾茨奥尼在批判理性主义和渐进主义决策论的基础上提出的一种决策理论和方法。他在《混合扫描:决策的第三种方法》中提出，理性分析太过于理想化，超越了决策者的智能，而渐进分析又过于保守，且注意力只是集中在短期目标上，只对现行决策进行微小的修正而忽视社会的长远发展和根本性变革。长远性决策和根本变革性决策在现实中虽然数量有限，但它们可以成为无数渐进决策的基础。由此，应该形成一种综合理性主义和渐进主义的混合扫描分析方法，全面考虑到根本性问题与渐进性问题的解决。例如对于全球性气象情况的卫星监测问题，若采用理性主义的方法，需要对所有的地球表面空间进行详细监测，这样，细节的繁多将导致高昂的代价和能力所不及；若采用渐进主义的方法，又将局限在过去熟悉的地区而忽略其他地区重要的气象现象。因此，应该同时从理性角度和渐进角度，一方面不含细节地扫描全部空间，另一方面又有侧重点地扫描局部细节。通过这两种扫描方法的相互配合，来达到理想的效果。在现实中，决策者可以根据具体情况选择两种扫描方法的使用比重。决策资源投入越大，扫描范围就越广泛，决策就越科学和越有效。如果局部扫描能发现和解决问题，那渐进方法则可取，如果局部扫描和渐进决策不能发现和解决问题，那就必须增大投入，进行全面扫描，来发现和把握问题。

（四）博弈决策理论

博弈决策是指处于竞争冲突状态中相互对立的两方或多方各自根据对方的决策而作出自己决策的决策过程，即根据对手的情况来作出有利于自身竞争利益的最佳决策。现实中这种决策情况非常多见，政治、外交、军事、体育竞赛、商务谈判中都有相互竞争的对手，都可以形成博弈决策现象。一般说来，在两方或多方竞争冲突的状态下，解决问题的方式大致有三种:其一，武力征服；其二，互动调适；其三，博弈竞赛。当然，在武力征服和互动调试的方式中，也不免会包含着博弈决策的方法。这里仅指单纯的武力解决和具有权威裁定的互动调适，因此，博弈竞赛就成为一种单独的决策方法。

关于竞争冲突下博弈决策的问题，早在中国古代的战国时期就针对军事竞争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孙子兵法》、《三十六计》、《战国策》等著作都是包含博弈问题研究的经典。19世纪初期，西方古典经济学理论也针对社会经济问题开始了博弈研究。针对西方资本主义早期发展给广大人民带来的痛苦，李嘉图指出，若假设国家的土地和其他资源固定不变，经济则是一种静止的循环状态，社会也是一个在固定资源财富的争夺中你得多少我便失多少的“零和”社会。20世纪30年代，英国现代经济学家利欧奈尔·罗宾斯在《论经济学的本质与特征》中，更进一步强调，经济问题的中心就是有限资源的分配问题，在一定的经济状态下，有限资源所产生的国家财富和国民所得也是有限的。因此，资源与财富的分配也必然是你失我得的“零和赛局”。40年代，纽曼与摩根斯坦联合发表《博弈理论与经济行为》，从而系统地为博弈论的发展打下了基础。二战之后，在众多学者的进一步努力下，博弈决策论得到了发展和完善。

博弈决策可以被看做由博弈者、策略集合和结局函数构成的一个竞赛过程。博弈者是参与竞争的主体，拥有选择和实施策略的决策权力并直接承担竞争后果。博弈者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团体、国家或国家联盟、国际组织等。策略集合是每个博弈者在竞争中针对不同情况采取的各种可能的决策的集合。在博弈竞争中，针对竞争对手的策略，每个博弈者都有许多不同内容、不同步骤的策略可供选择。这些策略综合排列起来便构成每个博弈者的策略集合。结局函数是指一方博弈者在竞争对方不同策略方案对应下的竞争结局。这一结局是以相互对应策略为自变量的应变“函数”。因此，在两方“零和”博弈中，设定了一方的赢得函数，也就设定了另一方的损失函数。在博弈过程中，如果一方的所得不等于其竞争对手的所失，则称为“非零和博弈”。在这类博弈过程中，博弈的双方或多方既有冲突，又有合作；竞争的结果有可能一方获益另一方损益，也有可能双方都获益或都相对损益。

博弈决策模式中，赢得函数的求解，可以采用最优策略解法、混合策略解法和线性解法。由于博弈决策要借助于量化分析模式来完成，所以必须要通过信息数据的统计计算使结局函数得以量化表示，或是用精确的文字语言表示。如果结局函数模糊或不确定，那就不能得出精确的决策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