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古希腊商品经济的基本面貌
地理环境主要是通过经济因素对政治文化发生作用的，因此，经济因素是我们解开希腊政治文化之谜的第一把钥匙，这需要首先分析古希腊社会在转型过程中所形成的特殊的经济形态。
一般说来，古代氏族制度在瓦解过程中，其总体趋势是生产技能、生产工具、生产资料特别是土地资源和生产成果的私有化进程不断加剧，但是古代氏族制度的灭亡没有也不可能彻底摧毁人类赖以生存的婚姻家庭关系及其制度。在这一瓦解过程中形成的个体家庭成为社会的细胞，即社会构建新秩序的基本单元。社会的组织结构和制度模式有可能根据个体家庭的可塑性而选择建立多种不同形态的社会关系及其包括风俗礼仪、道德规范和法律制度在内的各种约束。私有化与个体家庭是氏族制度崩溃过程中所产生的一对“男女双胞胎”。这一方面是由于人们扩充私产的愿望和生存竞争的压力所导致，并有力地刺激了整个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另一方面加剧了社会的贫富分化，加剧了不同家庭所拥有财富的差别，从而造成诸多矛盾，特别是激化氏族部落内部的血缘亲属矛盾，甚至改变其性质，使其从血缘的、情感的和伦理的冲突转化为家庭的、地区的、利益的和法律上的对抗。古代社会解决这些矛盾的主要举措是贯彻私有化，加强统治性，并根据具体情况加以适当的调整。这自然不排除许多民族基于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特定社会条件而选择以个体家庭为基本经济单元的商品经济的生产方式。也不排斥在私有化的总体趋势和维持个体家庭经济的基本体制的前提下，社会采取必要的手段如国家占有、家族占有或集体占有的方式以维持公共财产，从而建立一种“亚细亚式”的生产方式。“前者是新陈代谢，新的冲破了旧的，这是革命的路线;后者却是新陈纠葛，旧的抱住了新的，这是维新的路线。”[2]当然这并不是说上述这两种方式截然对立，实际上是常常结合在一起的。总体而言，在氏族部落向国家转变的过程中，西方社会的土地私有化比较彻底，这使得获得了土地的充分支配权的所有者，能够继续地享有在部落社会中所拥有的直接的政治决策权。而东方社会的土地私有化并不彻底，个体家庭束缚在婚姻、家族和血缘的纽带中而难以发挥独立的社会职能，这必然造成了没有获得充分的土地私有权且经济规模相对弱小的所有者被排斥在政治决策系统之外的状况。
不仅如此，私有化速度的快慢与土地集体占有的强弱，也深刻地影响了古代民族在从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转变过程中所产生的社会结构，特别是经济结构。这一转型如果及时迅速，新社会就较少受到旧因素的羁绊，否则新社会就会重重地打上旧因素的烙印。一般说来，在这种转变中起加速作用的是生产水平的高低、交往方式及其发展程度和特殊性，突发性历史因素也往往起到催化作用。古希腊人在从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转变的过程中，经济起点和生产力水平较高，再加上特殊的地理环境与特殊的民族融合过程，使得他们的经济私有化不仅比较纯粹而且进展快速，形成了以家庭为单元和地区联系为特征的交往关系，从而迅速地走上了商品经济的道路。这其中起促进作用的两个关键因素是以铁器为代表的生产技术和以金属货币为表征的发达的交往。
首先，铁器的使用使古希腊社会有了较高的经济成就、多种专业化的生产部门，这必然要求和促使商品交流。从“荷马史诗”中可以看到，古希腊社会在原始社会开始解体时生产水平较高，已出现了铁器、牛耕和多种手工业生产。虽然有证据表明，在古希腊，早在约公元前2000年时铁制手工业品就已存在，但直到进入阶级社会后，铁器才得到了广泛使用，手工业生产也得到了更为迅速的普及与发展。荷马时代的阿基琉斯曾拿出两个很大的铁块作为赛跑和射箭的头奖，这些铁是用来制造生产工具的[3]。公元前1200年—前1150年前后出现了人工熔炼铁矿石，到公元前950年，几乎所有在希腊墓穴中找到的器械都是铁制的[4]。显然，这时的古希腊人已掌握了熟练的金属冶炼技术，有了职业的金工[5]。奥德修斯就曾在自己的土地上驾牛犁田[6]。希腊人的造船技术已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曾组织一千二百艘船只，满载十余万战士，跨海远征特洛伊[7]。公元前8世纪末，双层桨船问世[8]。公元前7世纪至公元前6世纪，战士的头盔和护甲，已达到了很高的水平[9]。一般畜牧业、农艺业也达到相当发达的程度。公元前5世纪，雅典工商业发达，生产技术水平较高。在农业方面，许多小农经营商品性的橄榄、葡萄等园艺经济作物。据普鲁塔克记载，伯里克利有自己的乡间农场，对自己的田产采取了一种自认为最方便又最经济的管理方式:“那就是将整年的收成和产品一次出售变现，全家维持日常生活所需的东西全部从市场购买”[10]。在手工业方面，出现了分工精细的“作坊”，有铁匠、铜匠、陶工、画师、砖瓦匠、石匠、木匠、皮匠、裁缝、宝饰匠以及制造武器和船舶的工匠。苏格拉底的父亲就是著名的石匠。从色诺芬的《财源论》中可以看到，在对外经济往来中，雅典的海外贸易达到了相当发达的程度，其外港庇拉优斯成为地中海航运的中心，雅典的商船满载着殖民者、工艺品、葡萄酒和橄榄油，开往黑海沿岸、埃及、西西里和意大利南部，并从那里输入大宗的奴隶、粮食、牲畜、皮革、木材以及象牙和其他奢侈品。伯利克里自诩:“我们的城邦这么伟大，它使全世界各地一切好的东西都充分地带给我们，使我们享受外国的东西，就好像我们本地的产品一样。”[11]
其次，古希腊的贸易经济和社会交往较为发达，在既定的制度下形成了社会交往的规范性与制度化。一般说来，交往的发展程度取决于交往条件的便利性、交往工具的发达程度和交往规范的调节，并且往往体现在交往媒介上。古希腊社会有发达的交往。虽然希腊半岛规模有限，并且由纵横的山脉分割为许多相对独立的区域，也没有适于航运的河流，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人们的交往，但希腊半岛突入地中海，在交通地理方面，海的因素十分突出。绝大多数城邦都有海口，且半岛海岸线极为曲折，良港众多。爱琴海中岛屿星罗棋布，便于航运，加上殖民后的小亚细亚沿海地区，爱琴海简直成了一个古希腊人的“内陆湖”和没有多少障碍而任意通行的“公路网”，这使得他们与当时主要农业区域小亚细亚和黑海沿岸的交通十分便利。古希腊人有较高的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交通工具较为发达。这些因素使得古希腊人能够与周边民族建立广泛的交往联系。从货币关系上看，古希腊社会的交往关系已达到了较高的水平。氏族制度同货币经济的关联性较差。“荷马史诗”中找不到任何金属货币的痕迹，交换都以实物进行。公元前7世纪后半期的赫希俄德的长诗《工作与时日》表明，土地私有制在当时已是古希腊还算落后地区彼俄提亚的普遍现象了。诗人忠告其弟要通过合法的买卖来增值财富:“财富不可以暴力攫取，神赐的财富尤佳。……你因而可以买得别人的财产，而不是别人买你的东西。”[12]法国史学家杜丹指出:“现在所知道的最古的钱币，始于公元前7世纪，它们是小亚细亚和巴尔干的一些城邦铸造的”[13]。此后不久，古希腊就流行“人者——钱也”的谚语。古希腊社会逐渐地在内部交往与外部交往的过程中形成了平等交换的规范。这种很早发展起来的强有力的货币经济和交往规范，在瓦解古希腊氏族公社和促进土地私有制发展的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到公元前6世纪初时，雅典等地的土地上已竖满了抵押的界桩，大批农民破产卖身为奴隶。梭伦改革就基于这种商品经济的快速发展所导致的社会急剧分化的现实，采取了一系列旨在认可与调整这种分化的改革举措，以期社会能够有效地控制这种分化，从而维护城邦的公民系统的基本公正、稳定与和谐。
2.古希腊商品经济的政治文化意义
古希腊社会的土地公有制的瓦解过程，在商品经济的强烈冲击下进展迅速。从荷马时代末期到梭伦改革不过二百余年，古希腊社会就基本完成了从原始氏族社会向城邦社会的转型。这种迅速转变对古希腊城邦社会的发展有重大意义，使得氏族社会中的血缘关系因素难以通过缓慢的渗透而对城邦社会发生持久的效力。在这以后，古希腊城邦社会在新的经济构架中发展，由此建构了新的政治关系，产生了不同于以往的政治文化。
普列汉诺夫说:“要了解某一国家的科学思想史或艺术史，只知道它的经济是不够的。必须知道如何从经济进而研究社会心理，对于社会心理若没有精细的研究和了解，思想体系的历史的唯物主义解释根本就不可能”[14]，“甚至在法律和政治制度的历史中都必须估计到它”[15]。社会经济的发展对古希腊人的精神世界和政治文化有重要影响，商品经济结构和富裕的经济生活对阶级关系、国家制度和政治文化有积极的作用。工商业经济的快速发展造就了希腊社会民众商品经济意识，这种意识孕育了古希腊人的自由精神、开拓精神和快乐生活的精神。这些精神促发了古希腊政治文化的原初观念，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价值交换意识、遵守契约与法规的观念和进取开放的改革精神。这些观念和精神元素对古希腊的政治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首先，商品经济关系的确立与发展，唤醒并不断强化了希腊人的利益意识和价值观念，并促使其注重人与人之间的价值交换，重视用商品经济关系的眼光来看待人际关系和以价值交换原则来建构社会的道德与法律规范，这有力地冲击了基于血缘关系而形成的伦理关系。从货币观念这一窗口，我们可以看到古希腊人的价值观念的转变状况及其深远影响。在古希腊社会的鼎盛时期，货币得到了高度的重视，货币利贷甚至高利贷也被接受或容忍，古希腊的许多港口遍布着富人们设立的信贷机构[16]。知识的“经济价值”和通过传授知识来谋生与获取财富得到了社会的认可。古希腊第一哲人泰勒斯通过自己所掌握的农业气象知识，租赁油坊，生财有道。“智者”普罗泰戈拉收费授徒的官司传为掌故，“智者”高尔基亚被喜剧作家阿里斯多芬讽刺为“春种秋收靠舌头”。这时的一个破产的麦加拉贵族感叹道:“假如我有钱，……得人敬重，视我为友。”[17]这些情况说明，货币经济的发展使古希腊人特别是思想家们很早就能够冲破氏族血缘道德观念的束缚，解放思想，甘为人先，树立起新的价值观念，以价值交换来理解与建构人际关系，甚至产生了拜金主义和赤裸裸的金钱关系意识。古希腊人的货币观念似乎向世人说道:古希腊人已经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发生了彻底的决裂，割断了与传统的血缘观念之间的纽带。这种价值交换观念构成了新型的政治价值观念的基本内核。
其次，社会经济的繁荣与发展，商品经济关系的基本规律不断彰显，这必然扩大并加深了古希腊人对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的认识，形成了自然法意识、契约意识、社会规范意识、遵守法律规则的自觉。古希腊贸易经济社会的发展，促使古希腊认识了商品经济规律，在商品经济生活的制约下逐渐催生了古希腊人对待事物讲求规则的理性主义态度。这种理性主义态度在与宗教神话的意志主义的冲突对抗中逐渐培育并发展壮大。这种观念最早发端于自然探索领域。古希腊人随着农业、手工业、航海和战争的需要，逐渐产生了古老的自然哲学。伴随着自然哲学的产生，人们逐渐从对众神的盲目敬畏、迷信崇拜中挣脱出来，转变到对自然必然性的认识和服从上，并从自然本身来揭示事物的成因。随着社会生活实践的扩大和经济因素的深化对人们影响的不断加强，古希腊人把关于自然普遍必然性的思想用来观察、对照和理解社会过程，更进一步地认识了社会及其规律的意义，形成了对社会规范的理解和遵守。商品经济的发展促使古希腊人遵守诚实守信的原则，形成了维护契约的意识、遵守法律的精神。更为重要的是，许多古希腊哲学家进而从国家、社会和人的行为的特点出发去考察和解释社会问题特别是伦理和政治问题，并且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改造社会的种种方案，建构了社会发展的理想目标并探索了实现理想目标的现实途径。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就是这样的典范。同时，开放型的经济结构和大范围的商品贸易往来，使人们能够广泛地了解各城邦以及海外的多样性的国家、政体、政治组织与政治模式等社会政治现象，也便于人们广泛收集材料，进行比较分析，为政治制度、政治文化和政治哲学的研究提供坚实的事实材料。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哲学就奠基于诸多政治现象和政治实例的分析与综合之上。
最后，商品经济关系的确立与发展，深刻影响了希腊人的社会心理，形成了一种乐观开放、自由独立、公平进取的精神，特别是在古希腊人内部和公民阶级内部形成政治平等的观念。上述精神元素构成了古希腊政治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念的胚胎。一般说来，氏族血缘关系以自然分工为基础，以血缘亲情关系为纽带，容易使社会成员形成亲近疏远的差别感、无理性原则的归属意识和听天由命的生存观念。自然经济容易使社会成员养成保守、依附、崇拜、知足、不冒风险、不思进取、不善创新的心理状态。商品经济要求劳动产品在权利平等、人格独立的商品所有者之间进行自由交换，这种经济促使人们要想方设法创造有更大价值的产品，才能换回自己所需的东西，劳动创造与开拓市场成为贸易经济的制胜法宝。这种经济关系必然培育一种崇尚自由、要求平等、主动竞争和积极进取的社会心理。古希腊人受商品经济制约，逐渐形成了具有自由主义、讲求个性独立、维护公平正义，追求幸福快乐生活的思想意识。这些观念奠定了古希腊政治文化的社会心理基础，并成为推动其发展的源源不绝的精神动力。这一点在商品经济发达的雅典表现得尤为突出。例如:梭伦在进行政治改革时，坚守公平中立的思想，不主张用强力手段剥夺财产以消除贫富差别从而达到公平，而是采用价值交换的手段，通过政府赎买而不是采取强力剥夺所有者的“财产”的方式来维护穷人的公民身份，这是尊重公民自由的理性主义且具有公平交换性质的社会改革方案。
总之，古希腊发达的商品经济，不仅创造了文化发展所必须的物质条件，而且形成了有利于公民政治文化的社会心理和认知方式，即使在后面将要论及的民族结构、阶级关系、宗教文化、城邦制度、民主政治、国家形态等方面的发展演变问题，也都是由这一经济基础所决定的或者存在着某种必然联系。可以看出，希腊精神中的强调价值交换的观念、尊重规制的理性主义、张扬独立的自由主义、坚持人际平等的正义精神、追求生活富足的意愿、向往舒适与灵魂幸福的精神境界无不是贸易经济环境下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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