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的法治思想

荀子的法治思想

黄震雲

荀子有着豐富的治國理政思想，為治理亂世提出了系列的重要主張，主要包括往古察今的發展的法治思想、以人為本的王者之法、預防犯罪發生的無訟思想、深刻把握法律不固守文字的法治精神、科學公平執法的法制思想、法應有常的尊法思想和吉凶在人的唯物主義科學法制思想。荀子的法治思想繼承了我國古代傳統的法治思想，也與孔子、孟子的法制思想關聯。但在科學執法、王道政治等方面摒棄了儒家思想色彩，也進行了必要的調整，如其禮以濟法主張的提出等，即是對儒家法制思想的修正、完善和發展，在我國的法制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荀子的法治思想，完善和提升了先秦儒家思想，對當世和後代的治國理政發揮了重要作用。但是傳統的看法是儒法對立，所以認定荀子是儒家，就忽視了荀子的法治思想，或有估價不足，這對於客觀地認識荀子的法治思想，全面客觀地評價荀子和儒家，弘揚荀子及其儒學的當代價值，皆無益處。

荀子主張全美為上、完善禮義，至治無訟，但這只是終極目的。面對亂世，實行法治成為最迫切的問題，因此荀子提出了一系列關於法治的主張，同時深刻地闡釋了其主張的理由，繼往開來，值得我們學習和重視。

一、往古察今的發展的法治思想

在夏商周時代，法先王成為治世傳統，有典有册，率由舊章，孔子秉承了這一傳統，被後代的學者指責為開倒車。如何更好地實現法制，吸取和弘揚傳統法治思想、制度的精華，推動當代法治社會的建設，對身當亂世的荀子來説是無法回避的藩籬。《荀子·非相》説:

辨莫大於分，分莫大於禮，禮莫大於聖王。聖王有百，吾孰法焉？故曰:文久而息，節族久而絶，守法數之有司，極禮而褫。故曰:欲觀聖王之迹，則於其粲然者矣，後王是也。彼後王者，天下之君也；舍後王而道上古，譬之是猶舍己之君，而事人之君也。故曰:欲觀千歲，則數今日；欲知億萬，則審一二；欲知上世，則審周道；欲審周道，則審其人所貴君子。故曰:以近知遠，以一知萬，以微知明，此之謂也。夫妄人曰:“古今異情，其以治亂者異道。”⁽¹⁾

荀子認為，古今法制道理是一樣的，應該把古今聯繫起來觀察，無論如何不可能有千秋萬代亙古不變的法制。因此，聖人者，以己度者也。故以人度人，以情度情，以類度類，以説度功，以道觀盡，古今一也。要吸取古代的法制長處，推動當代法制建設，體現了包容的氣度和科學的發展的法制理念。在《荀子·儒效》中，荀子進一步提出了修故應變的主張:“以從俗為善，以貨財為寶，以養生為己至道，是民德也。行法至堅，不以私欲亂所聞:如是，則可謂勁士矣。行法至堅，好修正其所聞，以橋飾其情性；其言多當矣，而未諭也；其行多當矣，而未安也；其知慮多當矣，而未周密也；上則能大其所隆，下則能開道不己若者:如是，則可謂篤厚君子矣。修百王之法，若辨白黑；應當時之變，若數一二；行禮要節而安之，若生四枝；要時立功之巧，若詔四時；平正和民之善，億萬之衆，而搏若一人:如是則可謂聖人矣。”荀子強調，法在養民，平正和民之善才是治道。

儒家雖然主張慎殺，但荀子認為該殺還是要殺，既秉承傳統，更注重現實，顯示出發展的開放的姿態。在《宥坐》篇中荀子就孔子殺少正卯、湯誅尹諧、文王誅潘止、周公誅管叔、太公誅華仕、管仲誅付里乙、子産誅鄧析、史付等七事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指出不可不誅就必須誅殺，體現了《尚書》中義刑義殺思想，和周公明德慎罰也並不矛盾。荀子認為威厲而不試，刑錯而不用，亂其教，繁其刑，其民迷惑而墮焉，則從而制之，是以刑彌繁，而邪不勝。在《荀子》一書中可以看出，荀子主張兼收並蓄，不以王之先後來定是非，而是根據事實，以發展的視野提出自己的法治主張。

二、以人為本的王者之法

以人為本是儒家法治思想的核心和根本。荀子認為最理想的是王者之法，能够在富國強民、穩定社會發展的基礎上達到大治，以養萬民。《荀子·王制》説:“王者之等賦、政事、財萬物，所以養萬民也。田野什一，關市幾而不征，山林澤梁，以時禁發而不税，相地而衰政，理道之遠近而致貢，通流財物粟米，無有滯留，使相歸移也。四海之内若一家。故近者不隱其能，遠者不疾其勞，無幽閒隱僻之國，莫不趨使而安樂之。夫是之為人師。是王者之法也。”深刻地認識到法律的本質是保障社會的安全和公平，以養萬民。

《富國》篇説:“萬物同宇而異體，無宜而有用，為人，數也。人倫並處，同求而異道，同欲而異知，生也。……欲惡同物欲多而物寡，寡則必争矣。故百技所成，所以養一人也。而能不能兼技，人不能兼官。離居不相待則窮，群而無分則争；窮者患也，争者禍也，救患除禍，則莫若明分使群矣。彊脅弱也，知懼愚也，民下違上，少陵長，不以德為政:如是，則老弱有失養之憂，而壯者有分争之禍矣。事業所惡也，功利所好也，職業無分:如是，則人有樹事之患，而有争功之禍矣。男女之合，夫婦之分，婚姻娉内，送逆無禮:如是，則人有失合之憂，而有争色之禍矣。故知者為之分也。足國之道:節用裕民，而善臧其餘。節用以禮，裕民以政。彼裕民故多餘。裕民則民富，民富則田肥以易，田肥以易，則出實百倍。上以法取焉，而下以禮節用之。餘若丘山，不時焚燒，無所臧之。夫君子奚患乎無餘？故知節用裕民，則必有仁義聖良之名，而且有富厚丘山之積矣。此無他故焉，生於節用裕民也。”荀子認為，解決社會矛盾，包括戰争、禍亂等，要讓百姓在衣食足的基礎上知禮義，發展生産，禮法並舉，才是真正的法治。他認為，看一個國家是否治理得很好，首先是看生活，然後才是監察、禮義，提出了自己的治國標準:“觀國之治亂臧否，至於疆易而端已見矣。其候徼支繚，其竟關之政盡察——是亂國已。入其境，其田疇穢，都邑露——是貪主已。觀其朝廷，則其貴者不賢；觀其官職，則其治者不能；觀其便嬖，則其信者不慤——是闇主已。凡主相臣下百吏之俗，其於貨財取與計數也，須孰盡察；其禮義節奏也，芒軔僈楛——是辱國已。其耕者樂田，其戰士安難，其百吏好法，其朝廷隆禮，其卿相調議——是治國已。”荀子認為，法治的途徑還是隆禮至法、尚賢使能、纂論公察，這就是至道大形。《君道》篇説:“至道大形:隆禮至法則國有常，尚賢使能則民知方，纂論公察則民不疑，賞克罰偷則民不怠，兼聽齊明則天下歸之；然後明分職，序事業，材技官能，莫不治理，則公道達而私門塞矣，公義明而私事息矣:如是，則德厚者進而佞説者止，貪利者退而廉節者起。……為人主者，莫不欲彊而惡弱，欲安而惡危，欲榮而惡辱，是禹桀之所同也。”希望國家治理好，在荀子的思維中都是一樣的，關鍵是有没有至道大形，也就是能不能隆禮尊賢、重法愛民，將重法放在愛民之前，是荀子對儒家思想最重要的發展之一。其《強國》篇説:“人之命在天，國之命在禮。人君者，隆禮尊賢而王，重法愛民而霸，好利多詐而危，權謀傾覆幽險而亡。”以人為本，是王者之法的根本，在人與禮之間，荀子主張好其人，隆禮次之。

三、預防犯罪發生的無訟思想

儒家對於預防犯罪歷來十分重視，孔子就主張必也無訟乎。荀子也主張無訟，並提出了預防犯罪的措施。《荀子·修身》説:“凡用血氣志意知慮，由禮則治通，不由禮則勃亂提僈；食飲衣服居處動静，由禮則和節，不由禮則觸陷生疾；容貌態度進退趨行，由禮則雅，不由禮則夷固僻違庸衆而野。故人無禮則不生，事無禮則不成，國家無禮則不寧。”荀子認為對於情感、生活、言行都要重視禮的作用，注重君子的模範作用。禮在周代是做人行事的標準和要求，如果違反了就要用法來約束，法以濟禮。因此，荀子強調禮義預防犯罪的作用是儒家法制思想的傳統，也符合當時社會秩序重建和法治社會建設的需要。

荀子充分強調君主和君子的表率作用，認為君主的表率作用是實行實現法治的根本。他認為歷代皆有制度，但君主施行與否才是關鍵。《荀子·正論》説:“世俗之為説者曰:‘主道利周。’是不然。主者民之唱也，上者下之儀也。彼將聽唱而應，視儀而動；唱默則民無應也，儀隱則下無動也；不應不動，則上下無以相有也。若是則與無上同也！不祥莫大焉。故上者下之本也。上宣明，則下治辨矣；上端誠，則下願愨矣；上公正，則下易直矣。治辨則易一，願慤則易使，易直則易知。易一則彊，易使則功，易知則明，是治之所由生也。上周密，則下疑玄矣；上幽險，則下漸詐矣；上偏曲，則下比周矣。疑玄則難一，漸詐則難使，比周則難知。難一則不強，難使則不功，難知則不明，是亂之所由作也。故主道利明，不利幽，利宣，不利周。故主道明則下安，主道幽則下危。故下安則貴上，下危則賤上。故上易知，則下親上矣；上難知則下畏上矣。下親上則上安，下畏上則上危。故主道莫惡乎難知，莫危乎使下畏己。傳曰:‘惡之者衆則危。’《書》曰:‘克明明德。’《詩》曰:‘明明在下。’故先王明之，豈特玄之耳哉！”荀子對君主明德慎罰提出了具體的要求，認為人主是全民的表率，只有人主能够德高，那麽天下才能得到很好的治理。否則，桀紂有天下，湯武篡而奪之，還會失去天下。

此外，荀子還注意到人們生活中的心理調適。他認為血氣、勇敢、怠慢這些性格都是天賦，又由於外界事物的影響，所以都能引起情緒的波動和心理的反映，因此，荀子主張用禮樂進行調理，可以預防犯罪。《荀子·修身》説:“治氣養心之術:血氣剛強，則柔之以調和；知慮漸深，則一之以易良；勇膽猛戾，則輔之以道順；齊給便利，則節之以動止；狹隘褊小，則廓之以廣大；卑濕重遲貪利，則抗之以高志；庸衆駑散，則劫之以師友；怠慢僄棄，則照之以禍災；愚款端愨，則合之以禮樂，通之以思索。凡治氣養心之術，莫徑由禮，莫要得師，莫神一好。夫是之謂治氣養心之術也。”

四、深刻把握法律不固守文字的法制精神

荀子認為，法制不是簡單地執行條款，更主要的是了解法的本質和法治精神，只有這樣，才能實現法制。其《修身》篇説:“人無法，則倀倀然；有法而無志其義，則渠渠然；依乎法，而又深其類，然後温温然。”荀子要求理解法的志義，還要深其類，那樣法律才能够起到法律的作用。

荀子強調禮法並舉，《修身》篇指出:“故非禮，是無法也；非師，是無師也。不是師法而好自用，譬之是猶以盲辨色，以聾辨聲也，舍亂妄無為也。故學也者，禮法也。夫師、以身為正儀而貴自安者也。”《不苟》篇又説:“君子治治，非治亂也。曷謂邪？曰:禮義之謂治，非禮義之謂亂也。故君子者，治禮義者也，非治非禮義者也。然則國亂將弗治與？曰:國亂而治之者，非案亂而治之之謂也。去亂而被之以治。人污而修之者，非案污而修之之謂也，去污而易之以修。故去亂而非治亂也，去污而非修污也。治之為名，猶曰君子為治而不為亂，為修而不為污也。”認為禮法並舉，不僅可以實現法制，還可以防止國家的内亂，個人則可以成為君子，要從學習開始，所以在其開篇《勸學》中就説不學習或者只是學習一些基本的東西，就和禽獸差不多，根本不是人了。《不苟》篇説，禮法並舉，就會誠信生神，這也是終桀不是禹的原因。

荀子分析，有些人犯罪是缺乏思考，以為犯罪是自己的事情，這是不對的。犯罪和家庭和社會都有密切的聯繫和利害關係。《榮辱》篇説:“鬥者，忘其身者也，忘其親者也，忘其君者也。行其少頃之怒，而喪終身之軀，然且為之，是忘其身也；室家立殘，親戚不免乎刑戮，然且為之，是忘其親也；君上之所惡也，刑法之所大禁也，然且為之，是忘其君也。憂忘其身，内忘其親，上忘其君，是刑法之所不捨也，聖王之所不畜也。乳彘觸虎，乳狗不遠遊，不忘其親也。人也，憂忘其身，内忘其親，上忘其君，則是人也而曾狗彘之不若也。”

“君子注錯之當，而小人注錯之過也。故孰察小人之知能，足以知其有餘，可以為君子之所為也。譬之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子安雅。是非知能材性然也，是注錯習俗之節異也。仁義德行，常安之術也，然而未必不危也；污僈突盜，常危之術也，然而未必不安也。故君子道其常，而小人道其怪。”要求要通其常道。

荀子提出，實行法制，要從日常的生活開始，不要貪圖享樂或者糊里糊涂就犯了罪，那是自找欺辱。《榮辱》篇説:“快快而亡者怒也，察察而殘者忮也，博而窮者訾也，清之而俞濁者口也，豢之而俞瘠者交也，辯而不説者争也，直立而不見知者勝也，廉而不見貴者劌也，勇而不見憚者貪也，信而不見敬者好剸行也。此小人之所務，而君子之所不為也。”

五、科學公平執法的治法思想

有法可依，執法公平是荀子的法制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他在《榮辱》篇對如何執法及其意義作出了全面的分析:“夫天生蒸民，有所以取之:志意致修，德行致厚，智慮致明，是天子之所以取天下也。政令法，舉措時，聽斷公，上則能順天子之命，下則能保百姓，是諸侯之所以取國家也。志行修，臨官治，上則能順上，下則能保其職，是士大夫之所以取田邑也。循法則度量、刑辟圖籍、不知其義，謹守其數，慎不敢損益也；父子相傳，以持王公，是故三代雖亡，治法猶存，是官人百吏之所以取禄秩也。孝弟原慤，軥録疾力，以敦比其事業，而不敢怠傲，是庶人之所以取暖衣飽食，長生久視，以免於刑戮也。飾邪説，文奸言，為倚事，陶誕突盜，惕悍憍暴，以偷生反側於亂世之間，是奸人之所以取危辱死刑也。其慮之不深，其擇之不謹，其定取捨楛僈，是其所以危也。”要保持法治傳統，實現長治久安。

對於禮法情感的區分和價值，荀子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儒效》篇説:“其為人上也，廣大矣！志意定乎内，禮節修乎朝，法則度量正乎官，忠信愛利形乎下。行一不義，殺一無罪，而得天下，不為也。此君義信乎人矣，通於四海，則天下應之如讙。是何也？則貴名白而天下治也。故近者歌謳而樂之，遠者竭蹶而趨之，四海之内若一家，通達之屬莫不從服。夫是之謂人師。”荀子強調了法制宣傳的意義和價值。

孔子提出教而誅之的主張，荀子顯然表示同意，但荀子提出首惡必懲的主張，也就是殺一儆百。《王制》篇説:“請問為政？曰:賢能不待次而舉，罷不能不待須而廢，元惡不待教而誅，中庸民不待政而化。分未定也，則有昭繆。雖王公士大夫之子孫也，不能屬於禮義，則歸之庶人。雖庶人之子孫也，積文學，正身行，能屬於禮義，則歸之卿相士大夫。故奸言奸説奸事奸能，遁逃反側之民，職而教之，須而待之，勉之以慶賞，懲之以刑罰。安職則畜，不安職則棄。五疾，上收而養之，材而事之，官施而衣食之，兼覆無遺。才行反時者死無赦。夫是之謂天德，王者之政也。聽政之大分:以善至者，待之以禮，以不善至者，待之以刑。兩者分别，則賢不肖不雜，是非不亂。賢不肖不雜，則英傑至，是非不亂，則國家治。若是名聲日聞，天下願，令行禁止，王者之事畢矣。”將首惡和一般犯罪進行了區分，顯然比孔子的法治思想更為深入了一步。

荀子對當世的十二子進行了全面的批判，認為他們影響了執法公平。《非十二子》篇説:“勞力而不當民務，謂之奸事；勞知而不律先王，謂之奸心；辯説譬諭，齊給便利，而不順禮義，謂之奸説。此三奸者，聖王之所禁也。知而險，賊而神，為詐而巧，言無用而辯，辯不惠而察，治之大殃也。行辟而堅，飾非而好，玩奸而澤，言辯而逆，古之大禁也。知而無法，勇而無憚，察辯而操僻淫，大而用之，好奸而與衆，利足而迷，負石而墜，是天下之所棄也。”在《非十二子》中荀子批判墨家非常精彩，看上去他們講得很有道理，但没有遠見，不顧大局，因此也應在非之列。

執法公平必須要以愛民為出發點，也就是荀子説的王者之法。《儒效》篇説:“以從俗為善，以貨財為寶，以養生為己至道，是民德也。行法至堅，不以私欲亂所聞:如是，則可謂勁士矣。行法至堅，好修正其所聞，以橋飾其情性；其言多當矣，而未諭也；其行多當矣，而未安也；其知慮多當矣，而未周密也；上則能大其所隆，下則能開道不己若者:如是，則可謂篤厚君子矣。修百王之法，若辨白黑；應當時之變，若數一二；行禮要節而安之，若生四枝；要時立功之巧，若詔四時；平正和民之善，億萬之衆，而搏若一人:如是，則可謂聖人矣。”以人為本，是執法公平的基礎，也是目的。

重視法律的權威性，發揮法律的作用是荀子一貫的主張。《王制》篇説:“故法而議，職而通，無隱謀，無遺善，而百事無過，非君子莫能。故公平者，聽之衡也；中和者，聽之繩也。其有法者以法行，無法者以類舉，聽之盡也。偏黨而無經，聽之辟也。故有良法而亂者有之矣，有君子而亂者，自古及今，未嘗聞也。傳曰:‘治生乎君子，亂生乎小人。’此之謂也。”加強修養和道德情操以及辨别是非的能力，是荀子執法公平理論的基礎。

六、法應有常的尊法思想

法應有常是荀子提出的法制主張，《君道》篇説:“修飭端正，尊法敬分，而無傾側之心，守職修業，不敢損益，可傳世也，而不可使侵奪，是士大夫官師之材也。知隆禮義之為尊君也，知好士之為美名也，知愛民之為安國也，知有常法之為一俗也，知尚賢使能之為長功也，知務本禁末之為多材也，知無與下争小利之為便於事也，知明制度，權物稱用之為不泥也，是卿相輔佐之材也，未及君道也。能論官此三材者，而無失其次，是謂人主之道也。”常法長功，是人主之道，説明荀子對法律的穩定保持高度重視。荀子明確法令就是為了懲罰犯罪，這一犯罪不僅是對禮制的破壞，還包括新的犯罪形式，因此在某種意義上説，很具現代法治意識。《正論》篇説:

世俗之為説者曰:“治古無肉刑而有象刑:墨黥，慅嬰，共，艾畢；菲，對屨；殺，赭衣而不純。治古如是。是不然。以為治邪？則人固莫觸罪，非獨不用肉刑，亦不用象刑矣。以為人或觸罪矣，而直輕其刑，然則是殺人者不死，傷人者不刑也。罪至重而刑至輕，庸人不知惡矣，亂莫大焉。凡刑人之本，禁暴惡惡，且懲其未也。殺人者不死，而傷人者不刑，是謂惠暴而寬賊也，非惡惡也。故象刑殆非生於治古，並起於亂今也。”

荀子認為，象刑不是刑法遊戲，刑法的根本就是除暴安良，公平真實，因此主張廢除象徵性的象刑，而是落實到實處。

對於禮樂，荀子堅守了儒家禮樂為中心的文化精神，認為禮樂不能隨便廢除，也不能隨便改變，應該在治國理政中發揮其作用，形成了以法律為中心的禮樂制度，或者説禮以濟法。《樂論》篇説:

夫樂者，樂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故人不能無樂，樂則必發於聲音，形於動静；而人之道，聲音動静性術之變盡是矣。故人不能不樂，樂則不能無形，形而不為道，則不能無亂。先王惡其亂也，故制雅颂之聲以道之，使其聲足以樂而不流，使其文足以辨而不諰，使其曲直繁省，廉肉節奏，足以感動人之善心，使夫邪污之氣無由得接焉。是先王立樂之方也，而墨子非之，奈何！故樂在宗廟之中，君臣上下同聽之，則莫不和敬；閨門之内，父子兄弟同聽之，則莫不和親；鄉里族長之中，長少同聽之，則莫不和順。故樂者審一以定和者也，比物以飾節者也，合奏以成文者也；足以率一道，足以治萬變。是先王立樂之術也，而墨子非之奈何！故聽其雅頌之聲，而志意得廣焉；執其干戚，習其俯仰屈伸，而容貌得莊焉；行其綴兆，要其節奏，而行列得正焉，進退得齊焉。故樂者，出所以征誅也，入所以揖讓也；征誅揖讓，其義一也。出所以征誅，則莫不聽從；入所以揖讓，則莫不從服。故樂者，天下之大齊也，中和之紀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是先王立樂之術也，而墨子非之奈何！且樂者，先王之所以飾喜也；軍旅鈇鉞者，先王之所以飾怒也。先王喜怒皆得其齊焉。是故喜而天下和之，怒而暴亂畏之。先王之道，禮樂正其盛者也。而墨子非之。故曰:墨子之於道也，猶瞽之於白黑也，猶聾之於清濁也，猶欲之楚而北求之也。

夫聲樂之入人也深，其化人也速，故先王謹為之文。樂中平則民和而不流，樂肅莊則民齊而不亂。民和齊則兵勁城固，敵國不敢嬰也。如是，則百姓莫不安其處，樂其鄉，以至足其上矣。然後名聲於是白，光輝於是大，四海之民莫不願得以為師，是王者之始也。樂姚冶以險，則民流僈鄙賤矣；流僈則亂，鄙賤則争；亂争則兵弱城犯，敵國危之。如是，則百姓不安其處，不樂其鄉，不足其上矣。故禮樂廢而邪音起者，危削侮辱之本也。故先王貴禮樂而賤邪音。其在序官也，曰:“修憲命，審誅賞，禁淫聲，以時順修，使夷俗邪音不敢亂雅，太師之事也。”

荀子的法治觀念中除了刑法以外，非常注重禮樂傳統，堅持認為，只有禮樂傳統才能預防犯罪，統一思想，推動社會的和諧發展。其立足點體現了孔子為代表的儒家至治思想，將刑法、治安、和諧綜合考慮，很有戰略意義和實踐價值。

七、吉凶在人的唯物主義法治思想

孔子不語怪力亂神，對鬼神敬而遠之，但也並没有完全排斥，所謂祭神如神在，做了鬼就知道鬼像什麽樣子等等，便是他的鬼神思想的發明，而荀子則以唯物思想將儒家思想升華到一個新的高度，並對法治建設的科學性進行了開創性的發展。《天論》篇説:

天行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應之以治則吉，應之以亂則凶。彊本而節用，則天不能貧；養備而動時，則天不能病；修道而不貳，則天不能禍。故水旱不能使之饑渴，寒暑不能使之疾，祆怪不能使之凶。本荒而用侈，則天不能使之富；養略而動罕，則天不能使之全；倍道而妄行，則天不能使之吉。故水旱未至而饑，寒暑未薄而疾，祆怪未至而凶——受時與治世同，而殃禍與治世異，不可以怨天，其道然也。故明於天人之分，則可謂至人矣。

不為而成，不求而得，夫是之謂天職。如是者雖深、其人不加慮焉；雖大不加能焉；雖精不加察焉，夫是之謂不與天争職。天有其時，地有其財，人有其治，夫是之謂能參。舍其所以參而願其所參，則惑矣。列星隨旋，日月遞照，四時代禦，陰陽大化，風雨博施，萬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養以成，不見其事而見其功，夫是之謂神。皆知其所以成，莫知其無形，夫是之謂天。唯聖人為不求知天。天職既立，天功既成，形具而神生，好惡喜怒哀樂臧焉，夫是之謂天情。耳目鼻口形能各有接而不相能也，夫是之謂天官。心居中虚以治五官，夫是之謂天君。財非其類以養其類，夫是之謂天養。順其類者謂之福，逆其類者謂之禍，夫是之謂天政。暗其天君，亂其天官，棄其天養，逆其天政，背其天情，以喪天功，夫是之謂大凶。聖人清其天君，正其天官，備其天養，順其天政，養其天情，以全其天功。如是則知其所為，知其所不為矣；則天地官而萬物役矣。其行曲治，其養曲適，其生不傷，夫是之謂知天。

故大巧在所不為，大智在所不慮。所志於天者，已其見象之可以期者矣；所志於地者，已其見宜之可以息者矣:所志於四時者，已其見數之可以事者矣；所志於陰陽者，已其見知之可以治者矣。官人守天，而自為守道也。治亂天邪？曰:日月星辰瑞曆，是禹桀之所同也，禹以治，桀以亂；治亂非天也。時邪？曰:繁啓蕃長於春夏，畜積收臧於秋冬，是又禹桀之所同也，禹以治，桀以亂；治亂非時也。地邪？曰:得地則生，失地則死，是又禹桀之所同也，禹以治，桀以亂；治亂非地也。《詩》曰:“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此之謂也。天不為人之惡寒也輟冬，地不為人之惡遼遠也輟廣，君子不為小人之匈匈也輟行。天有常道矣，地有常數矣，君子有常體矣。君子道其常，而小人計其功。《詩》曰:“何恤人之言兮！”此之謂也。

荀子把天譴和依賴鬼神治理的傳統通過天行有常的剥離，同時也打破了聖人萬能的思維，如此一來，自然現象、自然災害就都與社會行為没有關係了。這對於陰陽五行、神話讖緯、封建迷信的打擊是致命的，對於施行法制社會無疑貢獻巨大深遠，這也顯示了荀子的遠見卓識。

［作者簡介］黄震雲（1957—　），男，江蘇連雲港人。博士，現為中國政法大學中文系教授，中國屈原學會副會長、中國遼金元文學學會副會長。著有《先秦詩經學史》、《楚辭通論》、《名家講解山海經》、《漢代神話史》、《遼代文史新探》等，發表論文400多篇。

【注释】

(1)本文所引《荀子》原文，皆據王先謙撰，沈嘯寰、王星賢點校《荀子集解》，中華書局198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