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子是讲法治的

1958年8月19日和21日，毛泽东在协作区主任会议上讲话，其中讲到“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毛泽东说：“要破除资产阶级法权。例如争地位，争级别，要加班费，脑力劳动者工资多，体力劳动者工资少等，都是资产阶级思想的残余。‘各取所值’是法律规定的，也是资产阶级的东西。将来坐汽车要不要分等级？不一定要有专车，对老年人、体弱者，可以照顾一下，其余的就不要分等级了。”

他还说：“所有制解决以后，资产阶级的法权制度还存在，如等级制度，领导与群众的关系……要考虑取消薪水制、恢复供给制的问题。过去搞军队，没有薪水，没有星期天，没有八小时工作制，上下一致，官兵一致，军民打成一片，成千上万地调动起来，这种共产主义精神很好。过去实行供给制，过共产主义生活，二十二年战争都打胜了，为什么建设共产主义不行呢？我们已相当地破坏了资产阶级的法权制度，但还不彻底，要继续搞。不要马上提倡废除工资制度，但是将来要取消。恢复供给制好像‘倒退’。‘倒退’就是进步，因为我们进城后后退了。现在要恢复进步，我们要把六亿人民带成共产主义作风。人民公社大协作，自带工具、粮食，工人敲锣打鼓，不要计件工资，这些都是共产主义的萌芽，是资产阶级法权的破坏。希望大家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吹一下，把实际中的共产主义道德因素在增长的情况也吹一下。”

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资产阶级法权”是继续存在还是马上破除，这涉及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涉及广大群众的直接利益，是政治经济学中较为复杂、较为深奥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毛泽东根据二十二年战争时期实行供给制的经验，甚至要废除工薪制。这样做是否符合实际，是否会得到干部和群众的理解支持，当时还不得而知，也算是“摸着石头过河”吧。毛泽东由此进而连“法律这个东西”也疑惑起来，他用漫谈的方式和语气继续说道：

公安、法院也在整风。法律这个东西，没有也不行，但我们有我们这一套，还是马青天（指评剧《刘巧儿》中的马专员——引者注）那一套好，调查、研究、就地解决，调节为主……不能靠法律治多数人，多数人要靠养成习惯。……民法刑法那样多条谁记得了？宪法是我参加制定的，我也记不得。韩非子是讲法治的，儒家是讲人治的。我们每个决议案都是法，开个会也是法，治安条例也是靠成了习惯才能遵守；成为社会舆论，都自觉了，就可以到共产主义了。我们各种规章制度，大多数，90%是司局搞的，我们基本上不靠那些，主要靠决议、开会，一年搞四次，不靠民法刑法来维持秩序，人民代表大会，国务院开会有他们那一套，我们还是靠我们那一套。（李锐：《大跃进亲历记》下册，南方出版社1999年版，第113页）

关于“破除资产阶级法权”，1958年也有人响应做文章鼓噪一时，如张春桥就写有《论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长文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但是，因为它太脱离实际，很快不被人们提起，我们此处也可以存而不论，只讨论毛泽东谈话与韩非有关的内容。

毛泽东此次谈话，涉及韩非与儒家一个理论命题，就是：“韩非子是讲法治的，后来儒家是讲人治的。”

所谓法治，是“以法治国”的简称。“法治”是法家思想的基本特征，同儒家的“礼治”“德治”“人治”思想展开论争。韩非集法家学说之大成，提出了较完整的法治理论。他重视法的作用，但并不把法看成唯一的治国之道，而是把“法”“术”“势”三者结合起来，认为“法”指的是君主所制定而严令臣民遵守的法令，“术”指的是任免、考核、赏罚各级官吏的方法和手段，“势”指的是君主的地位和权力。其中以法治为核心，术治和势治则是保证法治的必不可少的条件。他除明确提出“以法治国”的主张外，还曾提出“法不阿贵”“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的法律上人人平等的萌芽思想，以及“以法为教”“以吏为师”，使“境内之民，其言谈者必轨于法”的要求。中国古代的法治主张，都是以实现君主集权为目的的。

儒家“人治”的政治思想，不同的环境和情况下也表述为仁治、德治和礼治。“人治”与“法治”相对立。儒家认为当政者的贤明为治理国家的关键。孔子提倡人治，认为：“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当政者做到以身作则、贤明端正，就能使国家政治清明，社会得到治理。由此，孔子主张“举贤才”和“学而优则仕”，以期实现贤人为邦的仁德之治。《礼记·中庸》：“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认为国家政治的兴衰，取决于统治者是否贤明。人治的主张重在强调统治者应以身作则，以及修身、任贤的必要，突出政治中的个体道德人格的作用，以为具有其决定意义。

儒家的“人治”从伦理的层面讲衍化为德治。儒家要求统治阶级以道德教化而非严刑峻法来维持统治，服慑人心。《论语·为政》：“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认为政与刑只能使人不敢犯罪，而德与礼则能使人知耻归心。《孟子·尽心上》：“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认为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要求统治者修己爱人，使民以时，使人民得以休养生息。并施之以孝悌礼义教化，从而使家齐国治天下平。

儒家的“人治”从制度的层面讲衍化为礼治。儒家自孔子起即提倡礼治，认为用政和刑治国不如用德和礼治国。要求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及民众都要遵守贵族等级制度的社会规范和道德规范。统治者以“礼”节治人的情欲，约束人的行为，使人安于名位，维护贵族等级秩序。各司其位，不得僭越。孔子面对当时“礼乐崩坏”的社会政治局势，大力倡言“礼治”，认为：“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论语·颜渊》）要求人们对自己的思想和行为“约之以礼”（《论语·雍也》），“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儒家后学认为：“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礼记·曲礼》）主张用礼来调节人的情欲，“过之者俯而就之，不至焉者？而及之”（《礼记·檀弓》），使之合于中道。“礼治”是儒家政治哲学的基本内容。儒家强调“礼治”，但也兼采“法治”。孔子主张“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左传·昭公二十年》）。所谓宽猛相济，实即礼法并用。礼法结合，“外儒内法”成为历代统治阶级的一贯统治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