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地理环境及其经济政治意义

一、古希腊地理环境及其经济政治意义

1.古希腊的地理环境

古希腊是古希腊政治哲学的诞生地，与现今的希腊共和国不同，希腊化时代以前，古希腊众多城邦既相互对立，又有密切联系:各据一方，冲突不断，从未形成政治统一，不是一个单一的民族国家，但彼此间的地域、经济、政治、军事、风俗、信仰、语言、人种、心理等因素上的联系极为密切，共同性显著，与周边民族有较大的差异。从地理界限来看，古希腊的地理范围比今天的希腊要广阔得多。古希腊人以希腊半岛为主要聚居地，并散布在周围广阔的区域，而且在不断扩大。如果我们以德尔斐(古希腊宗教活动圣地)为中心来确定古希腊人的活动范围的话，古希腊人的一级活动圈是围绕德尔斐约三百公里的范围，这是希腊本土，是大多数希腊人的活动圈;二级活动圈则是向东西南三个方向扩展约六百公里的范围，希腊半岛北部的山脉和马其顿人阻挡了他们向北发展，希腊的移民地在这一活动圈内，是希腊人外事活动的大致范围;三级活动圈则是向东西南扩展约一千二百公里的范围，是少数希腊人商业贸易、游历、探险甚至移民的活动范围。后来的马其顿人和罗马人都充分地利用了这一特殊的地理环境，经过长期的扩张，建立了环地中海沿岸的奴隶制大帝国，其地域范围远远超过了古希腊人的活动地界。马其顿人以埃及的亚历山大城为政治和文化中心，其疆域向东一度扩展到印度。罗马人以罗马为中心，其疆域大约为半径2000公里的范围。

古希腊文明的区域是逐渐扩张的。早在公元前11世纪，希腊半岛居民、小亚细亚沿岸居民、意大利半岛居民以及地中海诸岛屿居民就相互交往。在以后的交往中，古希腊人陆续向外移民。往东，古希腊人移民到爱琴海诸岛屿，并进一步扩展到小亚细亚沿海一带，在这里建立了许多移民地，并形成了城邦国家。古希腊的重要城邦米利都和爱菲斯都位于小亚细亚沿岸。古希腊人甚至扩展到了遥远的黑海沿岸。往西，古希腊人向意大利半岛南部殖民，在这里也建立了许多移民地和城邦国家。南意大利东海岸的克罗顿和西海岸的爱利亚，是希腊人建立的两个重要城邦。在希腊化时代和罗马帝国时代，希腊文明扩展到了非希腊区域。

古希腊区域的地理环境较为特殊。希腊半岛位于整个爱琴海地区的中心，分为北部、中部、南部三部分，没有适于航运的河流，是多山的丘陵地带，遍布希腊的石灰石山脉把色萨利、彼俄提亚、阿提卡分割为肥沃的大平原和若干小平原，山脉常为屏障，只有为数不多的关口和狭窄的山谷适于交通，陆路运输极为不便。北部是贫瘠的山地，其间的奥林波斯山是希腊神话传说中的众天神的居住地。中部希腊包括以雅典和麦加拉为主的阿提卡地区和以底比斯为主的彼俄提亚地区，位于福基斯山区的德尔斐神庙是古希腊宗教活动的中心。南部希腊即伯罗奔尼撒半岛，分为拉科尼亚和美赛尼亚两个地区，斯巴达和科林斯都处在伯罗奔尼撒半岛上，均为古希腊重要城邦。希腊的海岸线犬牙交错，延伸至爱琴海的山脉形成了无数岛屿，这些岛屿为海上交通提供了极大的便利。西方史书一般把古希腊世界分为东西两个部分。东部包括希腊半岛、爱琴海地区以及小亚细亚沿岸地区;西部包括意大利南部、西西里岛以及附近岛屿、法兰西与西班牙沿岸，古称“大希腊”。

希腊处于地中海的东北部，是典型的地中海式气候。冬季，山区的气候寒冷，但其他地区温和，酷夏季节降水极少，多数降雨集中在冬季。显然，这一区域气候温和，岛屿密布，海运发达，物产富饶，适于移民安邦且进退自如，古希腊区域这种特殊的地理环境为希腊人、马其顿人和后来的罗马人的特殊的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提供了独特的自然条件。古希腊人的经济就是以农业经济作物种植和海事贸易活动为主的。

2.古希腊地理环境对经济、政治的影响

古代社会基本上是自然经济，但这并不排除个别民族、少数国家在以广大农业区域为市场的前提下能成功地大规模地发展自己的工商业，在一个区域中形成市场经济的模式，并凭借商品经济的优势从而建构一个较高的经济生活方式、开明的政治结构和辉煌的精神文明。从古代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来看，这只能是个别现象，这主要基于社会存在的特殊性，即地理环境、人口结构和生产方式及其相互作用的特殊性，基于这些条件在特定历史过程中的汇集，也与在这一个过程中，人们互动模式和对社会的认识与设计有直接的关联。特殊的政治传统、思想意识和在转型过程中所发生的重大事件也产生了一定的作用。古希腊社会就是这样一个范例。古希腊人在一个特殊的地理环境中，在更大的规模上重复和推进了腓尼基人的贸易经济。后来的马其顿人、罗马人继承了希腊人的经济运作方式，并通过武力扩张，在其统治的版图中建立了一个掠夺、贸易和自给自足相混杂的经济模式。古希腊社会的这种特殊的经济结构取决于特殊的地理环境和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生产力状况，这也深刻地影响了古希腊人和古罗马人、古马其顿人的政治关系及其思想。

古希腊大部分地区是多山地形，土地贫瘠不宜谷物生长，要发展农业生产，困难重重。人口稍有增长，粮食便不能自给。在生存挑战面前，对古希腊人来说，自给自足式的农业经营道路已被堵死，不得不选择其他生产方式来维持生计。好在希腊地处亚热带，气候温暖，特别适宜发展葡萄、橄榄等经济作物。半岛的矿产资源和林业资源尚属丰富，但由于当时的开采水平低下而远不能满足人们的需要，因此必须长期从外部大量输入原材料。这些因素是古希腊人不能形成自然经济而只能发展商品生产的重要原因。贸易经济的一个基本条件就是要有便于通商即货物流通和人员交流的渠道，虽然古希腊地区纵横的山脉和不能通航的河流是贸易经济的阻碍，但希腊半岛有多岛的海洋、犬牙交错的海岸线和众多天然优良港湾，众多城邦都有通往海洋的道路，这为古希腊人发展贸易经济提供了交往通途。这些因素使得古希腊人能够利用自己的经济作物的优势，通过与周边其他民族的谷物和其他资源进行交换来维持自己的生存与发展，这也使得在古希腊甚至农业也必须建立在商品经济的基础上。

希腊地区山脉纵横，被分割为许多相对独立的区域，在科技不发达的古代，直接影响了不同地区的人们之间的交往，此种地形促使各独立城邦得以形成，并逐渐成为“政治习惯”。在以后的发展过程中，对城邦政治情有独钟的古希腊人就在各个适宜居住的区域自然地发展起一套独立的经济联系和政治体系。这是古希腊城邦分立传统长期保持的一个重要的地理因素。这种经济自主但资源独特和有限而不能完全的自给自足、地域狭小且人口不断增长的小城邦，对外有较强的依赖性，必须建立广泛的经济联系，并且有较强的政治盟友的支持和文化上的认同才能持续，这是古希腊城邦存在和发展的一个先决条件，这极其深刻地影响了古希腊的政治制度、政治文化和政治哲学。

公元前10世纪以后，多利安人的侵入停止下来，古希腊社会进入一个较长的安定时期，古希腊人在内部整合与向外扩张的过程中，没有发生大的战争。从公元前8世纪到公元前6世纪，古希腊人从半岛上大规模地向外移民。其原因众说纷纭，有人口过剩问题;城邦政治斗争而被驱逐出境;外敌侵略而被迫流落异地;因自然灾害而远走他乡;一些人受到某种诱惑而出走，等等，移民的具体原因不一而足。但从大的方面上讲，主要由两种机制所造成:一个是人口的自然增长，另一个是外部的入侵所导致的人口流落。古希腊人的移民有三个显著特征:其一，移民往往不是乌合之众，而是有一定秩序的群体行为，有的是在本邦政府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移民团体每到达一个新的地方，总要夺取或开辟一片土地分配给各个成员。为了防卫当地居民的袭扰或者海盗的劫掠，他们筑城聚居。这便于他们在新的区域中继续过有秩序有组织的生活，而避免了乌合之众的矛盾与冲突。其二，移民只占沿海，一般不向内地纵深发展。“希腊人的海岸仿佛一条密缝于蛮邦原野这一大片织锦上的花边。”^[1]这说明他们移民的目的至少在后期主要是占有工商业据点，商品经济的不断扩展是移民活动的主要动因。不向内地特别是亚洲内陆纵深发展，避免了与内陆居民及其国家的对抗与冲突，从而赢得了一个有利于贸易经济畅顺发展的和平环境。其三，移民所形成的殖民地与本邦的关系基本上是邦际关系。尽管移民与本邦不可能割舍经济、政治、文化和情感上的诸多纽带，但由于古希腊移民制度的基本原则所确立的殖民地与本邦的关系，既不是本邦开拓的一片属于自己的国土，也不与本邦建立什么“宗藩关系”，它就是一个独立的城邦殖民。新城邦一旦建成，该城邦的殖民也就丧失本邦公民的资格而成为殖民城邦的公民。显然，古希腊殖民活动不是旧国家的扩张，而是新国家的建立。这一制度形成的原因是复杂的，但后果是明显的，既能保证和有力地促使了殖民地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独立发展，也能使其与周边其他民族建立睦邻关系。

古希腊特殊的地理环境以及与周边民族的关系为古希腊社会的持续平稳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特别是在文明社会的早期非常适于建立城邦国家，又便于这些城邦之间建立一种有一定商贸交往和政治联系的同盟。移民活动大大地扩展了希腊人的疆域，为人口的增长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也缓冲了内部的紧张关系并加强了内部联系。通过这些“花边”城市，他们又与内陆特别是亚洲内陆广阔的农业区域发展了商业联系。这为大批失地公民或者在新的地区找到了安身之地，或者在迅速发展起来的工商业部门中找到了立命之位。不仅缓和了城邦内部的经济矛盾和政治冲突，而且也使得自由民的经济力量得到了有效的保存甚至扩大，这对孕育古希腊政治哲学及其基本精神的凝练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但当社会的经济、政治、科技和军事力量进一步发展时，这种特殊的地理环境又成为建立奴隶制帝国的天然条件，陆地中纵横的丘陵并不能阻止不同地区之间的沟通，人们可以构筑条条通道，岛屿遍布的地中海成为帝国内部相互交往的通途。奴隶制帝国的形成影响了古希腊政治哲学的建构、转变并最终促使其衰落。公元前5世纪以前，古希腊社会从氏族部落向阶级社会转变，这种转变基本上是内部结构调整，没有发生大的冲突，并逐渐形成了城邦政治，从而孕育了古希腊政治哲学的胚胎。公元前5世纪以后，随着古希腊人的活动范围和利益的不断扩大，与波斯帝国发生了尖锐的冲突，打破了和平环境，古希腊社会内部的冲突也不断升级，古希腊的政治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有力地推动了古希腊政治哲学迅速地走向成熟并建构了完整的理论学说。公元前3世纪以后，希腊化世界与罗马帝国的形成扩大了古希腊的地域范围，也深刻地改变了古希腊社会的政治格局，促使古希腊政治哲学发生转变并最终走向衰落。