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的法治思想

第二节　韩非的法治思想

法家思想的总结者韩非（前280—前233年）出身于韩国贵族世家，是韩国的公子。他看到韩国在战争中屡次丧师失地，面临被秦国灭亡的威胁，上书韩王安建议变法图强。他的建议未被采用，便退而著书立说。他的著作《孤愤》《五蠹》等传到秦国，秦王政读后大加赞赏。前233年秦攻韩，韩王安派韩非出使秦国。他到秦国不久，便遭李斯、姚贾陷害，死于狱中。

韩非像

韩非的学说以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政治理论为中心，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治和经济要求。他的学术渊源主要是前期法家和道家。司马迁说，韩非“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黄老”（《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在政治思想方面，他总结了商鞅、申不害等前期法家的学说，提出法、术、势结合的法治学说。他对《老子》作过深入研究，著有《解老》《喻老》。此外，他又曾与李斯一起师事荀子，与儒家的荀子学派有渊源关系。现存《韩非子》一书大部分出于韩非之手。

韩非理想的政治局面是“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韩非子·扬权》），在全国把政治权力集中于中央政府；在中央政府又把政府权力集中于皇帝一人。这是韩非所设计的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

韩非强调君主必须把法、术、势三者结合起来，缺一不可。法指成文法，“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韩非子·难三》）；术是君主驾驭群臣的权术，“术者，藏之于胸中，以偶众端而潜御群臣者也”（同上）；势即权势地位，“势者，胜众之资也”（《韩非子·八经》）。

韩非的法、术、势结合的法治思想与荀子的“隆礼重法”理论有继承关系，更主要的则是韩非总结了前期法家变法的历史经验而提出来的。韩国和秦国实行变法后，到韩非的时候已有好几十年的时间，但还都未能统一天下，韩非认为，商、申二人的法、术未能尽善是一个原因，但主要原因还是二人的主张各有偏废。“申不害言术，而公孙鞅重法”（《韩非子·定法》）。申不害知用术不知用法，未能统一法令，奸诈的人利用法令不一逞其私，申不害虽然用了十倍的努力让韩昭侯用术，还是不能解决问题。商鞅知用法不知用术，不能知奸，“战胜则大臣尊，益地则私封立”（同上），国家的财富和兵力，反而成了“人臣”扩张私人势力的凭借。因此韩非说：“君无术则弊于上，臣无法则乱于下。此不可一无，皆帝王之具也。”（同上）韩非还认为，要推行法术必须占有权势地位。道家别派中的慎到说过：“贤人而诎于不肖者，则权轻位卑也；不肖而能服于贤者，则权重位尊也。尧为匹夫不能治三人，而桀为天子能乱天下，吾以此知势位之足恃，而贤智不足慕也。”（《韩非子·难势》）韩非子引述了这段话表示赞同。他说：“万乘之主，千乘之君，所以制天下而征诸侯者以其威势也。”（《韩非子·人主》）没有权势地位就不能推行法治，法治与权势要互相结合，“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韩非子·难势》）。韩非子把法、术、势结合起来，形成完整的法治理论，代表先秦法家政治思想发展的成果。

韩非的法治思想重视赏和罚的作用。他说：

明主之所导制其臣者，二柄而已矣。二柄者，刑、德也。何谓刑德？曰：杀戮之谓刑，庆赏之谓德。为人臣者，畏诛罚而利庆赏，故人主自用其刑、德，则群臣畏其威而归其利矣。（《韩非子·二柄》）

韩非认为，运用赏罚要把握几个要点：①信赏必罚。赏罚的唯一依据是法律，除君主之外，无论什么人都要受法律的约束，“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韩非子·有度》），“诚有功则虽疏贱必赏，诚有过则近爱必诛”（《韩非子·主道》）。②厚赏重罚。他认为人皆欲利恶害。“赏厚则所欲之得也疾，罚重则所恶之禁也急……是故欲治甚者，其赏必厚矣。其恶乱甚者，其罚必重矣。”（《韩非子·六反》）意思是说，厚赏能够使人很快得到所追求的利益，重罚能够很快制止人们为恶作乱的行为，所以越是求治恶乱心切，就越要厚赏重罚。厚赏重罚不仅对当事人是必要的，而且对民众有“劝”“禁”的作用。厚赏一人，境内民众都会受到劝勉，都会为争取厚赏去立功。重罚一人，境内民众都会感到畏惧而不敢犯法。韩非反对儒家的“仁政”主张。他说：“今世皆曰：‘尊主安国者，必以仁义智能。’而不知卑主危国者之必以仁义智能也。故有道之主，远仁义，去智能，服之以法。”（《韩非子·说疑》）③“立可为之赏”“设可避之罚”。他说：“明主立可为之赏，设可避之罚。盲者处平而不遇深谿，愚者守静而不陷险危。如此之上下之恩结矣。”（《韩非子·用人》）意思是说，法律规定的奖赏应该是人们通过努力可以得到的，法律规定的刑罚应该是人们经过努力能够避免的。这样，就像把人们引导到平坦的道路上，即使是盲人也不会掉进河里；即使是愚人，只要安分守己，也不会遇到危险，上下之间就有了恩情。赏“可为”，罚“可避”，赏罚才能发挥劝善禁恶的作用。

韩非谈论君主用“术”的言论很多。他在《内储说上》提出“七术”：“一曰众端参观，二曰必罚明威，三曰信赏尽能，四曰一听责下，五曰疑诏诡使，六曰挟知而问，七曰倒言反事。”其中“必罚明威”和“信赏尽能”属于执法的手段，与法分不开。“众端参观”指全面掌握情况，比较不同主张，以鉴别真假是非。如果受到臣下的蒙蔽，产生片面看法，会带来失误甚至灾难。“一听责下”是说要分别地一一考察臣下的才能和功过，使之不能蒙混君上。南郭先生混入齐宣王的300人的乐队中，滥竽充数蒙混了很久。但齐湣王继位后，要“一一听之”，让每个乐师分别单独演奏，南郭先生只好逃之夭夭。“疑诏诡使”是利用假命令及诡计窥探臣下或显示自己的圣明，以使臣下不敢作弊。“挟知而问”是选择一件事显示自己的明智，以慑服臣下，使之不敢隐瞒任何事情的真情。“倒言反事”是故意装糊涂、说错话、做错事，用以探测臣下。如此的手段都是不讲原则地玩弄权术。

韩非的政治思想强调暴力和权术，鄙薄仁义道德，是与他的社会伦理思想相联系的。韩非没有明确论及人性善恶问题，但从整个社会伦理思想中所反映出的观点看，他是继承并极端发展了荀子的性恶论。荀子认为人性中本无仁义道德，所以必须“化性起伪”。韩非干脆认为，好利是人的本性，人际关系唯有物质利益是真实的，儒家所推崇的仁义道德是虚伪有害的东西。《韩非子·备内》篇说：“王良爱马，越王勾践爱人，为战与驰。医善吮人之伤，含人之血，非骨肉之亲也，利所加也。”卖车的愿人富贵，卖棺材的愿人死亡，不是卖车的“仁”，卖棺材的“贼”，而是他们的利益所在不同。《韩非子·外储说左上》又说，地主给雇工食物和工钱，是为了买他的劳力，“非爱庸客也”。雇工“劲力而疾耘耕”“尽巧而正畦陌”，“非爱主人也”，是为了换取美食和钱布。《韩非子·六反》进而说，父母子女关系亦是如此，子女“俱出父母之怀袵”，然而生男则相贺，生女则杀之，是“虑其后便，计之长利也”。至于君臣、君民关系，更谈不上仁义道德。“臣尽死力以与君市，君重爵禄以与臣市”（《韩非子·难一》），“君上之于民也，有难则用其死，安平则尽其力”（《韩非子·六反》）。他无情地指责一向被美化的仁义道德，针锋相对地宣称：“举先王，言仁义者盈廷，而政不免于乱”（《韩非子·五蠹》），“君不仁，臣不忠，则可以王霸矣”（《韩非子·六反》）。抱有这样的社会伦理观点，在政治伦理方面除暴力和权术之外，当然再也没有选择的余地了。

富国强兵是法家的一贯理想，也是韩非法治思想追求的目标。为了富国强兵，主要的政治经济措施便是提倡“耕战”。他认为“耕战”是富强之本，凡不利于“耕战”的政策都是乱亡之道。所以他要求提高从事耕战者的社会地位，而把不从事耕战的人一律斥之为社会害虫。《五蠹》篇把“学者”“言古者”“带剑者”“患御者”（逃避兵役的人）和“工商之民”称为“邦之五蠹”，说：“不除此五蠹之民，不养耿介之士，则海内虽有破亡之国、削灭之朝，亦勿怪矣。”为了富国强兵，韩非还主张加强思想统治，定法家于一尊，禁止除法家以外的一切学派活动。他激烈攻击法家以外的各个学派，特别是攻击当时影响最大的儒家和墨家学派，认为这些学派的理论互相矛盾，是非不分，任其发展必然引起思想混乱和社会的不安定。他主张“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使“境内之民，其言谈者必轨于法”（《韩非子·五蠹》）。

韩非的法治思想是战国后期这一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它限制贵族特权，维护新兴的封建制度，适应了当时中国走向统一的历史趋势。但它主张对人民实行残酷的暴力镇压，崇尚阴谋权术，压制工商业发展，无论在当时或后代都产生了深远的消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