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子法治思想与西塞罗法治思想的比较

三、韩非子法治思想与西塞罗法治思想的比较

（一）法的本体论

西塞罗坚持自然法与人定法的二元论，认为自然法是正义的基础，它的本质是人的理性，是超越一切、客观永恒的。人定法须以自然法为模本，不符合自然法的人定法是无效的。学界通常认为，西方自然法思想始于柏拉图对“正义”观念的探讨，经过亚里士多德、斯多葛学派继承、发展，最终由西塞罗发扬光大。西塞罗之巨大贡献在于第一次明确、系统地阐述了自然法是人定法的基础这一前提性观点，并将自然法的本质建立在人的理性之上，将自然法的核心归纳为正义。“事实上存在着一种符合自然的、适用于一切人的、永恒不变的、真正的法——即正义的理性，这个法通过自己的命令鼓励人们履行他们的义务，又通过自己的禁令约束人们不去为非作歹。”⁽¹⁷⁾他认为自然法是正义的象征，它是一切人定法的标准，法律应该体现自然法中的永恒正义，法律应当是根据最古老的、一切事物的自然表述区分正义和非正义。区别好的和不好的法律只能凭自然标准，那些有害的、不公正的法并不是法律。而且，西塞罗将自然法的正义归结为“理性”——自然的理性。“这种理性，当它在人类理智中充分而稳定地发展了的时候，就是法律。”⁽¹⁸⁾因此，“法律是最高的理性，它从自然中出来，指导应做的事，禁止不应做的事。”⁽¹⁹⁾西塞罗将正义牢牢奠基在人类的理性之上，从根本上否定了将任何个人任性和专断的意志作为法律的企图。他认为只有符合自然法的法律才是真正的法律，而独裁者任意制定的法律就是恶法，只能称为强盗的命令。⁽²⁰⁾

一般认为，韩非子没有法的二元论思想，也没有明确指出法有形而上的基础，但从其著作来看，韩非子思想中关于“道”的论述似乎类似于西塞罗思想中自然法的范畴。“道者，万物之所然也，……万物之所以成也。”⁽²¹⁾也就是说，“道”是世界上万事万物得以形成的总根源，任何具体事物都是作为万物本源的道的体现，都受着道的制约，道充塞整个宇宙，无边无际，无所不载，无所不包。尽管韩非子所论述的“道”和西塞罗所说的自然法都是具有客观性的，但是，韩非子所说的“道”却没有评判“法”的功能，韩非子只是要求君主在制定法时要“因道全法”，在制定法时不能违背“道”，并没有说违背了“道”的法律就不是法律。

另外，和西塞罗认为自然法是正义的象征不同，韩非并不认为“道”一定是正确的、善的，一味遵循它就可以治理好国家了，相反，他认为“道”具有两面性，结果如何，取决于人对道的运用。韩非子认为遵循“道”而制定的“法”未必是良法，这样的“法”是否能治理好国家，还要取决于圣明的君主对“道”是如何运用的。《韩非子·解老》中说：“道与尧、舜俱智，与接舆俱狂，与桀、纣俱灭，与汤、武俱晶。……凡道之情，不制不形，柔弱随时，与理相应。……得之以死，得之以生，得之以败，得之以成。”可见，韩非子认为，不同的人得“道”结果不同，圣明的君主和愚昧的君主得“道”的结果也不同，可能“死”，也可以“生”；对“道”运用的不当，也会造成不同的结果，可能“成”，也可能“败”。

可见，在韩非子的法的本体论中，并没有认为在人定法之外还有一个独立存在的法的评判标准存在，也就是说，他是主张法的一元论思想的，他所言之“法”仅指人定法。

（二）法的运行论

西塞罗的法治思想中已经初步提出了民主与分权的思想，具备了立法、司法、监察分开运作的雏形。西塞罗认为理想的政体是民主共和国制，它应该建立在以下各项原则之上：第一，国家要实行普遍的选举制度，国家官吏必须要依选举产生；第二，国家最高的权力机关是元老院。法律规定，由平民大会选举出来的护民官有权主持元老院会议。元老院由任期届满的执政官组成，掌握立法权，并为平民大会准备决议案；第三，行政首脑是最高执政官，其权力应由法律加以限制，这是维护共和制的关键所在。执政官实行轮流制，任期一年，不得连任。执政官届满卸任时，向监察官汇报任期内的公务行为；第四，国家要设立监察官，其具有清除元老院中的犯罪分子的权力，根据国家法律监督执政官的工作，对执政官的公务行为作出公断；第五，国家应有完备的司法审判制度，由选举的法官行使国家的审判权。⁽²²⁾可见，西塞罗的法律思想中已经包含了现代法治的基本原则——分权与民主，但其民主的范围只是限于有公民权的人，而且司法与行政权也没有彻底分开。

韩非子主张君主也应守法，上下相畏以法，但囿于当时的社会、历史情况，这样的想法很难实现。他对君主晓之以厉害，以亡国的后果来惊醒君主一定要以法治国，却没有设计出一套可行的制度来使君主不得不守法，使得对君权的制约近乎于无。君主集立法、司法、行政与军事大权于一身，具有超越法律的权威。虽然中央政府也有不同职能部门的划分，分工明确，但最终裁决权却统一于君主一人。因此，在韩非子的法治思想中，并没有分权和民主的思想。

（三）法治的作用与目的

西塞罗站在个人权利本位的基础上认为法的主旨在于防止个人专权，法律的主要价值在于实现平等，保障和规定公民的权利，而不是单纯施政于民、以刑纠民、以法治民。⁽²³⁾而在韩非子的法治思想中没有形成个人权利这一概念，他的思想中虽然也有为民的一面，但更多的是从治民这一目的出发，采取了国家主义本位的态度。西塞罗特别提醒最高统治者，他代表国家，他的责任是维护国家的荣誉与尊严，执行法律，使所有的公民都享受到法律所赋予他们的权利，不能忘记所有这一切都是国家托付给他的神圣职责。同时，他也认为法的基本作用就是促进国家基础的稳固、城市的安全和矫正人民的恶行。在他看来，法律是为了保证社会生活的有序化、科学化，保证人民的自由和权利的实现而存在的，所以，他主张建立一套三权分立的国家制度来保障这一目的的实现。

对于法的目的，韩非子认为就是富国强兵，天下长治久安，利国的同时也使民众安乐。同时，政权的稳定、社会的有序、惩治犯罪是韩非子看重的法的作用。正如有学者所说的那样“法家法律观的形成，不是基于‘人权’的考虑，而是基于这样一种认为：为了有效地控制在其管辖下日益增多的民众，法律是一种重要的手段。在思想方法和使用的手段方面，法家是一群真正的极权主义者，对于民众，总是考虑如何从整体上加以控制。”⁽²⁴⁾韩非子的法治主张更注重结果，目的性非常强，它要求民众服从、遵守国家的法律，为了国家的利益奉献自己的力量，民众个人的利益要服从国家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