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贝马斯的生活世界理论

必须指出，传统哲学往往致力于一种抽象的思辨理性，其出发点也往往不是对于主体及其生存状况的关注，而是如何对主体的行为进行理性的分析和细致的规范，这样就使得他们对于语言的探讨往往脱离了生活世界本身。而要使译学研究真正回归生活世界，必须拂去遮在语言表面的玄秘面纱，还原其在日常生活世界中的真实面貌，让它不再只是盘桓于意识领域的一个符号，而是要能够彰显出与主体行为之间的密切关系。“哲学家们只要把自己的语言还原为它从中抽象出来的普通语言，就可以认清他们的语言是被歪曲了的现实世界的语言，就可以懂得，无论思想或语言都不能独自组成特殊的王国，他们只是现实世界的表现”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29页。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哈贝马斯关于生活世界的相关理论对翻译研究而言无疑富有启示意义，因为他“将生活世界放在人们的日常语言中，在交往层面上加以研究，这使得‘生活世界’和‘交往行为’成为共同出场、相互附生的中心概念。”李佃来，《公共领域与生活世界——哈贝马斯市民社会理论研究》，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51页。

哈贝马斯首先区分了“生活世界”与“世界”: “生活世界”仅仅作为背景性因素和文化传统力量起着作用，为主体的创造性活动提供构成性范围，并为主体间的沟通与理解提供可能性；而“世界”则是论题的内容，是主体认识说明的对象。可见，生活世界作为交往活动参与者始终处于其中的境域或背景，是主体间交往的意义世界和文化世界，在此，评价主体可以形成意见一致的文化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进而，他将生活世界的结构划分为三个层次: 文化、社会和个性，他说: 我把文化称之为知识储存，当交往参与者相互关于一个世界上的某种事物获得理解时，他们就按照知识储存来加以解释。我把社会称之为合法的秩序，交往参与者通过这些合法的秩序，把他们的成员调节为社会集体，并从而巩固联合。我把个性理解为使一个主体在语言能力和行动能力方面具有的权限，就是说，使一个主体能够参与理解过程，并从而能论断自己的同一性。”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第二卷)，洪佩郁、蔺青 译，重庆: 重庆出版社，1994年，第189页。

可以看出，生活世界的这三个构成性因素分别指涉的是客体、主体间和主体三个层面。在哈贝马斯看来，只有在生活世界中，个体才能得以生存，交往行为才能得以合理展开，文化才能得以理解，社会也才能够得以延续。因为，在社会交往的过程中，文化、社会和个性都可以得到再生产，即“在语言交往的过程中，文化和传统得到了更新，社会组织得到了整合，个人吸收了文化传统被社会化。”王晓升，《哈贝马斯的现代性社会理论》，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93页。 我们可以借助这三个因素来思考一下翻译活动中译作形成、译作传播和译者的价值实现过程，其间，文化、社会和个性三个要素相互影响、相互制约亦相互促进: 译作的完成是译者个性化阐释和社会文化建构双重作用的结果，必须通过语言符号的形式才能得以传播；在传播过程中一方面会受到多重社会关系的制约，另一方面又会对社会的制度和规范起到一定的影响和调整作用。译作一旦被广泛传播则证明了原作在异域文化中得到了公众的接受和认同，这一翻译活动的意义得以体现，译者的价值也随之得以实现。这里有三个预期需要实现的目标，即: 文化传统的反思性，规范的普遍性和高度抽象的人格统一性，这在翻译活动中体现为文化的再生产、社会的统一和个性的社会化，这在促成生活世界再生产的同时，保证了传统的传承与更新，在对译者本身提出要求的同时，也预设了文本的内容、意义和目的。

进而，哈贝马斯强调，“作为文化领域，生活世界只是社会整体的一个组成部分，与它共存的是政治和经济系统(体系)。”李佃来，《公共领域与生活世界——哈贝马斯市民社会理论研究》，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58页。 因此，他认为应当将生活世界和体系均置于社会的整体结构中，借助交往合理性范畴，对当代西方社会进行透彻的分析和深刻的批判。由于体系和生活世界具有不同的内在逻辑，一旦生活世界的语言让位给体系，服从于政治、经济和权力的权威，就会造成体系对于生活世界的僭越，工具理性压抑交往理性，导致文化意义丧失、合理化危机，社会无规律可循和个体的心理病变，造成西方社会的现代性困境，即“生活世界的殖民化”(colonization of the lifeworld)，这样，主体的交往行为会遭到扭曲，主体的价值和意义也将无法彰显。那么，应当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呢？哈贝马斯提出的方案是: “在主体理性面前设置一道交往理性的门槛，让暗淡的生活世界重新找回它失去的价值与规范。”同上，第285页。 他主张走出意识哲学的思维方式，用交互主体取代单一主体，用交往理性代替主体中心理性，充分发挥生活世界的理解和协商功能，以推进文化和社会的协调发展。哈贝马斯构建这一生活世界理论的目的在于建立一个值得向往的未来理想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主体拥有平等的话语权，“在丰富的生活背景下，在遵循真实性、正确性、真诚性有效性要求的前提下，就客观世界、社会世界、主观世界中的某些事物进行沟通、协商，达到相互理解或行动上的一致性，以决定其共同的生活观念和具体的行为方式。”李佃来，《公共领域与生活世界——哈贝马斯市民社会理论研究》，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88页。

“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随着西方理性文化模式及其思辨哲学表述的危机特征越来越明显，西方许多哲学流派和思潮的理性批判，在深层次上都可以看做是对这种追求普遍性知识的、思辨的理论哲学或意识哲学的反抗和对关注生命的价值和意义的实践哲学或文化哲学范式的回归。”衣俊卿，《现代性焦虑与文化批判》，哈尔滨: 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2页。 从胡塞尔的现象学到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说，从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到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从舒茨的日常生活世界到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等等，我们不难看出这些伟大的哲学家视线的一个交集: 对于生活世界的关注。生活世界这一概念的提出标志着二十世纪世界哲学的一大重要转向: 自此，哲学研究挣脱了科学世界的重重束缚和思辨哲学的玄秘深奥，转而回到人类社会和文化的根基中去探寻理性、意义与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