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古希腊政治文化的概念
古希腊人开创了古希腊文化，并使其达到了辉煌灿烂的高峰，后来的马其顿人和罗马人继承了希腊人的遗产，特别是商贸经济、法制政治和包容性文化等方面的遗产，使古希腊人所开创的事业扩展到环地中海沿岸约600万平方公里的范围，有时远达印度，并且使古希腊人所开创的文化一直延续到公元5世纪末，尽管期间有其他文化因素的渗透而且在逐渐演变，但文化的主导精神依然是希腊元素。因此，在一种较广意义上使用“古希腊社会”、“古希腊文化”、“古希腊政治文化”和“古希腊政治哲学”的表达与概念，更容易使我们从经济、政治、文化和哲学的共同性及其历史发展内在精神的持续性上，而不是从狭隘意义上的族群或血缘共同体上来认识古代社会及其文化和思想的演变规律，当然这也并不否认古希腊社会内部存在着不同族群及其文化的特殊性和不同发展阶段之间的差异。因此，在这里试图从较广的意义上来理解“古希腊社会”或“古希腊文化”这两个概念，主要是指从公元前30世纪开始到公元5世纪末，在东地中海周边区域，起初由居住在希腊半岛南部的“希腊人”为主体所创生的、周边其他民族参与共建的、后来主要由马其顿人和罗马人继承发展的社会历史系统或文化系统。笔者正是在对古希腊社会或古希腊文化这一广义理解的语境下，来使用和理解“古希腊政治文化”与“古希腊政治哲学”这两个概念的。
在西方政治文化史上，古希腊的政治文化堪称西方政治文化的起点和摇篮。现代著名政治学家阿尔蒙德将西方政治文化的思想源头追溯至“人类谈论与写作政治”的希腊城邦时期。古希腊社会在进入国家状态仅三四百年的时间内，就形成了发达的政治文化，而且比较而言，这种政治文化是丰富多彩和自由开放的，特别是雅典的政治文化呈现出理性、法制和宽容的景象，表征、维护和促进了雅典的民主政治。在古希腊政治文化中，对国家的关心和参与国家管理的政治热情构成了古希腊政治文化发展的主要动力，这一点在古希腊城邦政治文化时期尤为显著，而在帝国政治文化时期则大大地衰退了;维护国家和自由是古希腊政治文化的基本目的;自由、和谐与正义构成了古希腊政治文化的基本价值诉求;理性观念规定了古希腊政治文化的论证方式和评判依据;法制精神把古希腊丰富的政治制度、政治观念加以有机整合，构成了古希腊政治文化的基本范式。
2.古希腊政治文化的形成
从过程来看，古希腊政治文化经过了城邦政治文化和帝国政治文化两个时期或两种形态。古希腊城邦政治文化的形成要追溯到古希腊城邦形成的初期。公元前11世纪以后开始的大移民对古希腊民族结构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使多利安人、阿该亚人等不同族群逐渐混杂融合在一起，动荡与变化使古希腊人的原始血缘关系逐渐模糊，血缘观念逐渐淡化，加上海岛与多山的地形阻碍分割和来自不同族群的人相混杂的移民部落，遂使古希腊人改变了对原来共同族群的效忠，转向对置身其中的新的共同体——城邦的忠诚。古希腊城邦多样化的生产方式——海上活动、商业活动、农业活动、手工业活动造就了古希腊人的多元意识。更为重要的是，古希腊社会从原始社会转向阶级社会的过程中，在摆脱血缘关系束缚的同时，与东方社会不同，没有强大的族权、强势政治人物和教权等权威的束缚，个人和个体家庭成了政治领域中最活跃的元素，而城邦的存亡兴衰与他们的政治活动息息相关，这造成了没有一个阶层能够将城邦政治限定在自己的权势范围之内，使得城邦对公民保持政治的完全开放。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中，一种城邦政治文化就孕育而生。因此，从一定的意义上说，城邦政治文化就是古希腊人对新的生存环境的一种政治与文化上的回应。
古希腊城邦最初形成的政治文化还带有原始氏族社会的遗风:平等、朴实和率直，既没有对祖先的顶礼膜拜，也没有对首长、将军和君主等政治掌权者的极端敬慕、绝对忠诚和完全服从，反而敬慕的是勇敢、智慧、对城邦利益的维护和对制度的遵守。城邦政治文化在城邦体制中更显得“平易近人”。“在雅典，创立这种边界的动机还在内部:人们都希望生活没有强制，有心把这种意愿落实在制度上，这种需要推动了边界的产生”[1]。显然，古希腊城邦政治文化的这种开端包含着自由和理性的因素，诉诸了一种还带有一定原始性的正义精神，继承和弘扬了人类美好的天性。当然，这种城邦政治文化建立之初也具有它的野蛮性，因为它毕竟是奴隶制城邦的政治文化。这种政治文化确实平易近人，但它并不普适到城邦中的所有居民，只适用于公民，不适用于奴隶与外邦人。不管怎样，古希腊政治文化的这种良好开端，奠定了西方自由意识、理性意识和正义思想的深层根基。这种传统在以后的发展中被发扬光大，从而成为西方政治文化的主导潮流。此外，这种政治观念在以后的发展中也逐渐地被制度化，或者说成为了古希腊政治制度的引导机制。作为古希腊城邦政制的原初设计理念，一旦被制度化，变成了实践行为规则就会发生持久的影响。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说:“希腊城邦奠定了西方所有自由的意识、自由的思想和自由的现实的基础”[2]。
公元前6至前5世纪中叶，希腊城邦政治文化受到了自然哲学思想的影响。尽管这些自然哲学家大多专注于自然现象的研究，没有也不可能建立起独立的完整的政治哲学，但他们已经形成了关于人类社会的自然法思想、正义思想与和谐思想，也看到了人生与政治、自由与规范、精英与城邦等诸多矛盾问题。在他们看来，人类社会也是自然秩序的一部分。他们以思考自然的方式探索人类社会政治秩序的内在规律、本原与合理性，认为既然城邦是自然界的有机组成部分，那么自然的秩序和法则也同样适用于城邦。自然哲学家们在自然和社会之间找到的是一种普遍、共同的法则和秩序——逻各斯。于是，逻各斯也就成了规范与衡量城邦政治生活的基本准则。由于古希腊在从氏族公社走向国家的历程中，较少地受到外来或内部的暴力干扰，城邦政治的形成基本上是“一个自然历史的过程”，这使得自然哲学家们形成了城邦起源于自然的思想。这种自然政治观视城邦为一个自然的整体，强调这一整体服从自然理性法则及其内部之间应保持和谐，形成了城邦政治与社会生活的自然整体主义理念。
公元前5世纪后半叶至前4世纪上半叶，古希腊政治文化走向成熟，达到了鼎盛期。这首先应归功于希腊思想界涌现出了一大批“智者”，他们与城邦政治生活联系密切。“智者”们关注城邦现实，就城邦的社会、政治与伦理问题进行了广泛的探讨，同时也教导和传授人们参与城邦各项政治活动的知识与技巧。随着城邦生活的深入与政治结构的复杂化，城邦改革和立法活动日益频繁，如何理性地对待由此产生的一系列问题，比如什么是正义，什么是城邦的善，自然与法律之间的关系如何，什么才是理想的城邦制度和城邦生活等，不仅是思想家也是普通公民倾心探讨与思索的主题。思考的成果又直接运用到城邦政治实际生活中，既表现在人们政治行为之中，也落实在城邦政治制度之中。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政治哲学家对城邦的观察与思考，作为挽救城邦危机的“智慧”对策和重建繁荣城邦的理想蓝图，本身就是哲人们对城邦政治现实的理论总结、价值规定与精神升华，这些关于城邦政治的情感表达、“智性语言”与“技术要领”极大地影响了城邦政治生活。古代城邦政治的发展是古希腊人能借以实现其政治理念、政治精神和政治知识的社会条件。由此可见，希腊政治文化深深地扎根于城邦这一母体之中，是城邦特有的社会结构滋养着这种政治文化，并为其成长提供了必需的制度保障。当然，古希腊政治文化也反作用于古希腊城邦政治，引导和促进城邦政治的发展。
3.古希腊政治文化的表现方式
古希腊政治文化有多种表现方式，一方面通过政治理念、政治思想和政治哲学等理性形式表现出来;另一方面也通过大众文化的感性观念与理论思维活动的方式表现出来。古希腊的政治文化的感性观念与实践活动是城邦政治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古希腊政治活动的本质与特征也影响了古希腊政治文化的感性观念与理性思维活动。古希腊的政治活动具有公开性、集会性和公民们广泛积极参与的特征。在雅典，公民们常常在市政广场上集会、了解与讨论城邦公共事务，公民大会的公告、各项法令的预案皆公告在广场的墙上，供公民讨论、辩论与投票表决。公民大会所通过的法令也公布于公共广场的墙上。同时，公民大会、五百人议事会和公民法庭的活动是开放的，公开讨论、辩论，甚至投票都是公开的。公民们积极参与公共政治活动，以期实现自己和家庭的政治利益，履行自己的政治责任，获得政治荣誉。古希腊公共政治文化活动的形式也具有多样性，以集会形式为主，也有宣誓和游行。古希腊公民的公共政治文化活动具有较强的理性色彩。古希腊社会公共文化的许多形式都包含着重要的政治内容，发挥着一定的政治功能。没有它们，古希腊城邦政治特别是民主政治，不仅黯然失色、不生动活泼，更不可能产生古希腊的城邦政治文明。它们构成了古希腊城邦政治及其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在这些形式中，宗教祭祀、戏剧表演和竞技活动具有突显的政治色彩。可以看出，这些活动也浸染了古希腊政治活动的本质特征。
首先，公民的宗教崇拜活动是城邦政治文化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古希腊，公民宗教崇拜活动在城邦公民集体中占据神圣的地位。公民宗教崇拜活动不是统治阶层的特权，而是城邦民众的公共活动，是全体公民的公共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一定的政治功能。通过共同的宗教信仰祭拜和庆祝活动，通过尊崇宗教神话所反映的世界秩序、社会结构和人生目的，公民获得了建构现实世界的思想观念，这“使他们依照诸神主宰的世界秩序与人间的存在融合”[3]，从而构成城邦最根本的思想文化基础。古希腊的“世俗性”宗教，建构和表征着希腊人的“政治”信仰。宗教祭祀中的礼仪、程序与强制性规范逐渐衍化为城邦政治活动的行为准则——政法制度。在古希腊，神法、自然法、习惯法与成文法有不可分割的关联性，使公民们产生了对法的认同、服从甚至崇拜。古希腊的宗教文化的特殊性，使得沉浸在其中的古希腊公民形成了城邦集体意识、自由意识、平等意识和正义观念等。
其次，戏剧活动是公民政治文化活动的表现形式之一。古希腊城邦的戏剧活动有众多的职能，主要是三种职能:公民们的精神愉悦和个人才能的展示、宗教祭拜与庆祝、政治动员与政治评论。戏剧活动也是一种象征公民权的文化活动，是城邦公民集体意识的反映和个人意识表现的一种途径。剧场是城邦的标志性建筑之一，是城邦公民的公共政治活动的场所。作为一种文化活动的戏剧表演，是一项综合的公民群体活动，上演的剧目很多都带有政治内容，与城邦的利益密切相关，表演者也带有一定的政治倾向，往往还是通过竞争才得以上演的。观看表演的公民不仅仅是单纯的观赏者，而且是积极的参与者与评判者。如埃斯库罗斯的《波斯人》描写的是萨拉米海战雅典人战胜波斯人的情景。通过戏剧表演的共同参与，戏剧人物的思想和行为方式与城邦公民发生了互动。这些戏剧活动使城邦公民身心震撼、热情激发，增强了公民的集体精神。更为重要的是通过戏剧表演的形式，公民群体对城邦公共事务有了广泛的了解，认识了各种不同的观点，感知了各种政治活动的直接后果，引起了他们的深层反思，这对城邦法制理念的建构十分有益。此外，通过观剧活动，公民们有了集聚的机会，借此彼此可以交流政治观点和政治意向，增强政治兴趣和政治理性，提高政治责任水平。例如，伯利克里就设立了公民观剧补贴制度，旨在强化公民对政治的关心以及政治投入。
最后，公共竞技活动也是政治文化活动的表现方式之一。在古希腊，竞技活动有广泛的群众基础，这主要是因为古希腊人有这样一种观念:“年复一年地举办竞技和祭祀，我们使得心灵有休息的可能，正如在家庭环境的常规中，我们有日常的娱乐以驱除忧闷和怠倦。”[4]不仅如此，体育竞赛也是希腊城邦公民重要的政治文化活动方式。在全希腊举办奥运会期间，任何战事必须暂停，不仅表明了体育竞技的神圣与重要，也表明这一活动担负着和平的使命。在古希腊，竞技场、体育馆不仅仅是运动场所，更是城邦公共政治活动的场所，同时也是公民们在此进行哲学、法律、城邦事务的辩论、演说、教育等文化交流的场所。阿加得米运动场成为柏拉图讲坛的所在地，卢基厄模运动场成了亚里士多德及其逍遥派教书育人、讲课的论辩中心。古希腊体育竞技的理念包含有很强的政治内容，为和平与友谊而赛，为休养生息而赛，为城邦繁荣昌盛而赛，为荣誉和展示个人才能而赛，而且参赛者不分老幼贵贱、来自何地或哪个城邦，一律公平竞争。因此，通过公共竞技这一公共文化活动形式，表达和凝练着古希腊人的政治理念。在公共竞技的活动中及其氛围的感染下，公民们的政治知识、政治人格和政治才能得到了熏陶与升华。
4.古希腊政治文化的基本特征
首先，古希腊政治文化具有“法律制度”的特点。从本质上说，古希腊文明是城邦文明，古希腊城邦政治文化是城邦“制度”文化。城邦作为不同于原始公社组织的一种新型的社会政治体系，尽管古希腊城邦的产生带有很强的“自然历史”特性，但它同时也是古希腊人为适应新的生存环境，特别是适应不同血缘族群的聚合而作出的一种选择，是古希腊人的制度创新。与氏族制度相比，城邦制度恰恰具有“人为规范性”而不是习惯生成，是来自不同地域和不同族群的人的“互动建构性”而不是同一氏族基于血缘的历史传承性，是“城市集中性”而不是“乡村分散性”，是通过城邦的多样性的有序的公共集体活动形成的而不是通过私人家庭活动来实现的，主要是通过成文形式表达的而不是通过口传方式表现的，具有普遍的“刚性”和强制约束而不是特殊的柔性的与情感劝服的。这些活动与制度的实现始终渗透着城邦对参与公共活动的个体依据法律、政策与契约所进行的有效约束;同样的，个体对公共秩序的服从与接受也以“约”为据。希腊化和罗马帝国时期的政治也继承了古希腊城邦政治的制度特征。所以，基于古希腊政治的制度化特征，古希腊社会的治理具有显著的理性和法律特性，即以法律为准绳，通过法律制度的方式来解决政治问题。这往往造成了政治的理性化。这与东方国家依赖伦理规范、家庭与血缘情感关系来解决政治问题构成了鲜明对立。
综上所述，古希腊政治文化具有显著的“制度”特性:在理念上讲求理性和法制，在内容上集中于制度上的建构，在论证上强调逻辑化手段，在政治问题的解决上基本诉求法律手段，在形式上通过公开的辩论表达而不是秘密地讨价还价的协商。在这里要强调的是，古希腊人对政治强烈的制度诉求形成了古希腊政治文化的多样性，这造成了人们对各种政治制度的反思和宽容态度，形成了关于政治制度的开放性理解。这种政治文化强调政治应当遵守制度，反对个人意志的任意妄为，强调制度应当维护正义，应当不断追求完善，在完善中要遵循理性与逻辑的规则，这深刻地影响了西方后来的政治文化。
其次，古希腊政治文化具有“理性智慧”的特性。古希腊人把理性智慧运用于城邦政治，使古希腊政治文化具有理性智慧的色彩。古希腊智慧的主导精神是“逻各斯”精神。追溯宇宙之源、生命之本、社会之法，求索人与自然、社会之间的“逻各斯”，是古希腊贤达极力向往并乐此不疲的一件人生快事，是古希腊人所理解的智慧的根本追求。与东方民族以悟性、直觉和类比来求道立本有所不同，古希腊人对“逻各斯”的追求，主要借助于理性逻辑与语言分析，以满足好奇心为目的，以精神愉悦为依归。他们以明智、客观、冷静的“不动心”态度看待世间万物，用逻辑把万物的关系秩序化，力求用言辞加以准确地表达。古希腊人把他们所具有的追求理性智慧的“天性”或文化传统也运用到对政治社会的反映上，促使他们形成了具有“理性智慧”特色的政治文化。
古希腊政治文化的这种特性根源于政治中公民之间的互动模式。在古希腊社会中，公民之间的政治互动模式是平等者之间协商。这种互动使古希腊人看到，与自然必然性不同，人可以通过理性智慧调节人们之间的政治关系。例如，苏格拉底就强调人类社会政治关系的调节性，特别是用理性进行调节。亚里士多德把人、城邦、理性三者联系在一起，揭示出了希腊城邦政治本质上的理性内涵——政治“理性人”之间互动、博弈的过程。希腊理性具有明显的政治理性或社会理性的色彩。法国学者皮埃尔·韦尔南认为，希腊理性与现代科学实验理性的差别在于:“希腊理性不是在人与物的关系中形成的，而是在人与人的关系中形成的，它的发展不是得力于那些对世界发生作用的技术，而是得力于那些对他人发生作用的技术，这些技术的共同手段就是语言，它是政治家、修辞家和教师的艺术。……希腊理性是城邦的女儿”[5]。希腊城邦政治文化的理性智慧关键在于矛盾统一，在于通过辩证法而达到有序的平衡或和谐的运行状态。伊迪丝·汉密尔顿说:“平衡、事理明达、清晰、和谐协调、完整统一，这就是希腊两字的含义”[6]。希腊城邦政治文化依靠理性智慧建构，深深地影响了西方政治文化的发展。
再次，古希腊政治文化具有“公共话语”的特性。古希腊政治文化具有很强的公共语言文化的品格。“公共话语”在古希腊政治文化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是政治权力的主要构成要素之一，也是实现公民权利的具体措施之一，在特定环境下甚至决定政治的成败和权利的“兑现”。例如，在法庭上通过“言辞”打动了法官。由于古希腊城邦政治是公民政治，话语就成为城邦政治的重要工具，它承载的不仅是政治认识，而且是公民们达成政治共识、证明自己的权利主张、实现价值诉求与政治理想的最直接的途径。在古希腊尤其是在雅典城邦中，公民之间在政治生活中具有的优势或差别不仅仅是权势、身份和财富，还有掌握了打动人心的语言技术。
古希腊政治具有平等性，从而使它具有言说性的特征。古希腊社会从氏族社会进入到城邦政治以后，需要一种新的思想方式和交流方式，这是因为公民都是平等的，都是理性的人，而理性人之间唯一合理的关系或解决问题的基本方式就是说服，以理服人，不可能依靠压制的手段取得服从。“说服与命令的不同之处，前者认为讲话的人和听话的人处在平等的地位。”[7]话语争讼的背后体现的是平等的政治状态和民主的手段诉求。由于是平等者之间的理性的对话，话题又不属于私人问题，是公共事务问题，而公共事务是公民们可以完全自由探讨的问题。关于公共问题的任何个人话语，既不是神谕，也不是自然法令，不具有至上性，而是公民们对城邦事务的讨论、辩论或争讼。
希腊的法律或政令大多就是公民们在广场集体讨论的结果，广场就是希腊的政治论坛。在公共集会上掌握话语权是有重要意义的，这需要一定的技巧。这一技巧的核心不在于达到与某个人“心心相印”，而在于得到众人的赞同，理性、逻辑、雄辩与修辞构成这一技巧的基本要素，再辅之以情感渲染与悦耳动听。这一技巧可以通过研习、教育而培养，“智者”就是这方面的老师。渐渐地，古希腊社会形成了政治事务及其主张必须用演说的形式来表达和论证这样一种政治文化模式。尽管有时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少数人操纵与控制的“话语权”而愚弄民众的事件，但集体讨论或争论本身灌输和强化了公民的政治意识和决策能力，这一特征也深刻地影响了西方政治文化的发展。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