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君的法治思想

（三）商君的法治思想

在《商君书》中，商鞅有时专门论述具体的法律条文。如《垦令》篇就论证了加强农业生产的二十条法令：1 “无宿治”；2 “訾粟而税”；3 “无以外权爵任与官”；4 “以其食口之数赋而重使之”；5 “使商无得粜，农无得籴”；6 “声服无通于百县”；7 “无得取庸”；8 “废逆旅”；9 “壹山泽”；10 “贵酒肉之价，重其租，令十倍其朴”；11 “重刑而连其罪”；12 “使民无得擅徙”；13 “均出余子之使令，以世使之，又高其解舍，令有甬官食，概”；14 “国之大臣诸大夫，博闻、辨慧、游居之事，皆无得为，无得居游于百县”；15 “令军市无有女子；而命其商，令人自给甲兵。使视军兴；又使军市无得私输粮者”；16 “百县之治一形”；17 “重关市之赋”；18 “以商之口数使商，令之厮、舆、徒、重者必当名”；19 “令送粮无取僦，无得反庸，车牛舆重设必当名”；20 “无得为罪人请于吏而饷食之”。

这20条具体的法令，涉及到行政管理、地税征收、官吏任用、劳动力管理、粮食买卖、音乐服装的控制、雇佣的禁止、旅馆的废除、矿藏资源的国有化、酒肉的价格政策、刑罚制度、居住制度、贵族特权的限制、高级官员的管理、军队管理、政治制度的统一、关税商品税政策，抑制商人的徭役制度、运粮制度、刑狱辩护制度等等，内容相当丰富。

商鞅对这些法令的陈述和论证，虽然也充分反映了他的重农思想及其对策，但如果从政治理论方面着眼，那么这些具体的法律条文的借鉴意义就不如那些务虚地论述立法、执法等方面的基本原则了。所以，我们现在只大致地介绍一下商鞅的法治思想。至于《商君书》中提到的具体法律条文，读者可以仔细地参阅其原文。

在商鞅看来，要使国家得到治理，主要在于推行法治，确定名分，所以《慎法》说：“任法而国治矣。”《定分》说：“名分定，则大诈贞信，巨盗愿悫，而各自治也。故夫名分定，势治之道也。”

商鞅把法治作为治国的根本措施，他的法治原则是：“法者所以爱民也，礼者所以便事也。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礼、法以时而定，制、令各顺其宜。”（《更法》）“圣人不法古，不脩今。”（《开塞》）“因世而为之治，度俗而为之法。”（《壹言》）这就是人们常称道的变法论，它是商鞅立法的基本原则。

为了达到“爱民”、“利民”的目的，商鞅特别强调：制定法令，“必使之明白易知”，并设置法官法吏，负责法律的解释和宣传，使万民“皆知所避就”而“无陷于险危”（《定分》）。这是商鞅立法时所强调的惩戒性原则。

商鞅所倡导的法治是通过赏罚来实施的。《修权》说：“凡赏者，文也；刑者，武也。文武者，法之约也。”

至于实施赏罚的原则，主要是严格按法办事，“不以私害法”，“赏厚而信，刑重而必；不失疏远，不违亲近”（《修权》），“以功授官予爵”，“刑无等级”，“有功于前，有败于后，不为损刑……必以其数断”，“重刑，连其罪”，“不宥过，不赦罚”（《赏刑》），“刑多而赏少”，“刑用于将过”，“赏施于告奸”（《开塞》）。

应该指出的是，商鞅所主张的重刑必罚并不是一种惩罚性的原则，而是一种惩戒性的原则；它不是要使刑法成为摧残生灵的凶器，而是要使严厉的法律成为民众遵行的规则。道理很简单，从严惩处可以加强法律的威慑力，使人们都严格地按照法律办事，从而使刑罚无所施，即达到“无刑”的目的（《赏刑》），这就是商鞅“以刑去刑”的思想（《靳令》），也是商鞅主张重刑的宗旨。相反，如果刑罚轻微，就不足以威胁人，人们往往会因为犯罪“成本”微不足道而视法律为儿戏，这样，反容易犯法，结果也就伤害了人民。所以，商鞅的重刑原则，表面上似乎残酷无情，实际上却是他“爱民”、“利民”的法治精神的体现。后人往往将其重刑思想贬斥为刻薄少恩，是不公允的。

商鞅推行法治的目的是“强国”，所以其赏罚的具体内容与鼓励农战密切相关。如《外内》主张“边利尽归于兵，市利尽归于农”，“欲农富其国者，境内之食必贵，而不农之征必多，市利之租必重”。《去强》主张“兴兵而伐，则武爵武任”，“按兵而农，粟爵粟任”。《境内》规定：“能得爵首一者，赏爵一级，益田一顷，益宅九亩。”“其战也，五人来簿为伍，一人羽而轻其四人。”“陷队之士……不能死之，千人环。”

总之，用刑赏来驱民于农战，从而达到富国强兵、增强实力、称王天下的目的，这就是商鞅推行法治的最终归宿。

商鞅的刑赏思想是以他的社会思想为基础的。《错法》说：“人君（生）而有好恶，故民可治也。人君不可以不审好恶。好恶者，赏罚之本也。夫人情好爵禄而恶刑罚，人君设二者以御民之志，而立所欲焉。”《算地》说：“名利之所凑，则民道之。”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他才认为君主“操名利之柄”，利用刑赏，就能驱使民众而成就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