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拉图政治哲学的最终归结是要使处于“囚徒困境”中人获得真正自由，或者在哲人的求知生活中安享个人的精神愉悦，或者一般人在“理想国”中安享法制社会的秩序。这一思想对后来的西方政治哲学具有震撼性的影响，我们在这里试图从理论预设、囚徒状态、解放过程和自由境界四个方面阐释柏拉图的个人解放思想:囚徒困境的理论预设提出了人的相对解放与彻底解放问题;囚徒状态的根本特征是肉体被强制锁定下的灵魂的无知;个人解放具有偶然性并伴随着一定的痛苦，解锁与引导、灵魂转向与获得知识是个人解放的基本条件;个人自由的至高境界是追求真理的求知生活，但必须融入实现普遍善的实践生活中才能体现自身的高贵。“囚徒解放”启迪我们:没有人性的彻底改变，人的解放就是空谈。
自由是人的生存方式和社会政治的理想目标。人的生存结构决定了“人是生而自由的”[27]，人的主体性及其所具有的自我完善化的认知能力和实践能力，使人不仅把“自由”看做是人的“天性”和至高价值，而且也成为社会政治共同体的基本价值准绳和权利规则的基础。然而，人“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28]，天性自由的人在现实社会始终处在“困境”之中，走出困境，实现解放成为人的奋斗历程。自由——困境——解放构成了政治哲学的基本逻辑链条。在西方，这一问题的起根发苗是柏拉图的“囚徒解放”理论。古代社会理想的公民自由成为柏拉图所设想的古代政治共同体的追求目标，然而现实中，人们被置于“囚徒困境”中。“囚徒困境”成为解放的障碍，既蕴含着对解放本质的理解，也揭示了解放的前提条件、基本诉求和内在程序。“囚徒困境”根源于自然束缚——洞穴和锁链、人的自我束缚——灵魂不能转向和政治束缚——无知群体之间的互动形成的虚假荣誉，由此，柏拉图提出了囚徒个人解放和囚徒群体解放这两个方面的问题:前者的核心是囚徒成为哲人的问题，属于个人自由的范畴;后者是哲人重返洞内去拯救其他囚徒，主要是政治自由问题。柏拉图探索了解放的可能性问题，提出了解放的理想性和相对性的观点。柏拉图也提出了通过精英“归真”的自我解放和通过“启蒙”的社会解放这两种途径、两种境界和两种后果，试图实现两者的“至善”的统一。
从政治哲学史的角度来看，柏拉图囚徒解放学说确定了后来西方政治哲学特别是解放理论的基本问题和主流思想路线，特别在自由理念、解放理论的生发点和实践解决方案上提供了营养要素。寻求精神迷途与政治迷途的归真与超越，在困境的人生、破碎的政治社会与人的自由之间架构桥梁，构成了西方政治哲学的主题。亚里士多德关于“理论”科学与“实践”科学根本区别的观点，使其“政治哲学”更倾向于实践性，“不过其政治著作中常常采用辩证论方法……这一点与柏拉图的对话录不说是形似也颇为神似。”[29]在《国家篇》和《法篇》中，西塞罗运用对话形式，强调政治生活的意义，“在人的本质中寻求正义本质的解释”[30]，并诉诸“自然的最高理性”[31]。奥古斯丁的历史哲学和阿尔法拉比哲学所确定的信仰获救道路，洛克等人的民主道路，卢梭的人民主权道路，康德的启蒙道路，黑格尔的国家整合道路，马克思的阶级革命道路，密尔的功利主义道路，罗尔斯的正义道路，在柏拉图的解放理论中都有思想萌芽。总而言之，近代以来的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共产主义、意志主义等政治理论，无论对自由的现实主义理解还是理想主义理解，都能在柏拉图的解放理论中找到根基。后现代主义在解构古典思想的过程中，使时代精神萎弱、迷惘，张弛于外在性的世界中。开放社会的主张和集权乌托邦主义尽管对立，却不约而同地攻击柏拉图思想，这些情况说明柏拉图政治哲学对当代具有“活”的精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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