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贝马斯在公共领域中的作用和意义

在新近的政治与社会理论中,与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和商议民主(deliberative/discursive democracy)相关的理论日益成为西方学术界关注和争论的焦点之一。传媒与传播研究深受这些争论的影响。诸如对公共广播体制的挑战、全球新自由主义浪潮所驱动的媒介放松管制等议题的讨论和研究,都受到公共领域相关理论的影响(例如Hallin,2008;McChesney,2001)。在哈贝马斯(Habermas,1991/1989)具有广泛影响的著作《公共领域的结构变迁》(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一书中,公共领域既是一个历史范畴,也是马克斯·韦伯意义上的“理想型”(ideal type),是一个“分析范畴,一个概念工具,既指向一个特定的社会现象,同时也能够帮助我们对这一对象展开分析和研究”(Dahlgren,1991,页2)。因此,这一概念既是描述性的,也是规范性的。作为一个隐喻性的概念,它指的是一个公众意见能够在其中得以形成的社会空间或社会生活领域。在这个空间中,公民“处理涉及广泛利益的事物,且不受胁迫地表达和发表自己的观点”(Habermas,1997,页105)。这里仅简述哈贝马斯的基本观点,以为后续讨论提供参考。

哈贝马斯在历史层面描述了现代西欧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起伏兴衰。这些领域起源于咖啡吧、沙龙、美术馆、出版物和现代印刷媒体的公民交流活动。这是一个介于国家和私人领域之间的一个新的社会空间,与此前的由封建贵族国家和君主政体通过仪式性和象征性手段所展示的“代表型的公共性”不同(Habermas,1991,页5-14)。新型公共领域是一种社会空间或论坛,一个政治共同体的绝大多数公民,特别是中产阶级成员,应能够平等地进入这一空间,从而能够进一步参与到与涉及共同利益的公共事务相关的理性且批判的话语论争之中,进而通过公众意见的自由表达,对国家权力的运作施加公民监督。用康德的话来说,自由的公共领域中的公民参与意味着“对理性的公共运用”(引自Bohman&Rehg,1997,页x)。

另一方面,培育和促进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繁荣的诸条件几乎在同时又很快开始削弱公共领域,从而使得这一领域成为一个充满矛盾、冲突和悖论的空间,最终导致其衰落。“支撑公共领域崛起的一个重要历史变化,是社会,特别是国家权威从日常和家庭生活的领域分离出来”(Roberts&Crossley,2004,页2)。但由于商业化、城市化、工业化,尤其是19世纪中叶以来国家与市场对私人领域的不断重新侵入,这一支撑公共领域的核心条件开始消失,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开始崩溃和衰落,并最终在现代资本主义福利国家中彻底瓦解。根据哈贝马斯的看法,这些发展极大地模糊了私人和公共的边界,而这个边界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公共领域所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之一。与此同时,公众的理性的批判性的辩论成为“重新封建化”过程的牺牲品,退化为一种新型的被国家和市场权力所控制的“代表型公共性”(Habermas,1991,页158)。

哈贝马斯(Habermas,1987,1988)将这一暗淡的图景,称为政治和经济系统对社会生活的“殖民化”。在这一过程中,福利国家日益加强对个体日常生活的干预,同时公民和国家之间的理性协商沟通也退化为一种介于政治掮客和大众消费者之间的功利主义的策略性传播。特定政治共同体内个体公民之间的自由理性的批判话语论争,演变为一场自我利益驱动的政党之间为权力而彼此竞争的政治表演。传媒和新闻业传统的“批判角色随着广告业、娱乐产业和公共关系的发展而变得消沉。公共意见不再是一个理性的话语过程,而是媒体宣传和社会工程学(social engineering)^[4]的产物”(Dahlgren,1991,页4)。公众意见被日益等同于民意调查的结果,而有意义的政治参与、理性的协商和批判性的争论则被极大地简化和压缩,成为片段式的和程序性的选举投票和代议制民主。

但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作为他更宏大的沟通行动理论的一部分,也因其实践和理论瑕疵受到不少非难(参见Roberts&Crossley,2004,页10-17)。该理论出现于1960年代,因此充满着根深蒂固的“徘徊于怀旧情绪和悲观主义之间的浪漫主义特征”。一方面,他把早期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理想化为一个自由和普世的典范,没有全面考虑到这个领域的父权制和排斥性特征,忽略了出现于工人阶级、妇女和其他边缘底层社会群体中的替代性或对立性公共领域(alternative or counter public spheres)的存在及其潜力。另一方面,由于受到其法兰克福学派前辈的影响,哈贝马斯对现代大众媒体的发展持有过分悲观的判断。他对系统和生活世界殖民化的二分法论断,没能考虑到语境化的公众对媒体信息的接受和阐释、意义生产以及对社会现实的话语建构的社会心理和文化过程的复杂性。同时,他的理性主义的沟通行动模式无法将公共传播中扭曲的以及表演性的层面纳入其视野之中(Dahlgren,1991,页5-6;Garnham, 1992,页359-360)。

尽管存在这些不足,哈贝马斯式的公共领域理论,依然是建构不同的公共领域观念的分析框架,以及推动通过公众话语论争和商议等形式展开有意义的民主参与的重要理论起点和理论基础。正如加汉姆所指出的那样,虽然这些批评“大体上是有道理的,但他们并不意味着”哈贝马斯的论题“作为一个需要持久关注的议题,在考察与大众传媒和民主政治相关的当代紧迫议题方面,不再是一个富有成效的起点”(Garnham,1992,页359)。在这些后续的学术努力中,对商议民主以及公共政策架构(framing)中公共论争的研究成为最相关且最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成就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