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贝马斯的“劳动和相互作用”

第三节　哈贝马斯的“劳动和相互作用”

哈贝马斯在其著作的多处都涉及对马克思劳动学说的理解，如《交往行动理论》、《认识与兴趣》、《重建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等著作。在《认识与兴趣》中，在马克思通过社会劳动的综合对黑格尔的批判的批判中，认为马克思的劳动是一个综合的概念，具有人类学和认识论的双重意义。在《重建历史唯物主义》中，哈贝马斯不仅把马克思的生产理解为有目的的工具性行为，同时把生产中的关系理解为根据战略行动的规则形成的协作。哈贝马斯指出，“马克思所理解的生产，不仅是一个个的个人的工具行为，而且是不同的个人的社会协作。”^[18]并对马克思把劳动作为人类产生及人类社会发展的根基表示怀疑，认为“马克思的社会劳动概念适用于区分灵长目的生活方式和原始人的生活方式，而却不适合于人类特有的生活方式的再生产”。^[19]在《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中，哈贝马斯进一步把马克思劳动理解为工具理性行为，他指出:“我把‘劳动’或曰目的理性的活动理解为工具的活动，或者合理的选择，或者两者的结合。工具的活动按照技术规则来进行，而技术规则又以经验知识为基础。”^[20]

从以上哈贝马斯对马克思劳动概念的解读来看，他是把马克思的劳动概念理解为一种技术或目的性的活动。哈贝马斯一方面对马克思具有综合作用的劳动概念给予充分的肯定，同时又认为马克思劳动概念存在很大不足。在哈贝马斯看来，马克思历史哲学其实是劳动一元论，马克思所指出的人类社会的历史是一部生产劳动的历史，马克思把人类的解放归为劳动的解放，这样夸大了劳动的意义和作用;劳动仅涉及人与自然的关系，这样马克思对这种作为“目的-理性”行为的劳动和交往活动之间的联系未作出真正说明，“马克思对相互作用和劳动的联系没有作出真正的说明，而是在社会实践的一般标题下把相互作用归之为劳动，即把交往活动归之为工具活动。”^[21]哈贝马斯认为马克思这种对劳动的理解仍拘泥于资本主义“生产范式”，不能把握劳动和交往的辩证关系，不能揭示交往关系的合理化。因此，它已不能对历史发展过程及其动力机制作出合理解释。在今天资本主义社会变化了的条件下，马克思理论需要重建才能获得充分的和全面的生命力。而“我们所说的重建是把一个理论拆开，用新的形式重新加以组合，以便更好地达到对这种理论所确立的目标。这是对待一种在某些方面需要修正，但其鼓舞人心的潜在力量仍旧(始终)没有枯竭的理论的一种正常的态度，我认为，即使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也是正常的态度”。^[22]哈贝马斯从而以劳动和相互作用取代历史唯物主义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作为他重建历史唯物主义和解释历史发展过程的理论出发点。哈贝马斯指出:“我的出发点是劳动和相互作用之间的根本区别。”^[23]“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联系，似乎应该由劳动和相互作用之间的更加抽象的联系来代替。”^[24]哈贝马斯把劳动和相互作用严格区分开来，认为劳动和相互作用之间并不存在一种自动发展的联系。今天机器的大规模使用，技术的不断发明，生产力的不断提高，劳动的工具理性活动在技术的不断进步进而机器代替人的劳动，使人的劳动得以减少时，人类并不必然建立完美的、辩证的伦理关系。“摆脱饥饿和劳累并不是必然地趋同于摆脱奴役和歧视，因为劳动和相互作用之间并不存在一种自动发展的联系，尽管在它们之间存在着一种联系。”^[25]由此，哈贝马斯把历史的进步和人类奋斗目标寄托于交往的合理化上，认为人类的解放不是劳动的解放，而是交往关系的合理化，而他认为交往合理化的实现途径是语言，即话语民主。

哈贝马斯把马克思劳动仅仅理解为工具理性活动，他没有看到马克思在对国民经济学以之为前提的劳动的批判中、在对黑格尔抽象的精神的劳动的批判已清理出作为生存论存在论基础上的劳动、生产，即生产作为人的感性对象性活动，生产本身就是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的生产。哈贝马斯在主张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重建时，用更抽象的哲学范畴——劳动和相互作用——代替马克思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把人类发展的希望寄托于交往行为的合理化和话语民主上，这无疑具有理想化色彩，反而没有达到马克思所指出的历史发展的存在论根基的高度。马克思立足于生产、劳动的本体论基础，揭示历史发展的存在论根基及历史发展的现实道路。马克思生产、劳动概念并没有排斥人与人、人与自然间的关系，生产总是在一定关系中的生产，交往既是生产的先天规定，同时生产又生产出生产关系。马克思指出:“生命的生产，无论是通过劳动而达到的自己生命的生产，或是通过生育而达到的他人生命的生产，就立即表现为双重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社会关系的含义在这里是指许多个人的共同活动。”^[26]作为这样一种本体论的生产概念，正是马克思对历史发展做出阐释的基础性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