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贝马斯的公共空间理论介绍

哈贝马斯的公共空间理论

哈贝马斯的生平及其著作在同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当中堪称典型。他们都因目睹伟大梦想沦为罪恶梦魇而心生失望，然后经历了从否定、怀旧到社会民主价值观的思想转变。哈贝马斯早年因反纳粹而走向极左，曾任阿多尔诺的助手，后接替霍克海默任法兰克福社会研究院主任，一度是激进学生运动的思想领袖。后来，他放弃了最初的想法，开始研究民主的哲学基础，从此大获成功（在战后的德国，民主的哲学基础的研究非常重要），他的研究批评了民主的某些表现，认为民主倾向于用技术定义经济奇迹。后来，哈贝马斯回归启蒙时代，确切地说是回到了康德，真正找到了自己的理论支撑（《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变》， 1962）。他希望重建18世纪思想批判和布尔乔亚民主的模型，当时的思想批判和民主允许公开使用理性，由此产生了舆论，而舆论又是民主的条件。其中的推理是，内心独白让个体面对自己及自身特性，关于公共事务的讨论则让个体摆脱“低级趣味”（康德语），把他们从自身特性中抽出来。私人之间富有成果的交流形成一个新的场地，即公共领域，这个领域是介于社会和政府之间的中间层，是以个人逻辑为中心的合法化机构。广告，取其传统含义而非工业化时代的意思，使对观点的了解普遍化，使神秘的专断无以为继。^[2]对话的实用理性追求的是跨主体性和普世性，与追求真理和效率的技术理性不同，它能在有良好愿望的个体之间达成共识，这些人来自私人空间，但是逐渐搁置个人利益，而服务于全体的利益。除了理论分析，哈贝马斯还具体说明了哪些场所可能成为公共领域（报刊、沙龙、咖啡馆、俱乐部等），并指出大众传媒发展过程中会时不时走向堕落。广告不再支撑对话，而是沦为商业，吞没私人生活，自私的个人主义和暴露癖腐蚀了公众可获取的东西，传媒沦为消费，自恋又无聊。

乍一看，这套理论的作者显然对经验主义的传媒研究成果一无所知，且有嗜古之嫌。他主张自由主义的、有乌托邦色彩的公民性，同时又以忠于马克思主义之名，对传媒无情揭批，这完全是法兰克福学派的典型论调。一方面，哈贝马斯回归柏拉图哲学传统，鼓吹语言的理性，反对工具逻辑（资本主义）的暴力及其他一切导致本位主义的社会力量（社群、宗教、个人冲动等）的暴力：传播问题是逻各斯问题的新瓶装旧酒。另一方面，他也指出了传媒中主观性上升的历史现象，并匆匆予以谴责（理查德·桑内特^[3]关于私密性的批判研究也是如此——见附文）：在对传媒的憎恶中，自我的登峰造极取代让人无脑的虚构，成了揭批对象。哈贝马斯的双重定位受到许多学者的批评，它照搬了传媒愚弄人的说法，忽视了个体的社会构建，它将私人和公共截然分开，实际上二者是协商的（Eley，1992）。从中可以看出，哈贝马斯迷恋议会竞技，推崇革命前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视之为民主样板，但是，那时的民主模式把女性、青年、底层百姓等绝大部分民众排斥在外，按纳税选举制（système censitaire）选出的男性精英被提升为普世标准，可这些人之间的交流未必理性！

不过，公共领域理论有两处新意不容置疑。哈贝马斯指出，公共领域不等于政治传播，也不等于舆论—传媒—从政者之间的博弈，而是远远超出这些。公共领域包含来自私人领域、可以上升到公共层面、并且不会腐蚀公共层面的一切话题和观点。[“腐蚀”（corrompre）一词体现了哈贝马斯思想的规范性]。问题不再是找出公众、传媒和体制通过哪些渠道沟通——研究舆论的保守政治学家或研究传媒系统的理论人士往往抓住这个话题不放。要研究的是关系普遍化的动力及其广泛影响。整个社会都在传播的中心，传播就是社会的本质。公共领域理论赋予传播以无限的、颠覆性的对话权，视传播为民主的条件，从此不再把人类世界还原为物质的决定或社会的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